仰组词_仰梁以思章太炎
冬日长闲，偶理杂物。
狼籍中，捡得一册前年的《读书》旧本。
按说“器惟求新”，书却不一定新的才好，只是家中零散而来的旧杂志，毕竟不免阅后轻掷，况且自己也改不了零乱无章的毛病，弄不好总到岁尾收拾时，付之打捆秤斤被小贩携去，无如之何。
但这一回却起了一点儿“睹物思昔，再见犹怜”的心情，好像弃之有所不忍。
虽不到落花衔草不胜依依，重抚旧文，也近似朝华夕拾一般。
这一册旧刊上载有余英时先生《自序》一文，想起当初过眼，曾打算俟余著行市后有所裨益，不想过后因心思漶漫而忘记了，再读不由一憾。
不过，当下重新细看了一遍“自序”，发现余先生讨论“士”的问题，虽为简要指点，正同自己近日傍炉而读的几本杂书有关，引起我仰梁以思，这倒是初读时未能意会的。
案头几本杂书，共同点是都论述或涉及章太炎。
章氏殁去已五十余年，消息渐远。
好在有人在当时和嗣后来回忆他研究他，专题积累，叩集成编，成书还不只一种，关于章氏的做人、学问等等。
书已在，可能读者不会多，但就研究历史或了解点儿历史的愿望而言，正不妨尝鼎一脔。
前辈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尽的价值，正如往昔有黄梨洲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证诸若干学术思想史迹的缘起离合，继有民初梁启超、钱穆分别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综说缕析各家专题。
关于章太炎的专题，篇什主题似散漫了些，却宜于漫览，亦不妨别作“章氏学案”――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来看吧。
有了“案”，但不一定能“断”，因为这同“办专案”不是一码事。
另，虽然人们常以为历史学家往往有“后见之明”，也并不尽然。
譬如就习惯于给活人或死人定性这一点来讲，说章太炎一生蹈历而且浮沉究竟是个地主阶级反满派，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或者定他为“法家”还是“儒家”，官司总就打不清。
倒是余英时关于“士”的一条意见令我引为同感：“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
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
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
”(《自序》)接着该说，转按之章太炎，也恐怕未见其合。
虽然他称得上传统迄至近代之际一个兼有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士”。
总之这意思无非说，书上的论述归论述，看过还可以再想想、再研究。
端茶打卯，该补说几句“士”。
余英时先生以为历史上所谓“士”，从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开始，便是天地人伦间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文化使命和宗教精神的承当者，这同现代西方所谓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极为相似。
当初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若分别言之，这种规范性解释，乃侧重于“士”这一称谓承载的价值功能，并不仅仅表示一个人的社会职业与身份(包括他的学历、职称等)。
诚然，从此一特定意义来言说“士”，已经意味着：读书人在做人’和做学问(知与行)上是否该向上一路，秉取其理想的典型性格！即以“立心励志”和于言行上行志的修养实践为前提与归宿。
自然，应该承认有主观和客观上的种种限制，臻于理想并不容易。
但有人肯努力去做，章太炎也是其中一个。
他活动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若能作一鸟瞰，正似“大棋盘”中的伶仃一“子”，棋局开而复残，残而复酣，了犹未了，这在他，有显身手的时候，也有受绳制、遭坎坷的时候。
个性秉赋、时代际遇、传统背景，若干因素碰撞而且合力来塑绘其并非单纯的色彩。
于是，了解章太炎的生平与学术，又等于了解怎样一个执着而最终并不理想的志士形象，以及百年中国史由古典传统向现代选择转型的一个侧影。
章太炎(一八六七――一九三六)，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太炎”是别号，号既广为所闻，反掩其名字。
蔡元培有挽章氏一联云：“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上联道出署号“太炎”之由来：倾慕黄宗羲、顾炎武，寄志于承绍先贤不泯的民族精神。
下联述太炎既为自成一家的学者其治学之所由来因缘。
德清俞曲园(樾)、瑞安孙仲容(诒让)都是清末国学宿老，长于治小学、群经、诸子，太炎于其间多有师承沐惠，抉发旧旨，或立新说，确认自家的学术规模，根柢。
广学，亦即兼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朴学的本末大致，而其基本意脉启聩开来尤在史学(钱宾四曾语及此)。
这一入手的旨趣、气象，当然与今天的情形相当隔膜，在当时却是与奔竞于场屋八股之间的文士有大不同，细论则有知识构成上的区别，有将理论理性转化为文化实践与闭门觅句不问时艰的区别。
再说“风气”，其时士林有康有为、梁启超一流振起于仕途，参与维新，卒至颠踣，章太炎则一闾巷之人发为不平之鸣，亦不免去国流亡屡扑屡起，正是平民中一有识之士。
这些不同之处，大约也见出章太炎作为传统中一“士”，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相对的“未定项”。
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非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不能超越者”(余英时语)。
以此去看太炎本身，倒也仿佛。
时代运数选择人，人也选择“我之所以为我”，在人与历史之势的推挽中，章太炎承当他所认为于时于远的迫切的文化使命，他的《书》就有迫切而言的含义。
这种承当还不免带有他拂衣高蹈、不囿流俗的特色，带有成功和失败。
太炎的评论者，口吻间莫不率先推许太炎一生作为“志士”的意义，即以民主革命的呐喊往来于戊戌之后的思想界，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两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要之确为太炎本色。
也正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话，被太炎的言行所诠释了。
述其为“侃侃直言”一士，也不过一形容语，待到被形容者真成“并世无第二人”(鲁迅语)，却正不易到，虽然也不免多获訾议。
除了鲁迅所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史籍所载行状，多见“披靡”。
纸短，只能聊为补注一二。
在我想，太炎之为“志士”，贵在“向上一路”，即表现其挚情、理性、抗议精神的积极和义无反顾；表现其人格浣洗的真率、彻底及其“狂士”的一面；表现其并不得志，而亦不丧其志；等等。
说到太炎以叛逆精神抗拒种种专制者，事实颇多，而吕先生却说：“从来冒犯权贵易，得罪朋友难”――这就有超出常见的理解――“因为权贵虽然是权贵，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是疏远的，朋友就不然了。
太炎和康长素一辈人，非无雅故，然因学术上的歧异，即不恤称长素为妄人。
蔡元培在五四时代，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不但以学问见尊，而且以名节见重，太炎却说他‘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元培是否如此，我不欲推论，然太炎为取巧立名者戒之意，则可谓至深切了”(《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历史间常不免恩怨是非，殊难定夺，但诸如此类，好在太炎坦白襟怀不苟且委俗。
所以他的“革命”遭老师俞樾的痛斥，也不出偶然。
据说一九O一年他在苏州趋奉先生，遭先生骂，责其“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卒不为所动，执意独行，并有《谢本师》一文发表。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可见他的敢于自试。
按说，背师拂礼原非读书人所愿为，但以不能调和原则为无可奈何。
一叶知秋，太炎的不肯以俗累殉理想，至于大端，便可不复多论。
既述其直节一二，予人印象较深的是章太炎的两次被囚。
一为辛亥革命前一为袁世凯当国时，却都见出志不可夺而弥坚的性格。
其一，一九O三年，章太炎与邹容在《苏报》刊载《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等犀利文字，清廷震怒，力挟上海租界当局拘捕章、邹。
某日巡捕至学社搜查，章太炎即挺身而出：“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邹容其时乘乱从后门走脱。
太炎的不寻常还不仅此，事后他还要写一字条给邹容，要他不必躲避，勇于以自己的牺牲为后来者作楷模。
想来这也不怪，因为他惟求大义，是甘心彻底行事，勇于承当的。
于是亦随之有邹容的绝然赴狱。
太炎于西牢中赠诗给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两头。
”大有后尘谭嗣同血流燕市的气概。
民国后，既可说太炎的奋斗，志已有达，也可说终究不得其志，要之为本色乃在仍不堕其志。
于是舍身赴难既已有一，更不惜有二有三。
鲁迅所谓“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就是纪念太炎二次被囚前冒危入京的孤胆孤愤。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这种抗议姿态，虽不免被视为“愚”、“狂”，却诚然顽强地表现于太炎被囚两年、数度绝食的困境中。
人世间真诚与虚伪、直节与矫情的分别，往往既不容易立辨，又终究可以判然。
清兮浊兮，可叹太炎之苦心。
怪不得白居易会叹息：“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甯子解佯愚！”(《放言》) 太炎自况：“蒿邪识麻直，弦急知韦柔。
”他的使酒骂袁，以死抗争，在旁人看来，无异“现代弥衡”，但太炎却还有他深一层的悲哀：“观其(袁世凯)所为，非奸雄气象，实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弥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 关于太炎的狂士行径，当时舆情有“章疯子大发其疯”之语，未免皮相之见。
“疯”与“不疯”，似乎也是个历史心理研究与文学描写的主题。
我们不能否认章太炎的“狂”，有传统人格的狂狷成分，也有性格气质上怪僻的成分(如他后来鄙薄白话文的过分，并戏评自己的弟子有如太平天国的五王，其中钱玄同为翼王，因为他曾经“造反”。
又如他的讽刺弟子顾颉刚①)，但究其要谛，原是个精神哲学的问题。
适见澳籍华人学者谢樱宁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章太炎年谱摭遗》)说到太炎思想中的“儒侠”成分，正可案此备一解，他说：“试观太炎一生行径，但凡‘义有未安，弹射纠发，不避上圣’，原是这种他所高调的‘特立独行’精神的散发。
……章太炎在斟酌‘大独’、‘大群’之际，如此推重侠者的古风，恐怕正因他们分享着追求正义的共同心理(“正义”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与‘悍然独往’的共同气质。
事实上，他自己便是一个精神上的独行侠！我们从他的‘依自不依他’的哲学，到他对许多实际问题的议论――诸如批判公理(刻薄寡恩，凌藉个人)，反对朋党……倡敢死论……都不难察出其间共同的心理基础，及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联系……未尝不也隐含着一种积极的思考。
” 还不仅此为止。
其实，章太炎要说，除开“疯”与“不疯”的某种区别(如他所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了。
”这神经病应该打引号)，“疯”与“疯”也还有不同：“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就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欢迎会上的演说)如若这意思在今日耳闻，犹觉痛受针砭，便证明还有道理，能破破寻常故实假面衣冠，更为“做得狂士”下一明心见志的转语，并非只是怪论。
何况还有另一面，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还有他与孙中山先生的始而分歧误解，终而捐嫌推诚，都还可作怪而不怪的证明。
如果说章太炎是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者，我想，似乎比较给他戴别的帽子更合适些。
回过头去看，他的学术思想活动姿态与他的社会政治参与不完全是一回事，虽然其间不无关系――或仍不妨称为“切近与腾离”的二重姿态。
学者与志士、知识与道德、物理与身心、求是与致用、训诂与义理，看起来是颇难调和折衷的矛盾，但面临这一矛盾，毕竟已成学术思想史推至近代、“拆解”和“重建”的文化使命提上日程的境况。
在这一境况中，太炎的思想形态中存在上述两极对持的概念，虽不免曲折摸索难保其不陷于矛盾错综，却正是太炎之所以为过渡者的太炎，为与当代意识有所斟酌对谈的意义所在。
就此而言，了解太炎学术思想活动的演变本身(如《书》变为《检论》的数度修订变化)，可能比以往那种就人就事论褒贬更有意思。
其实可作一“历史文本”来读解，也可联想同样具有两重性格的当代士夫如何面临同样的“两难处境”(例如如何承当文化使命)。
这就有了一点儿读史的“镜子”意味。
至于是否“立雪”“国学大师”之门，原也无可无不可。
不过，容或插一句老实话，章氏的著述也有和人作对让人蹩扭之处，一来择字冷僻揉以古雅文言，不免令后学望畏；二来每常博骛渊深，较难索解，难啃之余敬谢而已；再三，有些问题，如涉及经今古文之论争，以民族主义为旨趣的史学考训等，既难用以经世致用，有所睽隔亦不待言。
这都很自然的。
若不以此废彼，钱穆曾引太炎自述的学思理路：“少时治经，谨守朴学，遭世衰微，不忘经国。
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囚系上梅，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居东释《庄子》，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说《论语》。
又以庄证孔，知其阶位卓绝。
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逊顺。
”(《余杭章氏学别记》) 一个“平实”，一个“博大”，一个阡陌纵横，自铸体系，仅就学力、读书的本事来说，就难追。
如果要判断这是否过甚其词，恐怕也需要相当的学力。
如道、释、儒怎样揉和？如怎样从“非儒”到重新体认儒学的价值，如怎样从否定又到肯定王阳明的“良知”，如怎样理顺矛盾中的“内在理路”、自性与外受的关系，等等。
问题不少，要旨何在？又比如，近代学人常有史家及传记作者所谓“滑坡”现象，即如章太炎晚年的由“革命进步”滑至“复古倒退”(这一说法亦被运用于严复、钱玄同、刘半农等)。
迷惘的原因何在，还感到流行解释公式的不够充分。
以章太炎论，晚年渐与现实隔绝，自然难以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反应，即给“半截子”论以一注解。
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民国后不理想的现实环境给予他的理想以极大抑制，逃避也便往往成为一种反抗。
而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作为学者，其学术思想、价值选择的演变自有其内在理路，何况已处于一个反思的阶段。
这样，所谓“倒退”，如果不仅仅从政治态度上去看，也不妨视之为一种“自我修订”――看来也像是由“切近”转向“腾离”，由致用、事功转向求是和学理本身了。
这当然易导顾此失彼之患，可惜难得具体分析，惟以“倒退”二字定谳，实不尽然。
谢樱宁先生通过具体分析，得出一些立意不同的解释，也启我同感。
也就是说，从思想看，由早期到后期，章太炎经历了从破坏到建立，从分析到综合，从排斥到兼容的学术发展方向。
一方面给“全面的反传统主义”以质疑，另一方面追求自身哲学视野的开展、思想装备的融合。
也可以说是由“静观的人生”去反观“行动的人生”，由现象去求本体。
也不妨说，思考会带来些有意义的成果，如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寻求，体认超越以往的知识论、道德论的努力，以及由“高调”转向“平实”。
与其说章太炎后期学术思想的综合、兼容气象为“倒退”，毋宁说，乃是其批判精神和道德勇气流衍的内在逻辑归宿，倘若这精神和勇气不是浮浅无根的话。
自然，还不排除思想格局(如“体用”、“名实”等两极对峙及联系的范畴运用)的影响与历史沧桑的铭感。
”(《汉微言》) “真”与“俗”这两个字可能包涵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阐释、历史秘密、人与世界的关系。
由于有二者的分别对待，便有章太炎思想中的矛盾起点：真为理想，为宇宙究竟，人事本然，为“无我”、“断执”；俗为现象界与历史片断，为“众生之我”。
真为求是，俗为致用，便有知识与道德的分途并进。
在章太炎看来，俗是真之动，真是俗之体，二者的相互联系依存又表明两个世界原不能分离。
这使我想到：中国的“士”不仅要热烈地改造世界，还需要冷静地解释世界，还有，就二十世纪的现实而言，或许不再迷信人类的问题单凭“乐观的理性”便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的双向流程，大致勾勒了章太炎思想的历程，谢樱宁先生难得对此作了耐心的考察，轻叩缓发，契知底蕴，助人仰梁以思一个前驱者暗中徘徊的心语。
其言谓：“章太炎在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一度走上‘真界’的高峰，企图树立一种绝对的是非与价值，超越现实与常识、超越法律与公理。
然而他内心深处又很明白这种孤绝的价值与世俗之间的巨大矛盾，他只好借着《齐物论》的枢纽，开始‘回真向俗’，试图‘以不齐为齐’来调和真俗之间的冲突。
最后，还是只好把是非价值的树立与选择，交到社会中的个人手里，让个人的内心来认识，让个人的行动来实践……”(《章太炎年谱摭遗》210页)诚然，我们也将无法回避章太炎所开启的思索历程，他对人生深挚的道德关注。
静夜思之，又念“述往事，兴来者”。
一九八九年末日――九O年元日，北京东四(《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4.55元；《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2.80元；《章太炎年谱摭遗》，谢樱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1.75元) ①顾颉刚在欧洲学成归国，拜老师章太炎，大谈科学证据，强调事物以亲见为可靠。
不料章太炎极不耐烦，问：“你有无曾祖父？”顾答：“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父呢？”――“那么，你亲见过你的曾祖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