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话凄凉 相逢何处话凄凉
2002年清明。
似有似无的绵绵雨丝，濡湿了青山环绕的这片公墓。
在一块平常不过的墓碑前，站着平常不过的一家3口人。
一把雨伞下，那中年妇女把一束鲜花轻轻放在墓前：妈妈，爸爸，我来看你们了，还有你们的女婿，外孙…… 墓碑上镌刻着她母亲、浙江大学教授曹萱龄和父亲、台胞余建彬的姓名。
一个父母双亲的合葬墓。
虽然身边站着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她却像是回到了童年时光。
波儿，我的波儿！是妈妈在喊？是爸爸在喊？喊声里分明带着忧伤！ 一个女人的用心选择 余惠波的家与浙江大学有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叶，她父亲余建彬和母亲曹萱龄曾是浙江大学的同班同学，此后，母亲曹萱龄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
每天，余惠波在这所著名学府中走进走出，走在留下父母青春时光的地方。
初升太阳送来玫瑰色的温暖，那繁茂的梧桐树下，似乎仍流动着当年父母亲朗朗的读书声。
而晚风吹散一天疲惫，那长长的碎石小路，好像还回荡着他们散步的足音。
球场阵阵哨响，使她想起因屡战屡胜而扬名全校的爸爸的身影。
看台的啦啦队喝彩不断，宛如仍有妈妈为球队加油的呼喊…… 1937年“七七事变”，震碎了万千学子的读书梦。
淞沪战役后，日军大举进逼，江南摆不下一张课桌，浙江大学内迁贵州。
他们携手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活动，把抗日救亡歌曲送到民间。
他们演出抗日活报剧，余建彬男扮女装，演活一个家破人亡的流浪女，激动了全场观众。
等他们大学毕业，曹萱龄留校教书，余建彬应朋友之邀去邻近的酒精厂任职。
抗战胜利，眼看逃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他们在一个小镇上举行了婚礼。
请来同事和同学，大家举杯祝贺他们结成秦晋之好，也祝贺胜利后各自返乡的前程。
他们没什么钱，最奢侈之举是新娘曹萱龄买布做了件旗袍，余建彬说她穿着真好看。
他们的婚姻，外人看并不般配。
曹萱龄既漂亮又聪明，门门功课是全班最拔尖的，深受老师赏识。
而余建彬学习成绩位居中游，他的精力和才华闪现在运动场上和文艺演出中。
朋友劝她三思，而性格温和的曹萱龄在婚姻大事上倒是很有主见，非他不嫁，大概真是缘分吧。
曹萱龄后来告诉女儿，当时她身边条件好的男同学多了，成绩好的，长得帅的，她都没有动过心。
曹萱龄笑着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在贵州，学校搬家，他负责押行李车，人家行李都在，他的行李却丢了。
她知道，爱情中最重要的是人，一个女人更多的是用心在选择…… 杭州基隆都是家 1947年初，外逃的人蜂拥返乡，纯属消费城市的杭州，职位奇缺。
余建彬想找份稳定的职业，有朋友请他去台湾，因为他懂客家话，正是急需的人才。
台湾在曹萱龄看来并不比贵州更远，去祖国的那个省份也就是坐两天船而已。
她是个胸襟开阔的知识女性，能理解余建彬失业无着的惆怅。
她与余建彬相约在暑假。
到了暑假，她启程去上海，乘船到台湾基隆，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踏上台湾岛。
余建彬专门借租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买来鲜花插在花瓶里，把新婚照片挂上墙，布置得简朴而雅致。
曹萱龄非常感动。
因为余建彬随便惯了，他是为了她才这么勤快的。
“小别胜新婚”。
余建彬上班，曹萱龄在家静静看书，然后做好拿手的饭菜，等余建彬下班共进晚餐。
散步是每晚功课，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没个完。
有时他们一起去朋友家串门，或者邀请朋友来玩，还在休息日游览日月潭等名胜。
余建彬得意地点头。
旁边的曹萱龄不好意思，朝他瞪眼睛。
后来曹萱龄说他，人家客气你当真啊。
暑期结束，曹萱龄回到杭州，不久就发现有了身孕。
他回信给曹萱龄，一遍遍地叮咛，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好像他变成个医学专家似的。
次年开春，余建彬算算预产期快到了，让曹萱龄去他那里，曹萱龄向学校请假再次来到台湾。
余建彬跑前跑后地伺候，说要把她“供”起来，生怕有半点闪失。
曹萱龄问他，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他说，男孩女孩都是我们的宝贝。
这一天，1948年3月26日，曹萱龄在基隆生下了她。
焦急地等在产房外的余建彬，抱起襁褓中浑然不觉的女儿，说她长得像妈妈又像爸爸。
报户口之前，他俩为她起名很费心思，既不想太俗又不想太艳。
还是余建彬说：我是广东惠来人，你是浙江宁波人，就叫她惠波吧。
自从有了女儿，一到下班时间，余建彬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开心地喊波儿。
曹萱龄看他逗女儿眉飞色舞，“抗议”道：你眼里只有波儿，把波儿妈忘了，我可要吃醋了！余建彬却说：哪能呢，我不是叫波儿嘛，又不是叫惠儿，还是你那一半重要呀！曹萱龄笑了。
台湾朋友劝她留在建彬身边别走了，曹萱龄有些动心，余建彬也为她找了份在台湾教书的职位。
但是曹萱龄割舍不下浙大的教学环境，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对她十分器重，她不愿留在台湾。
余建彬尊重妻子的决定，他深知母校在她心头的分量。
余建彬把妻女送上了去上海的客轮。
汽笛拉响，余建彬最后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脸蛋和曹萱龄道别，并叮嘱几句多保重的话。
船缓缓地滑向大海，岸上的余建彬挥手向她们摇啊摇…… 此一别水天淼淼 女儿余惠波出生的那一年，余建彬、曹萱龄刚好30岁。
他们似乎都离政治很远，余建彬醉心于化肥企业的技术项目，曹萱龄埋头在浙江大学的教学领域。
他们盼着来年暑假，女儿就满周岁了，就能跚跚学步了，就能喊妈妈爸爸了，一家三口又可以团聚了。
再忙再累，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模样，不由得也快活起来。
校园有她学生，家里有她女儿，曹萱龄在两点之间忙碌着，并牵挂着另一个点，台湾。
牵挂和被人牵挂都是一种幸福，曹萱龄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时局变幻，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战云密布。
从此天各一方。
打开全国地图册，指着那片树叶形的岛屿，告诉她那是祖国最大的宝岛，宝岛上有爸爸。
痴情的曹萱龄从没有忘记丈夫的一切，哪怕很细微的往事。
她很骄傲有个当大学教师的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她觉得什么也难不倒妈。
曹萱龄向来精力充沛，仿佛跟忧愁烦恼无缘，只有女儿能察觉到，她有时会走神，莫名其妙地不快活。
她问妈妈：是波儿惹你生气了吗？妈妈回过神来，望着她轻声说：没有。
有几次，曹萱龄同事来找，她就让女儿在外屋做作业，或者到外面去玩，曹萱龄和客人把里屋的门关上。
也有时她们谈话并不回避她，以为她什么都不懂。
其实她隐约地感到，她们劝妈别再苦等爸了，因为爸在台湾回不来的，再等下去也不好。
凭妈的品貌和学识，重新成家并不难，可曹萱龄说什么也不答应。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曹萱龄像对她说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爸爸会回来的。
1979年，余惠波结婚怀孕，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当了外婆的妈妈抱着外孙左亲右亲，伤感地说：你爸爸要当外公了，他还不知道呢！一别30年，你也长到我生你的年龄了，也做妈妈了，却没见过你爸爸…… 1984年，曹萱龄病倒了。
检查结果叫女儿目瞪口呆：肺癌晚期。
曹萱龄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跟她谈起爸爸，并没有怨恨，只有牵挂。
当她整理妈妈遗物的时候，她看到妈给美国一位老同学回信的草稿，信上说：她30年来惟一的愿望，就是建彬能生活得幸福，包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如果建彬愿意回来看看，我可以老同学的身份接待他。
余惠波泪如泉涌。
清明时节雨纷纷 余建彬在台湾何尝不在思念，一向倒头就睡的他患上了失眠痼疾。
虽然在台湾还有他的弟弟，她的叔叔，可是谁也不能治好他的心病。
他四处打听，终于在海边找到一条准备偷偷去对岸海域的渔船。
他拿出很多钱，说动船老板捎带他去大陆，他要去和妻儿团聚！ 一个月黑星稀的夜晚，余建彬上船了。
涛声里，船老大解缆起锚。
叔叔在家发现余建彬不见了，又看到了余建彬留下的字条，找来几个熟人开车飞快赶到渔港，他们硬把余建彬往岸上拽。
叔叔说：你好糊涂，这么小的船，这么大的海，你这是去送死啊！余建彬说：见不到老婆孩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余建彬死也不肯下船，抓住船的护板不放手。
他们都哭了，哭声被淹没在风浪里…… 眼见两岸隔绝遥遥无期，余建彬陷入绝望境地。
几年间，他对酒当歌，一醉方休，身体每况愈下。
朋友劝他另成家，他总是一口回绝。
年纪越来越大，以为这把老骨头要埋在异乡了，才由朋友牵线，在当地找了个家境贫寒的女人照料生活。
那女人没文化，也不要名分。
1987年初，两岸之间出现了松动，“返乡探亲”的呼声在台湾报纸上时有所闻。
一天，杭州的余惠波突然接到一封香港转来的信，信封上写着：杭州大学曹萱龄女儿收。
这是她38年来收到爸爸的第一封信，终于，她也能够给爸爸写信了。
啊，38年，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 5月，余建彬要来杭州看女儿，他来信说，他等不及了。
她怕她认错人，特意约了爸爸和妈妈的老同学、机械系教授汤伯伯去机场迎接。
汤伯伯很自信：你爸爸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在机场，还是女儿一眼认出了爸爸。
桌上的菜肴很合爸爸口味，一瓶浓浓的竹叶青，父女俩一杯杯啜饮。
阴云低垂，她和爸爸来到杭州郊区的南山公墓。
他像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抖动着，哀伤欲绝而悲痛无助。
77岁的老人了，跟爱妻再会，却是在坟前！他能说什么，他又该怎么说？ 回到台湾，余建彬卧床不起。
余惠波匆忙请了假，绕道香港赶到他的面前，余建彬身体一下子好多了。
他拉着她的手，叫她波儿，和她说她小时候的故事。
他还坚持陪她去公园玩，让她搀扶着他，欣赏亚热带风光。
她隐隐有种预感，爸爸知道来日无多了。
待她又一次赶到台湾，面对父亲的遗体，她无语哽咽。
母亲和父亲，都已作古了，都已回到他们生命的来处。
她为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知道，对于父亲来说，有些事，只有死才能解脱。
她从台湾带回父亲的一部分灰骨，和他衣物的灰烬，还有一双他穿过的皮鞋。
她把它们葬进曹萱龄的墓穴。
父亲的双脚走过千里万里，现在才终于走到母亲身旁。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责编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