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舒新城的“倾城之恋”】
民国文人的婚恋故事中，属师生恋的为数不少，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孙�工与王梅痕等。
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众的思想渐趋开放，师生恋不会遭到来自道德方面的激烈反对，但是，还是有人对师生之间的恋爱有些非议，这可从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找到证据。
但是更有极端的，因师生之间的密切交往(甚至还谈不上恋爱)而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引发当局的追捕，几乎丧了当事人性命的事。
这在20年代的成都真实地发生过。
多年后，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对此仍愤愤不平： 在现在青年人的眼里，男女的交游和恋爱在人生的过程中，实在是最平凡的一件事。
但在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在西南一带的社会，在那些以旧军人伪君子卫道者和臭名士所联合组成的封建传统的旧社会，把男女的交游和恋爱，看作是一种伦理的犯罪行为。
他们有时利用武力，可以制你的死命，然而社会上还要对他们歌功颂德，说他们是伦常的卫队，道德的救星。
(刘大杰《序》，舒新城、刘济群《十年书》，中华书局1945年版) 这就是1925年4月底5月初发生在成都高师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
一个湖南人，一个四川人，在成都高师相识、相交，共同抵御了外界的无端责难，经历了生离死别，最后喜结良缘，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
舒新成入川 舒新城，1893年生于湖南溆浦，家境贫寒，1913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毕业后在长沙的一些学校任教。
在此期间，开始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心理学。
20年代初，他在湖南省立一师、上海吴淞中学、江苏省立一中等地大力推行道尔顿制，并在《教育杂志》等报刊上撰文介绍，使道尔顿制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
作为最早实验并大力倡导者的他，一举以教育改革家闻名全国。
1923年11月，经恽代英、穆济波等人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3年2月，恽代英应时任校长的吴玉章之聘，到成都高师讲授教育学等课程。
7月，恽代英去上海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团中央工作，便向吴校长推荐舒新城来接替自己。
1924年2月，四川政局发生变化，杨森部攻占成都，吴玉章校长辞职。
接任者为原高师英语学科主任傅振列(子东)。
1924年10月15日，为调查全国教育之志愿，领略蜀地人文风情，舒新城放弃了南京平静而安舒的生活，孤身一人溯江而上，11月3日晚到达国立成都高等师范。
此时的成都高师，占地面积不过数十亩，校舍都是平房，只能容纳四五百学生，已实行男女同校。
11月11日起，舒正式开始成都高师的执教生活，开的课分别为：为三年级开中学教学法，为二年级开现代教育方法，为一年级开教育心理学，每周教课12小时。
结识李劫人 由于人生地不熟，刚到成都的舒新城认识的朋友较少，除去校内的旧识王克仁、黄淑班夫妇以及孙卓章外，校外过从最密者首先要算陈岳安。
陈是一位佛教居士，1919年舒在长沙办《湖南教育》月刊时，他们就有文字上的交往；1920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学任教时，陈作为四川教育考察团的代表到上海，两人还见过面。
通过陈的介绍，舒新城认识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川报》主笔李劫人。
关于他们的初次见面，舒新城在其散文集《蜀游新影》(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中有详细的叙述： �人长不满五尺，但两目灼灼有光，讲起话来，声音高亢而嘹亮，气势从容不迫，俨然向人演说的一样。
他平常作事的责任心如何，我因为系初见面而不能断定，但他说话一字一句不肯轻放过，两手抱着水烟袋也在那里一口一口地狂吸，走起路来就在房间里也是大踏步向前的态度，很可以想到他平时治事的精神。
(P170) 两人好似久别重逢的故人，谈天说地，无话不说。
李劫人个性耿直、乐观，颇有侠士之风，甚至个人的恋爱隐私也不隐瞒。
经过初次见面的畅谈，李、舒二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出游，感情益深。
正常交往刘舫 如按课时安排，作为教师的舒新城与作为预科学生的刘舫在课堂上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由于刘舫在王克仁家补习英语，而舒新城也时常到王家走动，他们于1924年12月24日第一次相见。
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着相机，这在20年代的成都是个新鲜的玩意，自然吸引了包括刘舫、林静贤这样的女学生。
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一月一日的上午，我们又在王家偶然相值，她们见我带有相机，要我为她们照相，我即为合摄一张……五日又相值，她们因为旧同学刘某岳某新购一照相机，而不会用。
请我代为指导，于是第二日她们四人及高师女生王某同至王寓，我当为之指导一切。
(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华书局1941年版，下引该书不再注明) 指导完照相之后，又为她们冲洗照片。
由于照相需要实际练习，他又带领一大群男女学生在成都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采风。
在与舒新城的多次接触、交流之后，刘舫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宽，思想上也不够先进，于是提出向舒学习语文及阅读方法；而舒新城对于好学的人，无论男女，自尽力指导。
教师舒新城和学生刘舫的相识、相交，是正常的男女交往(舒新城在南京已有妻子和儿子)，根本谈不上有恋爱关系；但是在风气闭塞、封建礼教极为浓厚的成都，却演变成一场危及个人性命的“恋爱风波”。
今天看来，真有些匪夷所思。
舒刘成众矢之的 舒新城的薪金每月200元，与成高一般教师相比，确实优厚得多，而且每月的薪水不得拖欠。
享受这样的待遇全校仅此一人。
1925年4月初，因经费问题，全校教师曾一度罢教。
舒新城因学校未欠自己的薪水，不但拒绝罢教，而且还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课上完，不得不给学生加课。
这使同事感觉不快，更遭到一些教师的嫉恨。
在教课之余，舒新城还不断在校内外演讲，平均每周有两三次，极为活跃，乃至成都的报纸几乎天天有舒新城讲演情况的报道。
与上海、南京相比，20年代中期的四川教育落后、保守。
作为教育改革家的舒新城，来到成都高师后，社会上的所见所闻让他很快感受到了旧有教育制度的弊端。
在讲演、课堂上，他难免借题发挥，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作法多有责备之词。
而刘舫不但成绩优良，而且面容姣好，极易成为异性追求的对象，而追求不到的异性又容易 转化成恨，随时等待发泄。
对于同性来讲，她的成绩、面容以及知识使得她鹤立鸡群，令人望尘莫及，这也容易成为她们嫉妒的对象。
所以，两位“红人”的交往很容易成为学校各方关注的焦点。
正如舒新城事后分析： 她与我相往还，我在那时既已风头健得令人难堪，她又那样“红”得令人侧目，我们的往还无异在一般人的“妒”与“恨”的积薪之下烧着火，只等积薪干燥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然而然地燃烧起来。
强令刘舫退学 此时，杨森的姨太太也在成都高师就学，一些女生以长官眷属为后台开始排挤刘舫。
第一步联合起来冷淡对付，第二步偷阅她的书信日记，希望找到可以当作借口的资料，第三步向学校当局告发其行为不正常，欲借长官眷属之意强迫学校令其退学。
1925年4月24日下午，傅校长召刘舫谈话，以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并以一封舒的情书和她的日记记载的种种为证据，为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
但是，这封情书并不是舒氏所写，而以自己的日记为证据，又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问题，所以，刘舫拒绝服从。
4月26日，学校致函刘的保人林梓鉴先生，谓女生告刘有不正当之恋爱，令其转学，自星期一起不必到校上课。
4月27日上午，刘舫仍返校上课，下午林梓鉴和其女林静贤到学校，与校长理论，言语之间不免有所龃龉。
学校以林静贤干涉学校行政、咆哮校长而强行斥退，并请督署派宪兵来校监视。
学校的这种做法让全校学生知道了，其中一些富有新思想的学生很愤怒。
事情忽然起变化 因学校强令刘舫退学未果，4月27日晚之后，事情突然急转直下，一些教师、学生转而把舒新城看成了主要的祸端，罪名是“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于是舒成为了他们缉拿的目标。
舒后来专门分析了原因： 我在思想上本早与许多人对立，在行动上亦早为许多人所不满，再加上刘舫的反对者及“新文化派”学生之反对者各色人等混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另一个集团。
……于是再追原祸始，遂不能不牵机及我，而当晚开会之人，又是所谓“新文化”派，更疑是受我指使，而把所有的罪孽都移我身上。
……数月以来，各方面有形无形受我的影响与怨气者很多，不管结果如何，能够出气、开开心也是好事。
学校中很快形成了驱舒和拥舒两派。
拥舒派只是一些学生，无组织。
驱舒派很快就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4月28日上午，驱舒派请校长在操场开会，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舒新城作怪，祸首乃舒新城。
拥舒派尽管不能平服，但势单力薄，未能扭转情势的发展。
下午一时，以教职员全体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男生陈某为舒刘恋爱之证人，女生陈某背诵日记，教员林某、罗某、以及斋务长秦某说明刘系被舒诱惑。
傅校长无法统驭，只得遵从众议，率领教职员学生代表至军署请兵，斋务长秦某则指挥一些教职员工、学生到舒平时往来之友人处及街上寻捕，明令捕得即行殴毙。
李�人代牢 幸运的是，舒新城于中午十二时半出校访李劫人和陈岳安，有一些学生从学校后门偷跑出来在路上截住舒新城，向他报告了驱舒派的计划，劝他不要再返学校，免遭毒手。
到了李劫人家后，李�人和陈岳安也认为不宜返校，且事情紧急，应该易装避走。
舒新城记日： 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嘈杂，�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逾墙跳至邻居，邻人初以为盗，大声呼喊，岳安告之，且同逾墙，始获无事。
�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入室搜索，不得，乃将劬人捕去。
宪兵走后，陈岳安把舒接到自己家，住了三日，于4月30日晚上由林静贤引到其姨丈吴先生家中，5月5日，又由只见过一面的胡晓卿介绍至亲戚胡先生家中寄居。
先是在校内贴出两条布告：不请假自由出校查出严办；从即日起如再有人与舒新城暗通消息查出严惩不贷。
然后，他们请求督署发布了全省通缉令，四处散布密探，凡与舒新城平日往来之友人寓所以及教堂医院无不派人查访。
同时，加紧对刘舫、林静贤两位女同学进行劝说、追问、威胁，以回校、赴外省求学等为诱饵，希望他们吐露舒新城藏匿之处。
此外，还在成都的报纸上大肆造势。
刘舫不但拒绝承认被诱惑，还自己撰文驳斥报上不负责任的报道。
从5月4日起到5月底，刘与驱舒派在成都报界打起了笔墨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报刊如《民国日报》、《蟋蟀周刊》等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评论，此事成为1925年5月轰动全国的事件。
李劫人被释后，陈岳安和李劫人以及刘舫、林静贤等人就开始了周密策划，以便尽快让舒新城安全离开成都。
而要离开戒备森严、暗探密布的成都，需要办两件事。
一是改装。
他们认为，舒新城的标识除姓名外，就是西装革履长发无须及大眼镜与湖南话，所以让舒改穿长袍布鞋，戴墨镜，操蓝青官话，剪掉长发，剃成光头，留胡须，姓名改为余仁，扮成京华书局主任身份。
二是路费。
陈岳安早有准备，除去轿夫的工资外，还为路上备有数十元零用钱，并先汇了一部分路费到重庆，解决了重庆到南京路费。
5月10日晚，陈岳安带着轿夫来胡先生家相见。
出发时，陈还告诉轿夫，说轿中的乘客是北京人，是胡家的亲戚，对此地语言及地方情形不熟，请路上一定善为照顾。
出城门时，守城军士睡眼朦胧，未仔细盘查，得以顺利通过。
经过10天的旅途，舒新城于5月20日到达重庆，彻底安全了。
舒刘终成眷属 毫无疑问，这件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对舒刘双方各自的思想、生活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舒新城1929年回顾这件事时说：“我虽不敢说此时以前与此时以后的我，完全是两样，但对于人生与社会的了解因此而进步得许多。
也许我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有形无形都为那次的事变所影响。
”(《(蜀游新影)序》)舒于1925年6月回到南京后，转而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著述工作，整理近代中国教育史。
1928年，他接受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邀请，继徐元诰主编《辞海》，后兼任书局编辑所所长，从教育界走向了出版界。
从这件事中，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认为她的表现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之女子所能有，不但对别人的诬害视若无睹，而且还时时关心他人的安危，甚至考虑到自己出川之后何处入校等问题。
所以，因人格上的互相吸引，他们之间因此次事件结成了生死之交，尽管当时还说不上恋爱，只是交往比较密切而已，可从他们之间通信集《十年书》前后的称谓就可看出，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里确实滋长了爱情的火苗。
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六年后，他们最终在上海走到了一起，组建了新的家庭，并育有子女二人。
可以说，1925年发生在成都的高师恋爱风波确实是舒新城和刘舫二人走向结合的一个转捩点。
或者说，正因为这场风波，成全了后来二人的喜结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