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祥：一位劳动模范的人生际遇|时传祥秒懂百科
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王进喜、陈永贵、张秉贵、向秀丽、郭凤莲、王崇伦，等等，数十春秋，这个群体不断壮大。
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的曾经飞黄腾达，但又晚节不保；有的一直循着自己本来的人生路径默默前行。
作为群体，他们的生命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他们的精神凸显着时代的主流价值。
作为个体，他们又将历史的戏剧性用沉浮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
本文的主人公时传祥，便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刘少奇诚恳地说：“你当淘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 1915年，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因生活所迫当了淘粪工。
解放前，淘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
建国后，北京市统一安置了全市的淘粪工，各区成立了清洁队，淘粪工列入了正式的工人编制。
同时，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方设法减轻淘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
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让朴实的时传祥萌发了强烈的报恩心理。
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不畏风雨，以群众的需要为先，主动给自己工作加码，原来每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他却背93桶；淘粪的分内事他做，垒好倒塌的厕所这种分外事他也做。
时传祥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北京市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事迹被报纸广泛报道，他的精神也被浓缩为“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时传祥精神”。
1959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时传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接见参会代表时，走到时传祥跟前，一把抓住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亲切地说：“你是老时吧？”时传祥心里十分感动，也有一些惊奇：刘主席怎么就径直走到我面前来了呢？刘少奇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打消了时传祥的顾虑，两人拉起了家常。
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老时呀！你当淘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之后，刘少奇又问起清洁工人的学习情况，时传祥自豪地向刘主席汇报：“我这个班又进了新生力量，他们是中学生，如今咱们的淘粪工大部分都能读书看报了，只有我还差一点儿。
”听了时传祥的话，刘少奇说：“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劳动模范，光好好工作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
”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使用多年的英雄100号钢笔，送给了时传祥，并叮嘱他：“年底一定要给我写信。
”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而这支英雄100号钢笔，后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 “群英会”以后，时传祥的事迹迅速在全国传开，尤其是《人民日报》上和刘少奇的那张合影更让他成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代表。
北京市曾专门举办了老工人训练班，几千名老师傅悉心倾听时传祥的报告。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时传祥事迹展览，参观人数达7万多人。
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介绍时传祥事迹的小册子――《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全国发行180万册。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信仰的力量使劳动的美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每个人的心扉。
当时，社会上掀起了“背粪热”：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师生，都以能和老时一起走街串巷背粪为莫大的荣幸；来北京开会的干部，都以能跟着老时背一次粪桶而感到自豪。
1963年6月初，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崔月犁，结伴来到崇文区环卫三队“时传祥班”参加劳动。
两位副市长轻装简从，公安、环卫、新闻单位等部门的人一个也没带，来队以后，二话没说，抄起工具，便跟着时传祥外出背粪，直干得满头大汗，两个多小时后才离开。
事后，万里风趣地对别人说：“我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徒弟。
”副市长到“时传祥班”参加劳动的消息见报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时传样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大学生、解放军、歌唱演员……各行各业的人纷纷跑来向时传祥拜师学背粪，最后，连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外宾也来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尤马那拉王子还在“时传祥班”学了一个星期。
1964年，时传祥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的国庆节，时传祥被选为北京市先进工人代表，参加国庆观礼。
此前的一天，毛泽东还特意把他接进中南海小住，在宴会上，周恩来还专门给他敬酒。
然而，这位朴实的老工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竟奇怪地和国家主席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两个月以后，迎接他的将是一场噩梦。
” 1966年12月27日，“中央文革”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开座谈会，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穆欣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江青特别提到：“左派组织最大的危险是被人收买。
现在发现一些省收买红卫兵。
”接着便以时传祥为例，恶狠狠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被收买了。
” 江青的讲话一出，上海的姚文元立即摇唇鼓舌，大喊：“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
”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齐压过来，一夜之间，时传祥变成了“千古罪人”。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心领神会，立即指使人来揪斗时传祥。
清洁队的领导看情况不对，再三拒绝。
来人看软的不行，马上变脸：“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同志已经点了名，今天一定要拉走。
”说着，数十人一拥而入，四处搜寻。
由于受到工友保护，清华大学的这次揪斗行动没有成功。
12月31日，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政法兵团”趁人不备，冲到清洁队，强行将时传祥绑架押走，在政法学院操场召开了10万余人的批斗大会。
他们上纲上线，大肆造谣：“时传祥的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是粪棍”、“解放前时传祥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车”等等。
这些随意编造的“材料”，竟然被作为重要“罪证”，装进了时传祥的档案。
从1967年新年开始，时传祥常被押上汽车，脖子上挂着写有“工贼”、“粪霸”字样的大牌子，拉到京城各大街小巷亮相、游斗。
然而，时传祥始终心胸坦荡，他正气凛然地说:“俺老时活了这半辈子，从未给哪位工友使过坏。
因为俺是全国劳模，受到过刘主席接见，就这样作践俺，俺不怕！”这样的态度令造反派们极为恼怒，他们甚至剥夺了时传祥背粪的权利，不准他从事任何劳动。
除此以外，还将他带到暗室，接受审讯和拷问，用三角皮带缠上铁丝鞭打他，逼他就范，交代罪行。
“你岳母去世后，刘少奇是不是给过你500元的安葬费？” “你们无中生有。
俺岳母还好好地活着！” “你同王光美跳过舞!” “俺老时粗手笨脚，没学过那玩意！再说，俺一次也没见过王光美!” “刘少奇接见你，是不是为了欺骗人民，捞取政治资本?” “刘少奇接见俺这个淘粪工人，全国人民都知道，俺只觉得他和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别的，俺不懂!” “你反对毛主席!” “俺从小受苦受难，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毛主席解救穷人的大恩大德!” “你是‘工贼’!是‘粪霸’!” “俺时传祥在旧北京淘大粪18年，受尽老板的剥削，挨尽军警的毒打，俺什么时候也没出卖过工人阶级，俺不是贼!” 时传祥的回答，有理有据，令造反派们毫无办法。
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淘粪工人吗？” 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时传祥被带到各处揪斗200余场，最多时一天达四五场。
如此频繁的游街、批斗，令52岁的时传祥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摧残。
到了1971年，被摧残了5年之久的时传祥已是形销骨立，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
或许是忙于内部斗争，无暇顾及这个老“工贼”，也或许害怕时传祥死在清洁队不好交代，造反派们决定将他遣送回山东老家。
人未到山东，北京的电话已到：这是江青同志点名的工贼，要按工贼处理。
时传祥病情很严重，可当地的诊所都不敢给他治疗，家属也受到牵连，顶着“工贼”的帽子，小儿子不能参军，闺女没资格升学。
由于缺医少药，延误治疗，1972年秋天，时传祥已变得四肢瘫软，说话都十分困难了，一种严重的弥散性脑软化病威胁着他的生命。
时传祥变得神情恍惚。
他经常扬起手中的拐杖，东倒西歪地蹒跚于街口，有时立足未稳便踉跄摔倒，断断续续地念叨:“俺时传祥是个好人，不是工贼……”他每天都对着一面白墙长拜――这面墙曾经挂着那幅和刘少奇合影的照片。
时传祥哪里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在1969年便于河南开封凄然过世。
1973年8月21日凌晨两点，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万里，商谈北京市的环境卫生工作。
周恩来关切地问道：“清洁工人时传祥现在哪里？”当听到时传祥的遭遇时，周恩来非常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淘粪工人吗？”他当即指示：“要代表党组织把时传祥请回北京。
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治病，落实政策。
” 周总理指示第二天，时传祥就住进了公社卫生院。
8月29日，北京市环卫局派救护车把他接回北京，送往崇文医院急救。
住院期间，当年和他一起背过粪的万里，著名的劳动模范李瑞环、胡四辈等人，都赶往医院看望他。
遗憾的是，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一年以后，时传祥便与世长辞，享年60岁，到死也没有等到自己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据说，时传祥临终前留下了两句话，一是“我对淘粪是有感情的”，二是“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孩子们接好我的班”。
他的愿望最终成真，一儿两女，全部继承了他的事业，在环卫系统上班，并干出了突出的成绩，儿子时纯利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
（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