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票据无因性
任何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往往基于一定的原因关系。在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以其是否与原因相分离，亦即是否以原因为效力要素，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其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①]虽然近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民商事立法、学说及判例，对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无因性见仁见智，争议颇大。但票据行为却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
票据，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而发展的。同样，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票据的无因性发韧于商品交换的内在需要，并以维护票据流通为其根本旨趣。自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沉淀出货币，在使商品的出卖和购买可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离开来，从而在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的同时，又不断加大着商品交换在时空上的不一致。时间上的不一致，使商品实体的转移和现实货币结算相分离；空间上的不一致，使货币输送发生困难和易遭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商人们创设了各种证券，以此来设定、清偿和转移金钱债务，而不涉及金钱本身的实体转移。12、13世纪，典型意义上的票据开始在贸易发达的意大利、法国诞生了，意大利、法国的商人发明了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背书制度的确立在票据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是票据权利转让的一种方式，而且也使得票据的流通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票据流通在具备了其技术基础之后便面临着这样一个法律难题，即票据转让以后，其后手是否继受前手关于票据权利的瑕疵。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债权受让人须继受债权转让人的权利瑕疵，债务人得对债权受让人主张对债权转让人的抗辩。依此办理，随着票据转让次数的增加，票据的支付风险逐渐加大，人们对支付手段或贸易媒介工具的要求是安全和迅速，而票据支付风险的加大无疑会阻滞贸易的进行。鉴于此，人们在票据支付的商事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即票据转让后其善意后手，不继受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票据的无因性制度得以确立。这使票据的信用从狭窄的直接交易人之间的信用扩大为社会信用，汇票、本票因可以背书转让而具有了流通性，进一步发展了票据作为社会信用工具的功能。
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英美法系的票据法理论注重票据的流通作用，且强调“对价”和“正当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结合票据流通、支付对价及善意取得三个方面，对票据无因性的内涵进行解释。英国学者杜德莱·理查逊就将票据无因性解释为：票据作为一种权利财产，其完全的合法权利可以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票据来转让。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②]。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理论，虽然承袭了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但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阐释较德国票据法更为详尽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③]台湾学者李钦贤进一步解释到，票据法律关系虽因基础法律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决非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于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为创设另一新的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因此，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系个别独立存在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④]梁宇贤更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含义总结为：“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上之权利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⑤]。
我国大陆的票据法理论及实务基本上继受了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理论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理解。认为所谓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
从上述各国对票据无因性概念涵义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理论是以民法上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是民法的无因性理论给了票据无因性思想以发轫、形成和独立的空间。但也应该看出，正是由于民法传统无因性理论的影响，一般多仅从无因性原则的外在效力阐释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无因性原则应当是指法律行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的统称。它不仅仅是指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独立于产生该法律行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发生及存续皆不受后者的影响（外在无因性）；也是指产生法律行为的原因从该法律行为中抽离，不构成该法律行为的内容，当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债权人应当行使的权利（内在无因性）。[⑥]我们对票据无因性的理解也应该从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两方面入手。具体说来，票据无因性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票据的无因性实际上是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即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其与所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和所由产生的基础关系（特别是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票据无因性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关系的解释。（2）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3）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关系到票据的流通和交易安全，对此，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旧票据法尚不明确，到德国票据法（1871年公布实施汇票本票法，1908年另定支票法）开始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分离，后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分离本身并不是目的，分离是为了说明无因性原则。票据法从最初的成文立法，即1637年的法国商事敕令到现在的三百余年间，无因性已作为票据法的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
无因性原则使得持有票据的人当然成为票据权利人，其行使票据权利时，无需证明授受票据的原因，只以提示票据为要件。另一方面，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原因是违法的，或非法律义务，或存在有其他瑕疵为理由，对抗真正持票人。无因性原则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效果，在于它有使人的抗辩切断的法律机能。在民法上，债权发生转移，债务人的抗辩也随之转移而指向新的债权人。票据法上则不同。比如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就有“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规定，例如买主A把卖主B作为收款人，为支付货款而签发本票。A如果因为B不履行合同而解除合同，而B已把该票据转让给了善意第三人C，这种情况下，如果站在有因性的立场上，原因关系一解除，票据出票行为也就丧失了效力，A的票据债务得以免除。也就是A不仅对B，而且对C的票据金额支付义务均得以免除（与民法上的债权转让效果相同）。但是如果按无因性理论，A与B，B与C之间的原因关系各不相同，A对B的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因票据转让给C而发生原因关系断裂，A对B的抗辩不得对C行使。即票据转移，票据债务人对其后手的抗辩并不转移而因票据的无因性切断。
英国学者施米托夫对票据无因性的机能有过一段形象的表述：“不容忽视，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为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此外，汇票不仅仅在卖方——银行——买方这三者之间流通，银行本身也可作为汇票的背书人，在需要流动资金的时候，把它拿到贴现行议付。从受款人到最终的持票人，可能经过一系列的背书人。”。
以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机能，从根本上体现了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追求的是票据交易的简易、迅捷和安全化，保证票据真正能够流通，以充分发挥票据的支付结算、信用等功能。如果以有因性规制票据行为，就会繁琐票据转让手续，使票据交易效率大大降低，并因原因关系的复杂性造成票据交易的安全性无法保障，从而无人愿意受让票据，也就谈不上票据流通。比如上例，当C从B处受让票据时，要调查AB间的原因关系是否有效，是否存在，而单从票据这张纸上是看不出来的，这势必要花费受让人C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A一旦解除与B的合同，直接导致C的票据权利丧失，这是一种无人愿意承担的风险。如此看来，在有因性的前提下，票据的转让十分困难，因为任何一个人要取得票据，都要先行确认背书的真实性，对其前手间的原因关系，也要保持经常的注意。特别是当多次发生背书转让时，要求受让人对此前的每次背书转让的原因关系都要进行繁琐的调查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有因性有害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如果票据不再流通，就完全丧失了票据的生命力，票据的巨大市场经济职能就难以发挥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文义性、要式性、独立性等特征相比，最能反映票据行为的本质。它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在整个票据法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票据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一大支柱，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依靠票据的不断流通，可以实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效率化的资金活用。比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票据的流转，更多地活用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之类的间接金融调控手段，从而调节货币的供给量。现代票据交换制度为票据功能的发挥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进而又扩展了票据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以票据的安全流通为前提的。如果以有因性代替或干扰无因性，票据流通和票据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加深，确认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勿庸置疑的。
三、对我国票据法有关规定的考评。
我国票据制度是否坚持无因性？坚持何种性质的无因性，理论界及实践部门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以前，学者多认为我国票据制度对票据无因性持相对否定的态度。我国票据法颁布前，调整票据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是《银行结算办法》。《银行结算办法》明确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具有合法的商品交易关系。那时，票据的签发应当记载“用途”，以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联系，付款的提示必须跟随交付合同凭证。这表明在当时票据是有困的。我国票据法颁布后，票据制度虽然没有沿用《银行结算办法》的规定，但仍要求票据的签发或转让基于一定的原因关系。《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意味着法律要求票据行为或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紧密联系。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立法上被突破。然而，通观我国票据法的各项规定，我国票据制度并不断然否定无因性。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依照票据法的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付款人在付款时应当审查票据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还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因自己与出票人之间或者与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这些规定表明，票据付款人于票据付款时没有义务审查持票人所得票据是否建立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之上；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时也没有义务向付款人提供其票据取得的原因。一旦发生票据纠纷，如果票据的签发、承兑、背书转让、交付不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通过诉讼途径请求票据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时，无须就自己在取得票据时所依赖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进行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