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卖淫嫖娼现象的思考
[摘要]卖淫嫖娼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整治的重点，公安部门不断惩治、打击，但收效甚微，专项行动过后，性服务业又“蓬勃”发展。
在现阶段的中国，卖淫嫖娼现象还包括以卖淫嫖娼为中心内容的其他伴生物，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供给不同需求的颇具规模的“地下性产业”。
从不同于社会常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卖淫嫖娼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灵肉分离”，人们对卖淫嫖娼的态度取决于对待灵肉分离的态度。
而处在这种现象之中的“从业者”，即卖淫者的身份和性质，是与一般的雇佣劳动者毫无异处的。
因此，在理性分析后，对卖淫者，我们不该采取深恶痛绝的打击方式，试图彻底根除它，当务之急是要宽容地对待她(他)们，不要损害她(他)们的尊严,防止扩大打击面,更加合理有效地查获和处理卖淫嫖娼者.[关键词] 卖淫嫖娼现象 卖淫嫖娼的实质 卖淫者 卖淫嫖娼现象的治理与控制卖淫嫖娼现象，在我国已不能用“死灰复燃”来形容了，众所周知它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发展。
所以我们所采取的“扫黄”政策也不仅仅就卖淫嫖娼这一单一行为，还涉及到“三陪”、“制黄贩黄”等伴生产物。
卖淫嫖娼现象，在现阶段的中国，它虽然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但它的违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它是否具有实际存在的社会危害性，却是值得商榷的事。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丑陋的。
要想合理、有效地预防、制止、打击这种现象，需要对卖淫嫖娼现象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有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对卖淫嫖娼的从业者本身有正确的认识。
这不仅仅要求我们理性地认识，更要求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
一、卖淫嫖娼的实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既定的性秩序中，先爱后婚，在家庭中进行合法的性生活，再进行生育和传宗接代，这几乎是生活的定式。
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冲击着以往一切被人们认为是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推崇和寻求爱情、自尊、人格完整这样一些精神事物。
经过这样的冲击，“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性’能否脱离‘爱’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１）。
“强奸”是一种灵肉分离，“性贿赂”是一种灵肉分离，“卖淫嫖娼”也同样如此。
在西方中世纪大行其道的肉体禁欲主义，它也可以证明“人其实完全可以做到灵肉分离，而且只要不强迫别人，那么就对社会无害”（２）。
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所怀疑的，实际上是爱与性相脱离的合法与合理问题”（３）。
归根到底，卖淫嫖娼的实质是这种活动过程中所必须的或必然产生的灵肉分离。
而人们是否接受性与钱的交换，取决于人们对侍“灵肉分离”的态度。
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态度的来源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极度尖端的领域，潘绥铭教授也承认这里的障碍在于缺乏一种适用的研究方法（４）。
二、全面考察、分析卖淫嫖娼现象卖淫嫖娼就其定义而言，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
不特定男女双方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是卖淫嫖娼行为的行为构成要件（５）。
依照这个定义，“三陪”，色情服务业制黄、贩黄及组织、容留、引诱、强迫妇女卖淫就不能列入到其中。
但是作为“社会丑恶现象”、作为“扫黄”的对象，这种卖淫嫖娼现象只是所有相关现象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如果不把其它相关现象纳入到考察、分析的视野中来，就难以对卖淫嫖娼现象做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一）卖淫嫖娼者的数量据公安部门统计，１９８４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１２２８１人次，到１９８９年突破10万，１９９１年突破２０万人次。
到１９９２年增加到２５万人次，１９９３年是２４．６万人次（6）。
１９９５年１——５月，全国共查处１１．３万人次；在１９９６年４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１４．２万人次（7）。
如果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的全年查处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２５万人次的话，那么从１９８４到1９９７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２１２万人次（8）。
据?扫黄·神圣的使命?这样具有权威性的书分析，１９９１年前后的“查处率”是２５％——３０％之间。
而据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问卷调查，有过卖淫嫖娼行为的人，至少会在官方数字的１０倍以上（9）。
我们可以从数字上看出，卖淫嫖娼决非是“沉渣泛起”，而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二）卖淫嫖娼现象的层次分流在整个卖淫嫖娼现象系统中已经形成了分流和不同的层次。
从卖淫女的角度看，已有二奶（与纳妾、傍大款或事实婚姻不同）、包娼、“出台”的陪女、“叮咚小姐”（指自己租住宾馆，通过电话拉客的卖淫女）、“发廊妹”、“街女”、“住工棚的女人”七种分类和由顶至底的排列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