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粮国税”岂止２６００年|皇粮国税
据新华社北京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电：“中国大地上延续了２６００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有望在２００５年的最后几天被彻底取消。
” 据新华社北京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电：“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
” 在２００５年的最后几天，几乎所有媒体都是这样宣告“皇粮国税”的结束。
“２６００年”这个数字，似乎已成为“皇粮国税”历史年限的定论。
不仅如此，在２００４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宣布５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时，在２００５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宣布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时，各家媒体也把“皇粮国税”的历史报道为２６００年。
两年来，人们都有一个疑问：在２６００年以前，中国有没有农业税？ 农业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税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当国家出现以后，为了维持国家的公共权力，于是就产生了税收。
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
捐税是氏族公社完全不知道的。
”① “税”是“禾”字旁，最早的税就是农业税。
在西周以前，“工商食官”，手工业和商业属于官办，故不征税。
我们现在所说的农业税，在史籍中或曰贡、或曰赋、或曰税、或曰租，也常常混称为贡赋、贡税、赋税、租税等。
在民间则被称为“皇粮国税”，由于历朝历代长期强化，被农民视为天经地义。
在中国古代，农业税制度是和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西周以前，实行的是井田制。
一“井”的土地被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被称为公田，周围的八块称为私田，私田归八家各自耕种，收获归己；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收获缴公，史称“公田之税”，这是农业税历史的第一阶段。
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公田被分给私人，那么国家就对私人按亩征税，史称“履亩而税”，这是农业税历史的第二阶段。
中国“履亩而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２００５年。
“皇粮国税”（农业税）的历史包括“公田之税”阶段和“履亩而税”阶段，其延续的时间远不止２６００年。
那么，“履亩而税”的历史是不是２６００年呢？也不是。
各个媒体所说的“２６００年”，是从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的，其实在鲁国之前，齐国、晋国就已实行了“履亩而税”，所以，按“履亩而税”来说，“２６００年”这个数字也是不准确的。
夏商周行“公田之税” 追溯“公田之税”的历史，就是追溯井田制的历史，这要从原始社会说起。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还没有家庭观念，土地归氏族部落共有，由部落成员共同耕种，收获的粮食供部落成员共同食用，部落成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吃的是“大食堂”。
在原始社会中期，土地仍归部落共有，仍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耕种，但收获的粮食先留下一部分由酋长掌握，用于祭祀和战争，剩下的大部分平均分配给每个家庭。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分配制度由平均分配粮食演变为平均分配土地，每个家庭都分配了“份地”，部落则留有“共有地”。
夏代已进入国家形态，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时，“份地”就成为“私田”，“共有地”就成为“公田”，“私田”和“公田”就构成了井田制。
井田制的“井”字两横两竖表示田间纵横的阡陌。
在欧洲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也存在这种土地形式。
马克思说：“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
”②马克思说的“农业公社”，是氏族部落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说的“棋盘状耕地”和我国古代的井田制是相同的土地形式。
夏代的井田制可通过分析史料而发现。
据《左传》记载，夏代的第五代国王少康，在继位之前被权臣过浇所逼，逃到有虞。
有虞是个地名，在今河南省虞城县。
有虞的部落酋长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了他一块土地作为采邑。
此地“有田一成”。
这里所说的“一成”，是《周礼》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
“成”是比“井”更大的井田制区划单位。
一井为“方一里”；一成为“方十里”，即百井。
这反映了夏代井田制的存在。
在古文献里，多有井田之制，“实始于禹”的说法。
井田制和“公田之说”始于夏，那么，“皇粮国税”的历史则可约略为４０００年。
商代的井田制可从甲骨文中发现。
甲骨文中田字有七种写法：一、和现代汉语中的“田”字写法相同；二、“口”内有两横一竖；三、“口”内有一横两竖；四、“口”内有三横一竖；五、“口”内有两横两竖；六、“口”内有两横三竖；七、三个“田”字呈“品”字形连在一起。
学者们认为，“口”内的横竖代表阡陌纵横，从而断言商代存在井田制。
商代经常杀死战俘用于祭祀和殉葬，因而来自战俘的奴隶就不多。
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古希腊，奴隶是平民的四倍，但在商代，奴隶远没有平民多，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平民缴纳的“公田之税”。
周代的井田制在史籍中则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
周克商后，天下大大小小的邦国尚有１０００多个，商的遗民也比周人多得多。
为保证江山永固，武王大封诸侯，把自己的兄弟、族人、功臣以及帮助他灭商的同盟国首领分封到全国各地，以为屏藩。
各诸侯带领自己的族人到封地筑城建国，实行永久军事占领。
这实际上是武装殖民。
周人住在城内和近郊，称为“国人”。
当地土著住在远郊，称为“野人”，即在野之人。
周王则留在镐京，辖地千里，是为王畿。
王畿、诸侯国以及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采邑都实行井田制。
周代的统治者除了拥有夹在私田之间的公田，还拥有大面积的连片成方的公田。
孟子说：“夏后代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是说夏代井田制每户耕五十亩，商代井田制每户耕七十亩，周代井田制每户耕一百亩。
“贡”即贡纳。
《孟子注》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即民耕五十亩私田，还要耕五亩公田，所获作为贡赋上缴。
“助”，即借民之力助耕公田。
“彻”则不好理解。
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
”这等于没解释。
后世学者对“彻”作出多种解释，综合起来，可以认为：彻，就是征收“公田之税”。
为什么夏人每户耕五十亩，殷人每户耕七十亩，周人每户耕一百亩？因为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一个人所能耕种的土地就越来越多。
这也说明，采集业、渔猎人、畜牧业在夏、商占的比重大，农业在周代占的比重大。
为什么上古时代的人一家一户就能耕种几十亩、上百亩土地？原来，那时亩小，仅相当于现在的约三分之一亩，而且一年只种一季，也不懂得施肥，耕作相当粗放。
到战国以后，古人才懂得施肥和精耕细作。
赋税史上的“公田之税”被近代学者认为是劳役地租，而不是实物地租，因为农民只是到公田上劳动而已。
其实，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都是农民的劳动成果，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毕竟都是地租，即税。
值得说明的是，“劳役地租”和后世的“劳役”绝不相同。
也有学者认为，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差别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除了土地，就是农具和种子。
公田自然归国家所有，但有史料表明，农民是自带农具到公田劳动的，而种子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却缺乏史证。
所以，所谓劳役地租，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实物地租的性质。
“公田之税”在各个民族建立国家的早期都普遍存在。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组织后，就曾实行“公田之税”。
八旗的基层单位是牛录，辖３００户。
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开垦闲地作为公田，耕种公田所获粮食缴纳公库，作为八旗的行政费用。
春秋始行“履亩而税” 到了西周末年，“公田之税”发生重大变化，标志性事件是宣王“不藉千亩”。
“千亩”是个地名，“藉”是借的意思，即借民之力耕种公田。
周天子每年都要在“千亩”这个地方举行亲耕仪式，这个仪式叫“藉礼”。
宣王“不藉千亩”，就是不在这里举行“藉礼”。
这个仪式为什么要废除呢？因为“公田不治”，即农民不尽力公田，公田的庄稼长得不好，这使王室收入大为减少。
既然“藉礼”不再起到鼓励农民的作用，干脆就废除了。
史藉载：“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在赋税史上，这是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的第一次激烈冲突，从而导致井田制和“公田之税”的税制逐渐走向衰落。
宣王死后，幽王继位，取私田之谷代“公田之税”引起更激烈的社会矛盾。
《诗经》中有反映人民不堪重负，抛弃家园，逃往他乡的诗篇，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誓）将去女（汝），适彼乐土……”又逢连年干旱，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周王室便因“公田之税”减少而削弱。
更兼幽王无道，申侯遂联合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
幽王死后，平王东迁洛邑，就是今洛阳，是为东周。
关中之地归了秦，东周王室辖地只相当于现在十几个县的面积，“公田之税”收入更不如前，实力不及一个诸侯。
孔子写了一部鲁国的史书，书名叫《春秋》，书中起止时间处在周平王东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这段时间之内，所以，历史学家就把东周的这段时间叫春秋。
春秋是诸侯争霸时期。
先是郑国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郑国因发生内乱而衰落下去。
接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霸主。
管仲和齐桓公死后，齐国五子争位，国力乃衰，失去霸主地位。
接下来，宋襄公想称霸中原而败于楚，霸业未成。
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遏制楚国势力向中原扩张，然后会盟中原七国，成就霸业。
秦国向东扩张受晋所阻，就向西方戎狄地区扩张，“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遂称霸西戎。
楚国虽然败于城濮，但实力未损，接着“问鼎中原”，继而打败晋国，迫使中原的一些小国接受它的霸主地位。
之后，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把晋国瓜分了，而楚国也因遭到吴国的屡次进攻而削弱，但吴国却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灭。
春秋无义战。
诸侯间弱肉强食靠的是实力，其实力主要取决于“公田之税”的多少。
大国之间的穷兵黩武，靠本国的“公田之税”是不够的，于是就强迫那些降伏的小国纳贡，所以，春秋争霸消耗的是大大小小所有诸侯国的“公田之税”。
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辖地千里，有大面积的公田，有实力进行战争。
进入春秋，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诸侯的公田渐渐也承担不起无休止的战争，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后来，卿大夫采邑的公田也难以支撑战争了。
公田难以支撑战争，一方面是因为战争频繁，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西周末年“公田不治”的现象，到春秋时期已蔓延到各个诸侯国。
与“公田不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越来越渴望增加私田的收入。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已广泛使用，农民不仅能把已有的私田种得更好，而且有余力再开垦荒地扩大私田的面积。
为了战争的需要，也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诸侯和卿大夫们面对不可遏制的“公衰私肥”的历史趋势，没有像周宣王那样采取收私田之谷以代“公田之税”的方法，而是相继采取了妥协的方法，将公田分给了私人，然后按每户占有土地的亩数征税，这便是“履亩而税”。
井田制就这样逐渐瓦解了，“公田之税”的税制就这样逐渐被“履亩而税”的税制所取代。
公元前６８５年，齐国的管仲首先实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
“相地”就是根据肥力把土地划分等级；“衰”，减也，递减的意思，即肥地多征税，瘠地少征税。
其内容包括“均分地力”和“与之分货”两个方面，就是将包括公田、私田以及新开垦的荒地在内的所有土地，按肥力、面积平均分配给农民，然后实行按产量分成的赋税制度，税率为十分之一。
公元前６４５年，秦军大败晋军，晋国全军覆没，连晋惠公也被秦军俘虏去了。
晋国为了恢复国力，重整军队，采取了“作爰田”和“作州兵”两项措施。
“作”是承认的意思，“爰”是改变的意思，“爰田”就是改变了地界的田。
原来，此前农民已自行改变了私田的地界，或侵占了公田，或开辟了荒地。
那么，“作爰田”就是要承认地界改变的现状，让农民永久占有。
但是，地界变，税亦变，农民占有的田必须“分公田之税”，即“履亩而税”。
这与齐国的“与之分货”基本相同。
“作州兵”的“作”是制订的意思；“州”是“国”和“野”的中间地带，国人和野人都到州里开垦私田。
那么“作州兵”就是征兵不分国人野人，而野人原来是没有当兵资格的。
鲁国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实行“初税亩”，距今整整２６００年。
初者，始也；税亩，即按亩征税。
鲁国的税率是十分之二。
《春秋》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
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
”就是说，废除井田制以后，除了征原来的“什一税”，又按亩再征“什一税”。
鲁国“初税亩”之后，又“作丘甲”，“丘”为区划单位，“作丘甲”与晋国的“作州兵”意思相同。
值得说明的是，鲁国“初税亩”之“初”，是其本国“税亩”之“初”，而不是春秋各国“税亩”之“初”。
由前述可知，晋国“税亩”比鲁国早５１年，齐国“税亩”比鲁国早９１年。
郑国的田制和税制变革是一场流血的变革。
郑国的国人大量开垦私田，严重破坏了井田制的地界和灌溉系统，执政的子驷于公元前５６３年对此进行整顿，使司氏、堵氏、侯氏、师氏等氏族丧失了大量私田，这四族联合与子驷有矛盾的尉氏，杀了子驷、子国、子耳等反对扩大私田的公卿。
这个事件表明，两种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如果不能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必然诉诸暴力。
这四族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私田仍继续发展。
２０年后，子产执政，他既维护井田制，又不剥夺私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把私田及其耕种者以“伍”为单位进行编制，然后征税。
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子产态度很坚决，回答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源自子产的名言。
３年后，由于子产改善了农田水利条件，使私田增加了收成，私田主便歌颂子产说：“我有田畴，子产殖之。
子产而死，谁可嗣之。
”又过了两年，子产“作丘赋”，即对私田征收军赋，进行得也很顺利。
楚国于公元前５４８年“书土田”。
书，是登记的意思，就是对新开垦的私田进行统一登记，调查产量，然后“量入修赋”，即让农民按实际收入以一定比例缴纳军赋。
秦国的田制和税制变革比较晚，直到公元前４０５年才实行“初租禾”。
“初租禾”与鲁国的“初税亩”性质相同。
“初租禾”之前，秦国因为沿袭公田“助”法而贫弱，而相邻的魏国（三晋之一），因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的变法而强大。
魏国不断进攻秦国，秦国逐渐失去了黄河西岸的土地，而这片土地，原本属于晋国的。
实行“初租禾”之后，秦国实力增强，才抵挡住魏国的进攻。
秦国在这一轮“履亩而税”的变革中落后了，但在五十多年后的商鞅变法中迅速强大起来。
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废井田，开阡陌”，其目的是要改百步为一亩的旧亩制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新亩制，虽然每户仍授田百亩，但面积却扩大了两倍多，那么赋税也就随之增加。
土地私有制取代井田制，“履亩而税”取代“公田之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这个过程不是短期内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从齐国“相地而衰征”，到秦国“初租禾”，相隔２７７年，其他各国在这段时间之内，或在这段时间之后，想必都进行了类似的变革，只是史料不详。
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战国末期，这一变革在各国都已完成。
给农业税历史一个准确的说法 通过对农业税历史的追溯，可以证明“２６００年”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准确的说法应是这样的：一、“皇粮国税”（农业税）始于夏代，约有４０００年的历史；二、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始于公元前６８５年的齐国，距今已有２６９１年的历史。
为什么会出现“２６００年”这个说法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不认为“公田之税”也是农业税，不认为劳役地租也是地租，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二、鲁国“初税亩”的记载通俗易懂，接近现代汉语，而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等记载艰涩难懂，需要考证和解释，所以有的史学家就把“初税亩”作为春秋“履亩而税”的例证，使一般人误以为鲁国“初税亩”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履亩而税”；三、鲁国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实行“初税亩”，公元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公元前后两个数字相加正好整整２６００年，而我们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习惯于用整数，于是就用了“２６００年”这个不准确的整数。
出版较早的通史一般只对鲁国“初税亩”详加论述，而对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要么简单提及、要么根本不提，如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就是这样。
但新近出版的通史和断代史对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如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顾德融、朱顺龙著的《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是史书不可比的，不能因为有史为证而忽视媒体的错误，而要纠正媒体的错误还必须靠媒体自身。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１９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４５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