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小说研究三十年概述
摘要：张炜小说研究与中国现代性思想密切相关。80年代张炜小说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追求是一致的，研究者同样以启蒙和思想现代化视角，对作品中蕴含的历史反思精神（对中国现代史的审视）和思想批判精神（对封建宗族制度、专制思想在新时期继续掌权的批判）进行了深入阐释。90年代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暴露出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环境破坏等问题，张炜转变了对社会现代化的赞同立场，转向批判（其思想现代化追求未变），对张炜小说的研究出现分歧，大体上可分为三大地域两种观点。新世纪以来，面对社会现代化弊端的进一步固化，张炜对物欲社会的批判从此前的激愤发言，变为精神沉潜、发力、突破，对张炜小说的研究开始突破90年代思潮论争背景，借用西方文学理论开拓出新的研究视界。
张炜的小说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近三十余年来，对张炜小说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据研究者考察，“有关张炜的评论、笔谈、介绍，就研究方法而言，大体可分为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形式批评、比较文学批评以及编年史批评几种”①。其中，社会学批评成果最多，包含思想研究和道德研究等诸种向度。对张炜小说的研究，不管理论话语是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坐标中国现代性。可以说，在中国奔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张炜如同一个神情冷峻的战士，恳请人们停下脚步，看一看我们在现代化途中留下了什么……正是出于对思想现代化的真正追求，张炜对社会现代化的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其创作体现出一种质朴和关爱劳动者的“大心”②。
张炜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追求是相呼应的。80年代重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批判的就是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借尸还魂”。张炜以自己的创作汇入了这一潮流，从最初充满乡土田园气息的芦清河序曲步入了充满“思索”和“愤怒”的秋天系列。
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张炜小说的现代启蒙思想持肯定态度，普遍认可《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古船》等作品表现的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历史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勇气，对封建集权人物在改革过程中的继续掌权进行了强烈批判。雷达认为，《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强化了对封建主义幽灵的批判，对“封建主义幽灵在中国当代农村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封建主义的变态”给予了深刻揭示，表现了富有思想的农村思考者“人”的觉醒和抗争。③宋遂良认为，“极左政治运动和农村肥沃的封建思想土壤培植了像肖万昌这样冷酷、干练的基层干部”，肖万昌身上的“沉得住气”、“自信”、“优雅”、“慈祥”给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感”，而李芒身上的斗争性来源于过去年代的“血统论”之苦，对“不平等有天然的反感”。④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明显具有80年代特有的反封建、反“左”的思想锐气。在反抗者李芒的身上，研究者似乎还发现了“五四”青年对平等、民主、爱情的追求以及反抗强权而不被群众理解的个人苦闷。当然，80年代的历史乐观精神使作家和研究者相信反抗者必然胜利。这也是对正在走出历史弯路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美好想象：具有现代思想的新人必然战胜看起来很强大的旧思想、旧人物。张炜并不会天真地认为这一切很容易实现，他因此在《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中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再到后来的《古船》，则是让四爷爷伤而不死，“三年扶体，十年扶威”，太上皇及其家族统治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何况还有一启用就沾上隋不召鲜血的变速轮，以及钻井队遗失的“铅筒”，这些现代化的不祥征兆，很难说不是用来警醒陷入现代化美好想象的世人的。
80年代文学批评有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思想启蒙，包括对传统文化中落后思想的批判。蔡世连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出发，分析了《古船》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他指出，理性丧失导致了历史的荒谬、残忍，而这一切源自传统宗法制度和极“左”路线结合的社会机制。土皇帝四爷爷、“武将赵多多”、“文官歪脖吴”、“巫师张王氏”构成了“洼狸镇盘根错节坚不可摧的治人集团”，而被治农民身上“对集权、偶像的崇拜和自我的奴化意识”，则是“专制得以畅通无阻的心理基础”。⑤这篇文章同时发掘了叛逆人物隋不召和隋见素身上“生命力的冲动”，隋抱朴身上的历史重负和最终挣脱，都是现实生活中精神觉醒的表现。刘再复则从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罪感文化出发，指出《古船》充满忏悔精神，“笼罩于《古船》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具有宗教气氛的罪感与赎罪感”，“隋抱朴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一个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磨盘里日夜劳碌的人，一个不是罪人的罪人”。⑥刘再复借鉴托尔斯泰的思想，阐述《古船》之谜，指出中国当代缺少忏悔精神，可以看作是80年代反思精神的体现。
另外，陈宝云对张炜《古船》之前的作品进行了历时性研究，认为张炜的创作经历了从“希望之歌”到“忧患之歌”的变奏。前者以《芦清河告诉我》为代表，后者以《秋天的愤怒》等为代表。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对肖万昌身上“游荡着的那个古老的幽灵权力崇拜、权大于法和权就是法”进行了批判，“这种封建习惯势力，是我们民族的桎梏，是我们民族的沉重包袱”；同时呼应了刘再复提出的忏悔意识，指出“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和忏悔意识”都是作家所需要的。⑦。
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而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思想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消退了。80年代文学的社会控诉（如朦胧诗与伤痕文学）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如沙叶新的戏剧《骗子》、刘克的小说《飞天》、叶文福的诗歌《将军好好洗一洗》等）在某种程度上被意识形态所减弱，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思想对接被中断。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分化：或下海经商汇入市场大潮，或守着本职岗位做学术研究，惟独对社会发言、尖锐批评的很少有应和者了。90年代张炜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写出了《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人性异化、道德堕落、环境破坏等进行了批判反思。
《九月寓言》的出版使张炜获得了极大声誉。关于这部作品，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九月寓言》与《古船》的优与劣。王彬彬肯定《古船》，认为《古船》具有“悲天悯人”的超越情怀，“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而《九月寓言》则“由超越落到了世俗”，描写的不过是“小村人食色两种最基本的生理欲望的表现方式和被满足方式”，写到苦难，也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语调叙述出来的”，“叙述者习以为常、冷漠麻木”。⑧郜元宝则更肯定《九月寓言》，认为《古船》太过阴郁，缺少生机，写的是“害了一场大病还会害下去的那种生命”，作家写出这部作品是因为压抑了“亲近自然并得自自然的那种清明淳朴的天性”；《九月寓言》则走出了80年代意识形态的“牢结”，“返回民间融入大地”，作品具有“奔跑停留奔跑”的象征意义，写出了人与大地的本源性关系。⑨可以说，这两种观点的分歧，源自对作家作品承载思想内容的不同期待。王彬彬重视作品的社会思想，期望张炜能延续《古船》的写作方式，对历史和社会现实有更多的批判反思，继续写历史上的苦难和权力思想的当今肆虐。郜元宝洞察到了《九月寓言》的寓言性特征，看到了比起写《古船》这样的社会命题，《九月寓言》的写作更符合作家的本真个性。
90年代的张炜小说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概而言之，有三大地域、两种观点。上海的学者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王光东等普遍肯定张炜的创作。他们从民间理论出发，认为张炜的《九月寓言》接通了地气，另辟了意识形态以外的一个自由自在、充满生命活力的民间天地。⑩认为“《九月寓言》造天地世界，写的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小村人的苦难像日子一样久远绵长，而且不乏残暴与血腥，然而所有这一切因在天地境界之中而显现出更高层次的存在形态，人间的浊气被天地吸纳、消融，人不再局促于人间而存活于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时空顿然开阔无边，万物生生不息，活力长存”B11。陈思和在文学史上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认为张炜在沉浸到民间大地这丰富驳杂的生命源头时，并未遗忘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其《柏慧》、《家族》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表达了对邪恶的绝不宽容；陈思和同时借鉴罗曼罗兰对向上与向下两个民族的区分，指出张炜笔下“向上的家族”代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
对张炜创作持肯定立场的还有山东（或在山东长期工作过）的学者如吴义勤、张清华、魏建等。他们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精神境遇出发，肯定张炜的知识分子思想品格，赞扬张炜对物化社会现实和庸俗文化的批判、对纯洁人性的坚守、对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如吴义勤认为，《柏慧》“是一部为我们病态的文化时代和生存灵魂号脉的杰出的精神文本和文化文本，它是对我们溃败的世纪末文化的严厉诘问和最深刻馈赠……”B13贾振勇、魏建认为，张炜“在精神迷乱的时代，高举齐鲁现代人文精神的大纛，在忧愤的归途中重塑齐鲁人文精神的时代使命，以悲怆的情怀、庄严的道德义务、沉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向我们的时代追问着形而上的意义，为我们时代精神的重塑，举起了一名不倒的齐鲁人文精神之旗”B14。张清华认为，《家族》表现了张炜“匡正历史的激情和义愤”，“是慎重和公正的”，“是一部从局部重写革命的书，一部从正面恢复革命的光荣内涵并写出其作为局部与个体行为的历史复杂性的书。”B15。
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受制于历史情境，对80年代未竟的现代启蒙精神念念不忘，以现代发展观看待张炜的小说创作，认为他的作品是反对现代性的，即拒斥现代工业文明，固守农业文化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这样一些学者如邓晓芒、王彬彬、张光芒、贺仲明等，主要（或曾经）工作在武汉和南京等城市。邓晓芒认为，张炜《九月寓言》表达了复古、怀旧、停滞倒退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倾向。B16张光芒认为，张炜90年代的创作充满道德说教，存在二元对立模式与一元化终极道德观，“张炜在反抗现代文明的征途上一退再退，从形上道德的追索者坠落为传统文化道德实用主义直至成为封建性道德的牺牲品”B17；贺仲明认为，张炜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对80年代现代性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的基础上……他所站立的是绝望的、向后的农业文化立场，所表现的是一种守旧的、没落的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发展的绝望与诅咒，他的批判因此显得虚无与勉力”，“张炜和他的众多的昔日80年代战友，正共同参与着一种对80年代精神的集体性共谋，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着90年代文化对80年代精神进行戕害的帮凶”。B18总之，认为张炜保守和反现代性的观点，在90年代形成了较大声势。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没有看到张炜90年代的激愤立场对中国社会弊端和丑恶现实的深恶痛绝，是一种真正的思想现代化特征。张炜90年代的小说创作并未远离80年代启蒙精神，对“土野蛮”（中国封建社会遗存的专制文化）和“洋野蛮”（西方物质主义、欲望主义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表现出对民间大地的亲近和对知识分子精神血缘的追溯，这都是在摆脱80年代的意识形态牢结，追求一种真正的思想现代性，与鲁迅的启蒙精神一脉相承。笔者认为，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汲取精神力量，不能简单理解为退却和逃离，不能简单理解为反现代性，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战斗精神。
另外，摩罗结合张炜的“精神发展与成长”，对其创作进行编年史研究，指出：张炜的创作起步低，最初的田园牧歌实际上受到意识形态观念的制约，后来逐渐强大了自己精神上的力量，写出了《古船》、《梦中苦辩》、《远行之嘱》等高峰作品，这些作品都偏重于“灵魂之思”，而90年代出版的田园与家族系列，表现出作家的退守、“心力的衰退”，“从精神巅峰的缓缓下滑”。B19由此文，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研究者更肯定张炜80年代的作品，二是研究者对作家精神成长这一主题的执著探求。
进入新世纪，张炜出版了《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一系列小说，其创作出现了继80年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这一阶段社会现代化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权力与资本联盟的加强、社会矛盾的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使文学界开始反思过去“纯文学”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开始恢复80年代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精神。创作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底层文学的兴起。张炜虽未写出形式上的底层文学作品，但对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力度加强了，直指当前社会的病态性质；在人物形象上，张炜塑造了兼具反思和行动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期望以两种人格的对立互补来冲击病态的社会秩序；在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时，张炜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心一如从前，但着重突出了底层民众在恶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暴力抗争的事实。可以看出，张炜对社会现代化的批判从90年代的激愤发言与对抗，转变为精神沉潜、发力、突破，其创作越来越成熟，进入了“长河”或“高原”的境界。在对时代文化的归纳上，张炜于2005年发表了《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一文，对当前社会的精神文化做出了总结，期望在“沙化”时代，所有腐殖质能孕育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不是对抗，而是新的精神力量在生长。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