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开南窗”习俗初探
摘要:“开南窗”风俗作为东北某些地区独特的文化形态蕴涵了大量的文化内涵。基于对齐齐哈尔进行观察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资料,笔者认为该习俗来源于山东人闯关东时传播过去的民间传说。因而,该习俗中的核心符号南窗、公鸡、磨刀、鞑子等都具有独特的意义,该习俗的存在满足了个体的心理需要,维系与强化了群体认同。
东北某些地区存在一种独特的节日习俗名为“开南窗”,当地居民每年中秋节那天都要围绕“开南窗”举行相关仪式性活动。我们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生活期间曾多次参与该民俗活动,发现该习俗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基于参与观察以及对当地居民的访谈所获得的资料,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该习俗进行探讨。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农业以种植小麦、大米和玉米为主,建国后成为工业基地,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多数当地居民由农民变为工人。该地区属于亚寒带气候地域,夏天非常凉爽,最热时也不需要电风扇或空调,而且连窗户都不需要打开,也不敢开,因为当地认为开窗睡觉容易中风。但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打开家中靠南边的窗子,这种做法已经沿袭了几代人,成为当地人中秋节非常重要的节日内容。
中秋节这天,当地人除了开展与其他地区汉族人相同的活动(如赏月吃月饼等)外,在天朦朦亮时,家庭的主要成员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南边的窗户,据说从前还要燃放鞭炮,如今已经听不到爆竹声了。吃完早饭后,主人将门窗(只限于靠南。
收稿日期:2010—1—18。
作者简介: 汤夺先,山东邹城人,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边的门窗)打开并拆下,女性成员则负责擦洗窗子。当地家家户户都存有磨刀石,男性成员把家中所有的刀具都拿到门口打磨,此时,一家人在房屋的南边空地上边做事边谈论从前祖先的英雄事迹,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打磨完刀具后,所有成员在户主的带领下向祖宗的灵位磕头供香。随后割下一只公鸡头来祭祀祖宗,以祈求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当地人从前养鸡,但后来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养鸡,现在主要从市场上买鸡。公鸡一般提前一天备好,主要挑选个头较大、叫声较响亮的公鸡。杀鸡时只准剁一刀,如果一刀没能剁下头来,就只能换另一只鸡。之后将鸡清炖作为中秋节那天的节日晚餐。晚上装上窗子后并不急着关闭窗子,一般要等到全家人睡觉时才关上。据了解,这种习俗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即使目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习俗仍然被当地人沿袭下来,保持得相当完整。
通过与当地居民的多次交谈,我们得到了关于该习俗产生的传说文本,当地人把开南窗习俗的形成与“杀鞑子”的传说密切结合起来。关于该传说的大致情况如下:元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的统治手段极其残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强制要求老百姓每家每户收留一个蒙古士兵(当地人称蒙古人为鞑靼人),无条件地给他们提供吃喝。普通农民家庭根本无法承受,这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反抗,但是敢怒却不敢言。最终他们密约在农历的八月十五那天给鞑靼兵提供佳肴并让他们欢娱,而且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机,把他们杀掉。由于鞑靼兵对老百姓看管得极严,他们不好相互沟通。因此他们约定,天黑后以打开自家的南边窗户为信号,趁着月明大家一起动手,“杀鞑子”由此而来。他们的暴动获得了成功,这给他们留下了无上的荣誉和美好的回忆。后代为了缅怀纪念祖辈的壮举、庆贺重获自由的欢乐,承继延续了这一习俗,在每年的八月十五都打开并擦洗南窗。这种源于农业文明的习俗在今天东北现代工业文明中仍能够继续流传足以说明该习俗之于当地人的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当地的环境,就会对作为文本的传说产生某些疑惑。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齐齐哈尔地区西接呼伦贝尔草原,南邻大兴安岭,在元朝时当地还是“蛮荒”之地,此地几乎没有汉人,而该地区活动过的少数民族有契丹族、女真族鄂伦春族等,都是以游猎为主,没有固定房屋的,何来门窗?游牧民族居住分散,蒙古人怎么会把士兵分散到相互无法沟通的地区?另外,以打开窗户为信号这也值得怀疑,游牧民族在八月十五前后应该忙着为牛羊准备即将过冬的草料,没有条件聚居在一起,当然也就不存在以“开窗为信号”了。显然,这种传说无法与历史真实吻合,也不符合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当地人为何坚信传说为习俗之来源呢?这就需要了解齐齐哈尔地区人口的构成及其来源。我们知道,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汉族群体主要为“闯关东”时期的关内人,当地老人们讲他们的上辈在20世纪初因关内发生饥荒从山东鲁西南地区迁移到东北。据史料记载,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废除了乾隆以来汉人出关垦殖的禁令,第二年又制订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并相应地在招民垦荒的地区设置了一些新的府县,使移民逐年增加。在迁移者中主要以山东人为主,山东半岛每年乘船到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1] 据统计,至1911年,东北约有1800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当中以山东人最多。据推断,整个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约有700~800万人之多。[2] 也就是说,山东移民及其后裔成为了当时以及当前齐齐哈尔人口的主体。
有意思的是,在山东人中广泛流传着类似“杀鞑子”的传说。我们通过与在齐齐哈尔做生意的山东人交谈了解到,在他们山东老家鲁西南地区存在着细节略有不同的类似传说,大致说下:“鞑靼兵侵略中原时,由于蒙古部落进攻山东时战线过长,补给不足,于是便要求占领的农耕地区每户收留一个鞑靼兵,鞑子比自家的老祖宗还有尊贵,好东西得尽着他吃他用,稍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甚至处死你都无处伸冤。咱们汉人平时三朋四友在一起聚会,或者两个在一起说悄悄话,你要惹着他,他就诬赖你想谋反,连命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天黑就吹灯,谁也不敢互留乱逛”。显然,官逼民反,在这种严格控制下最终发生了“杀鞑子”的事件,他们密约在八月十五这一天集体把蒙古兵杀掉。
不仅如此,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有“杀鞑子”传说存在,不过各地内容稍有不同。比如,安徽省中东部地区关于该传说的表述为,朱元璋约定自己的人马在八月十五这天起义,成功后朱元璋高兴得传下口谕,在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纸条演变成馅料,转变成为馈赠佳品。此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一起在民间流传开来。同样,安徽中部的淮南地区同样存在类似传说,只不过没有主人公朱元璋,也没有擦洗门窗与杀鸡祭祖的细节。
显然,从“杀鞑子”的传说在中国许多汉人聚集区都存在这一事实可知,文化的传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播是人的天性也是文化的本性。它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3]P4—5无疑,东北地区尤其是齐齐哈尔地区“杀鞑子”的传说应该是伴随着山东人闯关东的移民活动而传播过去的,移居东北地区的山东移民成为了文化的携带者与传播者。事实上,文化传播一直是人类学界的经典话题。德奥传播学派人类学家早就指出了迁徙、流动和其他形式的接触即文化传播对文化自身的意义,英国极端传播论人类学家还提出了“埃及中心说”的文化传播理论。[4]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策尔指出,文化主要通过大规模迁移和更强大、文化更高级的民族征服弱小民族而发展。[5]P63德国人类学家格雷布内尔认为,世界上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必定属于某一个文化圈,因而也就起源于某个中心 ……凡是不同地域出现的相同事物都是由于传播造成的。[6] P59 — 60应用该理论,假若“杀鞑子”传说源于鲁西南地区,那么鲁西南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该传说产生的文化中心,而富拉尔基地区的“杀鞑子”传说则为山东移民闯关东时传播过去的。以此中心形成了一个传说圈,周围的安徽等地就是传说覆盖的区域。
人口迁移直接导致文化空间上的传播,该传说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碰撞而发生文化变迁与文化涵化,通过与当地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相结合,传说文本发生了演绎,出现了细节上不同于文化中心的异文。“杀鞑子”传说所反映的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战争,当山东人的祖先迁移到东北后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历史记忆在特殊的情形下得到了复活与加强。山东人迁移到东北地区初期,在和当地人交流相处过程中发生了某些矛盾与冲突,使他们意识到彼此必须团结起来,老家的传说则是再好不过的联系平台,传说的存在恰当地解释了当地开南窗习俗的来源,习俗的存在以及仪式的举行又强化了传说的意义。通过对原有传说的再加工,使得该传说逐渐适应东北地区的环境条件,进而演变成一种通过“开南窗”来纪念“杀鞑子”荣誉这一有着具体仪式的纪念性节日民俗,传说升华为一整套有意义的仪式活动,民俗成为了历史记忆的载体,达到提高凝聚力、威慑“土著人”的目的。“仪式一经形成并得以流传,往往与社会机构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力量;另一方面,仪式的形式本身也转化成为一种权力。任何社会总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秩序,而维持秩序就必须借助相应的社会价值和实践形式,仪式是二者的结合体”。[7]P73该地区居民通过诸多的仪式活动,将这种传说在现实生活中予以演绎,强化了仪式给自己心理和精神上带来满足。为维持生存和自身利益,移民通过对传说进行一系列的加工与再创作,在传说的基础上完全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创造出一套仪式性的纪念性民俗活动,使之成为用于加强社会团结的典型工具。
“杀鞑子”传说所描述的是普通民众对苦难的抗争,表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追求独立的精神和愿望。而今天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东南一带的仍然沿袭下来的“开南窗”作为纪念性节日民俗的重要内容,则包涵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显然,作为文本的传说情节较为简单,作为传统文化的习俗内容也不复杂,但无可否认,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符号是人类随意赋予事物的某种意义的事物或事件。[6]P220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指出:“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 …… 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8] P5探求典型文化符号的意义并对其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是我们正确认识民俗文化的一个基本方法。
“开南窗”习俗的核心在于其中的具体仪式,而仪式则通过许多文化符号来展示。仪式中充满了象征符号,或者说仪式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象征主义人类学大师维克多?特纳把象征符号当作维持一个社会的机制,而象征是仪式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它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行动上的操作能力,并成为社会向某一个方向行进中的积极的动力。并且其功能是建立在物质工具性媒介之上。[7]P202—204中秋节既是回家团圆的日子,也是迁移过去的人最团结之日;既是寻求认同的机会,也是向外界展示自己力量的最佳时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各种符号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南窗”作为该传说和仪式活动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在该民俗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位于北半球,阳光直射由南向北,地面接收光线和热量南方多于北方,建房时靠南方的窗子少有被遮挡,其作为暴动信号再合适不过。同时,开南窗作为信号体现了农业文明中老百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基础之上形成的相互信任,它基于大家之间的约定俗成,开南窗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符号。另外,祖先从山东迁移到异地他乡后,仍不忘在南方的家乡,他们建房时不仅考虑到采光的需要,而且通过每年一次的开南窗来寄托思乡之情,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因为祖先英雄业绩而产生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南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得以凸显。
“磨刀”也是该民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据当地居民口述,蒙古人对他们的祖先防范极严,除了菜刀外不准私藏任何其它可以反抗的锋利器具。菜刀时他们可以用来反抗的唯一工具,所以格外珍视。在暴动前家家户户在门前磨刀,一则为晚上暴动加强准备,二则在磨刀霍霍声中相互汲取信心和接收来自群体的力量。迁移到该地区后他们与当地“土著”人难免有矛盾和磨擦,他们在继承该传说时保留或创造了在门前集体磨刀的行为,以此来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而不敢轻视和侵扰他们,给外界一种威慑,使自己获取精神上的安全感。
在该习俗中,鸡作为文化符号之一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仪式中杀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据当地居民说他们用“公鸡”来替代“鞑子”,这是在他们迁移到东北地区后才出现的。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了两重身份,既作为普通的家禽为人民提供食物,并承担打鸣报时的任务,为人们带来光明;又作为“灵物”在必要时刻以鸡之身为人民驱除邪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光明”,以保人类平安。我们认为公鸡成为祭祀的主要物品原因有:其一,鸡的成本较低,普通家庭在祭祀时有能力购买提供;其二,鸡在该地区分布较多,容易得到,该地区区域广阔,水草肥美,适合养殖家禽;其三,鸡本身可以食用,营养价值非常高,仪式之后可以作为食物吃掉而不至于浪费;其四,鸡在传统祭祀中历来占据重要地位,在传统社会,剁下鸡头被视为可以消弭全家人的灾祸。[9]P364此外,人们把鸡当作鞑子兵的替身,通过杀鸡实现了对过去文化的复原,鸡作为恶势力的邪恶力量象征和化身,杀鸡满足了人们对抗邪恶、追求自由的心理需求。
“鞑子”这一称谓也是该习俗中的重要符号。称谓是人与人之间自我与他人称呼的语言符号,他体现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等。称谓的变化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10]“鞑子”最早见于唐朝中叶,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的突厥文《阙特勒碑》和后来的《毗伽可汗碑》中记录了鞑靼名称。[11]11世纪时,“塔塔尔”或“鞑靼”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上各部的统称。[12]P26拉施特在《史集》中写道:由于塔塔尔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尔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尔人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尽管种族的名称不同,现今都被称为塔塔尔人。[13]P166《史集》中这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鞑靼”与“蒙古”名称,从专指一个部族名称演变为泛指北方游牧各部族通用名称的过程。宋明汉文书籍中鞑靼是蒙古的代名词,具有贬义色彩,元人编修《辽史》、《金史》时或将“鞑靼”更改为“达旦”、“达怛”,或偶改为“阻卜”,主要与鞑靼名称的贬义色彩有关。[11]这种在正式文体中出现的贬义词汇在民间也有所体现,老百姓将蒙古人称为“鞑子”、将周边某些外国人称为“老毛子”等。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称谓方式,反映了中国人由于无法摆脱古已有之的惟吾独尊的世界中心观念的束缚,落后守旧,固步自封,结果遭受了外强的侵略和欺凌,与此同时也激起国人的排外情绪。[10]显然,因为蒙古人带给老百姓深重的灾难,他们对蒙古人痛恨入骨,在暂时无法反抗时而采取了在语言上将对方矮化、丑化的做法,藉以给自己在心理上提供安慰和满足。
功能分析一直是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每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及其存在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能够满足当时人们和社会的多层次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14]P15习俗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也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风俗——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能发生功能的。” [14]P33具体说来,通过“开南窗”民俗中的种种文化要素,人们满足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当地居民通过磨刀、杀鸡、吃鸡等仪式性活动既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同时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增强了自己的信心,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还让周边群体在心灵上得到震撼和威慑,使外人不敢轻举妄动,起到维护自身安全的作用。通过擦洗南窗来表达对在“关内”老家的思念,通过杀鸡祭祖来表达对先辈们当年的英雄举动的推崇,以此来满足宗教崇拜上的满足。通过这样的仪式性活动不仅让子孙后代明确本族群的来源、与周边族群的边界,达到教育子孙后代的目的,同时通过杀鸡祭祖满足了成员祭祀祖先的要求,让后辈谨记祖先的勇敢与荣誉,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强化他们对本族群的认同感与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