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演变过程100字_托古诗在中古时期的演变
本文所讨论的是中古时期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诗作，以及与之相似的“效古”“学古”“绍古”之作，它们与那些有明确模拟对象的诗作（如陆机的托古诗十二首)不同，我们称之为“托古诗”。
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诗题以“拟”字开头的诗作共有六十八题（一题多首以一题计)，其中明确标明模拟对象而题为“拟某某”的有五十一题，占总题数的75%，而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有十七题，占总题数的25%（本文所有引诗均出自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5年版)。
虽然占主流的是拟篇之作，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创作托古诗。
这些创作托古诗的人们为什么不追随大流?他们是否在坚守或提倡着什么? 就读者批评而言，托古诗的批评标准也与题为“拟某某”一类作品不同。
如王夫之讥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步趋如一”，认为模拟过度;却赞张华《拟古》“具此深远之才方堪拟古，杂之《十九首》中不辨矣。
自是西晋第一首诗”，以模拟为妙。
那么，托古诗是否本有不同于拟篇之作的创作规范呢? 一､托古诗传统的开创与巩固 托古诗最早产生于魏代。
何晏创作《言志诗》二首，其一曰: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罗网，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接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纪》题此诗作“拟古”，但逯钦立先生据《名士传》“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
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忧忧，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改题为《言志诗》。
实际上，此诗是模拟古辞《双白鹄》: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
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踟躇顾群侣，泪落纵横垂。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不过何诗改造了原诗。
就主题而言，原作是抒写由天灾（疲病)引起的忧思，而何诗抒写的却是由人祸（罗网)造成的忧惧。
托古诗之所以如此命题而不题作《拟双白鹄》，说明他在有意识地模糊模拟对象。
其次，何晏诗与流行于汉魏之际《古诗十九首》一类“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的诗作情感基调颇为相似。
”因此，笼统题为“拟古”，模糊模拟对象反而更能体现何晏的“今情”（如《名士传》所载)与“古志”的互相沟通之处。
许学夷云:“何晏五言二篇，托物心寄，体制犹存。
”实际上何诗已开启了托古诗的传统:第一有所模拟而又有意模糊模拟对象;第二比古志以明今情。
无怪乎王夫之称何诗“已开西晋一派”。
西晋张华的托古诗继承了这一传统，诗云“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正是“死生新故之感”，诗中的松树形象与张华“临危则茂先为美”（《晋书》本传)的自我形象也相吻合。
不过，使何晏开创的托古诗的传统得到全面巩固的还是陶渊明《拟古》九首。
首先，陶诗也是“有所拟而不拘泥于拟”的。
许学夷指出它们与陆机托古诗的差别时说:“士衡拟古皆各有所拟;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其实，“有所拟”也是托古诗的传统，陶诗并非无迹可寻。
如其《拟古》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中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房独难守。
开头两句十分相似，用韵相同，而且诗的取材和主旨也大致相同。
但是，古诗中的荡子妇的形象在陶诗中变得模糊了，陶诗与古诗充其量只是一种神韵的相似。
又如《拟古》其四“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从墓地之荒凉引发感慨，言人生短促荣华难久，这在《古诗十九首》中也很容易找到影子，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王夫之云:“此直赋情事，陶令亦效此，乃相去若何?”可见陶诗亦是有所拟的，只不过让人难以察觉。
陶诗与《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有离合出入的，对应也是模糊的，我们根本无法像读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那样弄清它们究竟模拟了哪些诗。
刘履《选诗补注》云:“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云。
”显然这与何晏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著五言诗以言志”的做法相同。
潘德舆也认为陶诗“浑言拟古，故能自尽所怀”，浑言拟古而不拘泥“拟某某”，脱略了具体范本的限制，留给了作者较大的抒写情性的空间，因而能够“自尽所怀”。
而题为“拟某某”的拟篇之作，则自然会受到原作内容形式诸方面的限制。
而那种一一对应恰恰淹没了拟者自身的情感，因此拟作与原作愈相似则愈不成功。
看来，托古诗与拟篇之作本有不同的创作规范，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对它们有不同的批评标准。
二､托古诗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陶渊明之后，宋代王叔之､刘义恭､鲍照等相继而作托古诗。
这些作品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
第一为述写离别之思，如鲍照《拟古》八首之七､八等;第二为对于人生社会包括对生命消歇和功名羁宦的理解，如鲍照《拟古》八首之一､二等;第三为反映边塞生活之作，如刘义恭托古诗､袁淑《效古》等。
第一第二与“古诗”和魏晋时的托古诗主题大致相类，而第三则是南朝宋代出现的新题材。
如其五云: 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
海岱饶壮士，蒙泗多宿儒。
结发起跃马，垂白对讲书，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
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
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
玉琬徒见传，交友义渐疏。
王壬秋认为“微似渊明”，但并没有明言哪一方面“微似”。
我们先从托古诗传统之一即“有所模拟又不拘泥于模拟”方面来寻绎他与陶渊明相似之处。
鲍照诗首八句追忆自己游历名利场的一番经历，杂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之意，而后六句一派死亡气象，又颇与《去者日以疏》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句意相类。
而整首诗立意又与陶渊明《拟古》九首之四中“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一致。
不过，鲍照显然是没有拘泥于字模句拟的。
从以上比较可见，在模拟对象的选择､模拟方法的运用上，鲍照对陶渊明是有所继承的。
从托古诗传统之二即“比古志以明今情”来看，鲍照《拟古》九首也是有所继承的。
如刘坦之评其一云:“此亦托古以讽今之诗。
”方植之评其七曰:“又托闺妇思远，以寄羁旅之苦。
”这与陶渊明“自尽所怀”的做法一致。
本来，组诗容量较单篇作品大得多，陶､鲍将数首诗全系于“拟古”题下，客观上也使托古诗的内涵比较丰富。
此点乃陶渊明之首创而鲍照将其光大，此后南朝鲜有《拟古》组诗。
然而，鲍照《绍古辞》七首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模拟对象更加模糊，七首除了其一“橘生湘水侧”可以看出系模拟古诗“橘柚垂华实”外，其他六首已很难寻找模拟对象，只有《绍古辞》之题还在提示它与古辞的联系。
其次，是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绍古辞》内容全写相思离别之情，实际上是主题的单一化､狭窄化。
主题的单一（全为相思之情)显然限制了其与诗人丰富复杂的现实情感的沟通，而主题的类型化则会使这一组诗失去个性色彩。
因此《绍古辞》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实际上使“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削弱了。
可以说托古诗“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在鲍照《拟古》八首中得到了继承，但在其《绍古辞》七首中却孕育了新变:即由于将古辞主旨类型化（如限定在相思离别这一主题范围内)的趋势而导致了“比古志以明今情”传统的削弱。
袁淑的《效古》诗末云“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
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李周翰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刘义恭托古诗云:“束甲辞京洛，负戈事乌孙。
后军济太河，筑垒黎阳屯。
旦闻羽檄飞，夕见边驿奔。
”反映边塞生活，内容为古辞所没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托古诗的新变是在“象古人……之意”的基础上的新变，因此，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也实际上相对削弱了。
总的看来，南朝宋的托古诗主题逐渐狭窄，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已有所削弱。
三､托古诗传统的扭曲与失落 齐梁之际的王融､萧统､萧纲､刘孝威､刘孝绰､范云､何逊等亦有托古诗，几乎无一例外都抒写离别之思。
这表明他们虽然还是没有明确的模拟对象，但是这些托古诗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却又使其模拟对象作为“类”而明确了些。
王融的托古诗“花蒂今何在，亦是树下生。
何当垂双髻，团扇明月间。
镜台今何在，寸身正相随。
何当碎联玉，云上璧已亏”，拟《古绝句四首》之“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
何当大头刀，破镜飞上天”，主题和句式皆相类，但这种情况在齐梁间比较少见。
如萧纲（一作萧统)托古诗: 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
念人一去许多时，眼语笑靥近来情，心怀心想甚分明。
忆人不忍语，衔恨独吞声。
前五句采用刚刚兴起的七言，改变了古诗的句式，只有相思离别这一主题还与古诗有些联系。
托古诗内容上的这种趋势，与当时的文风不无关系。
《周书•王褒庾信传赞》述庾信诗风指出: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际。
其体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
故能夸目奢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
如此，则梁代托古诗已完全与当时的文风打成一片了。
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以“拟古”为题呢?本来，托古诗有“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这显然有利于诗人们将其不合正统的趣味合理化。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陵编纂《玉台新咏》时将艳体诗溯源于古代以“大”艳诗之体的做法看出端倪。
他们诗作内容极端狭隘却又题为“拟古”，这或许也是“比古志以明今情”的方式;然而千篇一律的相思之辞，虽然表现了一种共同的爱好，却根本无法突出诗人的个人情性。
这样一来，晋宋以来托古诗的传统内涵单一化了，“比古志以明今情”的功能实际上绝大部分已失落了。
宋代刘义恭托古诗中的那种边塞内容与齐梁间大量出现的以“古意”为题的诗作十分相似，如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等。
但这些作品在标题上比托古诗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如刘孝绰《古意送沈宏诗》､范云《古意赠王中书诗》､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诗》､萧绎《古意咏烛诗》等，“古意”竟然可随意用于赠答､应教､咏物了。
诗人们不再把托古诗的主题范围仅限定在“相思”内，而有意通过标题标出其诗作的功能，以扩大其表现空间。
可以说，这正是在托古诗“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已失落的情况下，对传统的一种补偿。
但是这种补偿仍然是有限的，它们只不过扩大了诗歌的“用”的范围，并没有增强诗歌“情”的深度。
汪师韩云: 今观唐以后诗，凡所谓古风､古意､古兴､古诗，与夫览古､咏古､感古､效古､绍古､依古､讽古､续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别。
古人名作，唯鲍明远《拟古》八首，陶靖节《拟古》九首，未尝名言所拟何诗，然题曰《拟古》，必非后人漫然为之者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托古诗与标明模拟对象的拟篇诗不同，它自有逐渐演变的写作规范。
魏晋时期陶渊明等确立了托古诗“有所拟而又不拘泥于拟”以及“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宋代鲍照等既继承了传统又削弱了传统;梁代诗人则彻底完成了新变，拟古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落。
而由这一传统的新变与失落的过程，我们似乎也可以侧面了解人们常常指责南朝诗歌为“形式主义”的原因。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蔡爱芳（1978—)，河南温县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中原工学院讲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古诗评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3］ 六臣注．文选［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4］ 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