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探索与对策建议
摘 要 通过阐述全球治理的理念，结合档案工作的相关内容，总结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经验、优势与不足。通过中外档案工作比较，汲取国家在参与全球档案治理方面的相关经验，结合中国在其他信息治理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提出我国在全球档案治理进程中提升话语权的对策与建议。
Abstract By elaborat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archives work， the paper sums up the current experience， advantages， and deficiencie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archives governance. Through comparing archival work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gaining relevant experiences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i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archives governance， combined with China"s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other areas of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t proposes China"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improving discourse power in the global archives governance process.
Keyword global archives governance； archives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rchives。
檔案治理是指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个主体协同合作，基于一定的行动规则，共同对档案事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档案领域善治活动和过程[1]。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正在逐步提升，包括了全球视野下档案治理思维的迭代、国际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整合策略、互联网环境下各民族档案资源的数字化与数据化的共享与传播等方面。2017年12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国家层面要求全社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将在非洲喀麦隆举办的2018国际档案年会，也把“治理”（Governance）纳入会议主题，围绕档案在国际和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医疗隐私、气候治理等议题，突出档案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1.全球治理与全球档案治理。治理（Governance）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于1995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系统地将全球治理阐述为“在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情况下，由不同层次的多元行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或解决全人类的、难以依靠单方力量解决的跨国性问题的善治过程。”同时，分析了全球治理的价值以及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国际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关系[5]。
档案作为文化建设与传播的载体，承载着社会记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国内外各大文献数据库上鲜有涉及“全球档案治理”（Global archives management），但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治理”话题的讨论中，发现档案治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理应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治理”成为国际档案大会（International Coucil on Archives，简称ICA）的重点议题。2008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治理与发展：绘制未来的蓝图”（Archives，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Mapping the future Society）为主题，其中治理话题涉及档案人员在电子政府中的角色定位、档案人员与其他专业的联合、公众对档案价值的认知。另一方面，国内对档案治理的讨论络绎不绝。例如，阐释档案治理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定位与普世价值，提出构建档案治理框架的作用[6—7]，以及地方特色档案参与档案治理[8—10]。综上，“全球档案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促进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学术理论研讨、业务环节优化、各国档案特色交融等方面，特别是全球档案法规、档案相关标准的制定。
2.全球档案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提出与世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且全球治理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之一[11]。全球档案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全球档案治理属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提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档案作为文化信息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以其独特的形态不断丰富文化的内涵与传承人类文明。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全球档案治理的进程。“从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全球档案治理的范围与广域，对档案治理的层次与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最后，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智慧支撑。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中国在档案治理中涌现自身特色，如中国设立“世界记忆学术中心”，召开“世界记忆工程项目与档案事业发展主题研讨会”[12]，均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
3.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参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的进程为例，管窥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进程：1956年，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大会决议邀请中国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196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届大会上，中国派出三位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同意吸纳我国作为甲级会员，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没有立即加入。在1980年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大会上，我国正式加入ICA，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凤楼在会上当选为理事会执委会委员。1984年，在原联邦德国波恩召开的第十届档案大会上，韩毓虎、李凤楼等人也陆续为中国档案发声。20世纪末，以“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三届檔案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当选理事会主席，此后中国档案人出现在国际档案舞台上的频率增加。进入21世纪，参与到国际档案大会的成员，不再局限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成员，还包括了档案院系师生、基层档案工作者等。2016年7月，“国际档案理事会ICA”中国宣传公众号诞生，截至2018年6月30日，用户关注量达到1782，专题包括“ICA独家”、“档案行业动态”、“档案学术前沿”，愈来愈多的档案师生关注并参与到全球档案的宣传与全球档案治理当中。
4.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不足。在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进程中，还需要正视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中国在国际档案领域的话语权尚弱。表现为国际档案理事会要职人员比例较小、档案行业国家标准政策制定成员较少、中国档案理论国际化程度低。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起步晚、经验匮乏。欧、美等国的国际档案合作，早在1905年就出现全球档案治理的萌芽。再次，中国参与档案治理缺乏可持续性。中国于20世纪末曾出现全球档案治理的“小高峰”，但随后治理热度消退，缺少稳定持续性的全球档案治理措施。最后，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形式较为单一。局限于国际档案会议、区域档案协会的对话或学术报告、外国档案理论的综述与宣传等。这些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尚待中国档案界进一步讨论，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全球档案治理框架。
1.法国：注重档案治理历程的可持续性。对22位历届ICA主席的国别、地域、人物关系做出相关统计（见图1），发现欧洲国家在历届主席人数达到14人，占比70%，其中法国占15%；同时，国际档案理事会总部地处法国，为其参与全球档案治理提供地缘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国在全球档案舞台上的重要地位。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之后，1988年，第十一届档案大会也在法国巴黎召开，这届大会围绕“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今天与明天”主题讨论，呼吁全球档案工作者参与新型档案材料、档案遗产的保护。此外，法国的特色档案教育为全球档案治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法国档案学院（Ecole des Chartes）是世界上第一所档案学院。课程研习的对象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在系统化学习中，培养出具有世界档案素养的专业人才。1951年，时任法国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Charles Braibantl）倡导成立国际档案讲习班，为全世界培养了高级档案专业人才。此后，法国的持久性治理态势显现，诸如法国“数字化遗产（Patrimoine numerrique）”计划和“欧罗巴娜”（Europeana）数字图博档计划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设提供丰富经验。
2.美国：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美国档案事业起步虽然较晚，但其经济实力雄厚，再加上联邦政府对档案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已成为国际上档案事业发展与档案治理层次较高的国家。美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属于“全局分散，局部集中”式，参与到全球档案治理的档案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1947年，美国索伦·布克（Solon Buck）向世界100多位档案学者发出倡议，建议成立国际档案组织；国家档案与文件署（NARA）参与国际档案遗产保护，致力打造全球范围的档案信息导航系统（NAIL）；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的会员来自个体和团体，教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而且允许国外人士参与讨论。从会议主题来看，包括“跨越界限”的国际档案教育和档案数字化保存。美国虽无设立专门的参与全球档案事务的法规，但其自主参与意识已经深入公民的社会生活，无论是档案领域，还是图书馆学、历史学、IT技术等其他行业的人员，都对全球档案治理表示认同，正如对二战国际档案的保护、世界档案与文献遗产的关注。
3.英国：重视提高档案治理层次的国际化。英国档案事业体制是典型的分散式体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管理下，档案治理与利用呈现国际化趋势。一方面，涉及全球档案事务的关键问题，保持谨慎治理的态度。英国国家档案馆下设档案管理部，对政府档案部门进行检查和指导，对涉及区域或国际性档案事务的不当行为责令限期改正。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rchivists of UK）每年召开年会，探讨国内外档案事业的发展。如2010年曼彻斯特年会以“我们之所存：挑战鉴定与传统收集”为主题，探讨了全球档案工作在管理收集数字文件的挑战与机遇，倡导国际档案合作。另一方面，英国不断为世界档案理论提供源泉，并在利用层面推陈出新。在全球档案理论层面，英国詹金逊（Jenkinson）的《档案管理手册》（A Manual for Archive Administration）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其提出的“档案组合”、“证据神圣性”对其他国家的档案事业提供启示。在世界档案工程层面，英国不断提供世界档案记忆。例如著名的英国《末日审判书》档案事件之后，英国人意识到保护档案的手段对留存世界记忆的重要性；此外，英国国家大剧院推出档案APP，将行业特色档案信息与国际接轨[15]。
中国在全球性文化治理的相关领域也有一定的经验，如国际性文化组织、项目、会议，对文化治理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为全球档案治理提供参考方向、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