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出版业(1936—1947)研究评述
摘要：从六个方面，即出版史的总体观照、发行史的专题开掘、报刊史的点面结合、图书业的散点透视、出版机构和人物的双重变奏、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全面梳理和总结近三十年来有关延安出版业(1936－1947)的研究成果。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出版史 延安 图书 报刊 发行 史料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3－0093－06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延安时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党史往往以遵义会议后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为起点，把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称为“延安十三年(1935－1947)”。
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延安时期出版史应该从党中央1936年5月在瓦窑堡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算起；中共中央1937年1月从保安迁至延安，到1947年3月离开，在长达12年的艰苦岁月里开创了红色根据地出版事业的新局面，谱写了党的新闻出版历史的新篇章。
目前笔者所见，只有少数介绍性文章，如《创刊号：一本珍贵的革命文献》(《新闻业务》1962年第1期)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出版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
延安时期红色出版史，成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构成中国现代出版史的重要板块。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有关延安出版业(1936－1947)的回忆录、资料汇编和研究专著等总计30多部，发表的文章130多篇。
另外，还有相关的研究生学位论文10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3篇)，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3项。
有关“红都”延安出版业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很大拓展，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里，笔者就从几个侧面梳理总结相关研究成果，以期对进一步深化党的出版史研究有所启示。
1、延安出版史的总体观照 把解放前“红都”时期的延安出版事业作为一个整体，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进行系统全面的清理与总结，已经有了可喜的收获。
除了一些综合性的中国出版史专著、教材对延安时期出版业有专门章节有所涉及以外，近些年相关的论著和文章已经有了一些，且达到比较高的学术水平。
为了深入研究延安时期的新文化出版事业，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起，与甘肃、宁夏新闻出版局共同邀请一些老同志参加成立编委会，组织编写出版了《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部洋洋40万言的著作以15章的篇幅(另有绪论和结束语)采用纵横结合的方式，全面梳理和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与面貌。
书中的内容包括：延安时期的报刊出版事业、延安马列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编辑出版工作、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出版发行事业的建设和成就、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印刷事业等。
本书的编纂历时十年，参加编写的不少是延安时代的老出版人，因此内容真实可靠，资料翔实充分，是一部具有集成性质的重要论著。
该书《绪论》上溯《上海时期的出版事业》《中央苏区时期的出版事业》，《结束语》又从《延安时代展望当今改革开放新时代》，使得全书结构更加完整，党的出版历史的来龙去脉勾勒得更加清晰。
论文中对延安出版业进行宏观综合论述的文章篇数并不很多，但都比较扎实，且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
曹国辉的长文《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洋洋两万多字，1987年在《出版工作》第1―5期连载。
该文含《结束语》有七个部分，具体包括：准备工作，组织机构，党的关怀，期刊出版，书籍出版，发行工作。
文章有纵向的描述，主要还是分板块的分析，史料十分丰富，论述简明清楚，同时辅以相关的历史图片，更增添了其丰富性。
该文作者增补后以《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概述》为题，收入吴道弘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倪波、张志强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事业》(《新闻出版交流》2000年第4、5期)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业作了完整的论述，重点探讨了延安的出版机构类型，介绍延安地区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丛书，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事业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
该文出自学院派之手，特点是重点突出，讲究学术范式，理论分析比较深刻。
赵晓恩的《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也是一篇长文，分5期刊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1——5期)。
该文重视对延安时期出版业发展脉络的清理，而关注的视野是以延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既涉及延安以外革命根据地的出版情况，也对国统区中共领导的出版工作有所论述。
因此。
该文是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出版史的全景式描绘，而对历史经验的分析总结亦比较到位。
附录《延安出版的报刊图书一览》分门别类，举证精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永贵、李雅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出版事业》研究思路与赵晓恩相近，但更加概括和精练。
作者认为，以延安为中心，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活动表现在出版物上，带有鲜明的党性特征。
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贯穿着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文艺作品、报纸期刊、著作教材等，无不体现在那个战争年代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出版物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
以延安为代表的根据地出版事业，凝聚成一种出版传统，对抗战胜利后的各解放区出版事业，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事业，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样的立足点无疑是比较高的，也是符合我党出版发展历史实际的。
2、延安发行史的专题开掘 延安的发行工作与出版工作同时开展。
1937年4月《解放》杂志创刊时，党报委员会的出版发行科，就以新华书局的名义进行工作。
1939年9月1日，延安北门外新建的新华书店，标志着我党在延安发行工作的扩大。
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新华书店的店名。
我党发行政策的制定，发行体制的形成，发行模式的探索，都是奠基于延安时期。
新华书店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以来的书报刊发行史。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延安时期的发行工作研究，成果就特别丰硕。
曹国辉的《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出版工作》1987年第1－5期)第六部分是专门讨论《发行工作》的。
文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延安时期从1937年4月到1947年边区书店转战陕北为止的发行事业发展历史，比较注重史料的运用。
与此文相近且更加偏重发行历史勾勒的还有曹予庭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出版发行工作》(《党史文苑》1994年第4期)。
作者的重点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解放社及其出版发行工作，史料比较翔实可靠：文章还请当时延安的老出版发行人进行审核。
谷军《回忆1938年毛 泽东对出版发行工作的指示》(收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是属于回忆性质的，具有很重要的发行资料价值。
延安发行史探讨的中心往往是新华书店，因为我们今天人所共知的新华书店就是诞生在延安，并且在当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方面的文章有：周保昌的《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出版史料》第二辑，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宋玉麟的《回忆延安新华书店》(同上)、于强的《从博古书店到新华书店》(《北京出版史志资料选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舒展的《新华书店艰苦创业六十年》(《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5期)、文东的《红色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7月5日)、袁桂莲等的《红都延安的书刊如何传播到全国各地》(《党史博览》2003年第6期)、郭国昌的《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体制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等。
这些文章，或着眼于史料的钩稽，或重在历史的描述，或专注机构的研究，或放眼新文化的传播，或旁涉文学创作的领域，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有关延安发行业研究的专门著作则有赵生明编著的《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华岳文艺出版社***年版)。
该书系统介绍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诞生直到1949年十多年艰苦创业、不断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新华书店在延安的诞生经过作了详细研究。
后来，新华书店50、60、70周年时，新华书店总店都组织编写刊行有关的纪念性文集，其中部分内容也是直接关涉延安时期发行事业的。
除了上述专文、专著，讨论延安时期发行工作的还有一些相对综合一些的发行史著作，主要有高信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士德的《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王晓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些著作都设有专门章节论述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发行事业，且分量都还比较厚重。
3、延安报刊史的点面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创办的报刊有二十多种，其中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影响最大。
除了一般介绍性、史料性的文章外，有关《解放日报》的研究性论文主要有：从党的领导人、编辑出版家与《解放日报》关系角度立论的，如辛黎的《丁玲和文艺栏》(《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韩广富的《博古与(解放日报>》(《党史天地》1997年第3期)、吴文焘的《忆博古与(解放日报>》(《红岩春秋》1998年第3期)、鱼恩平的《博古与延安》(《党史纵横》2004年第12期)、孙国林的《毛泽东与延安》(《党史文汇》2006年第5期)、陈家鹦等的《毛泽东与延安》(《文史月刊》2006年第10期)、朱秀清的《丁玲的身份与主持延安“文艺”栏目时的编辑取向》(《中国出版》2007年第12期)；有以报纸改版为对象立论的，如廖经天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闻》(《新闻战线》1978年第1期)、佚名的《陆定一谈延安改版》(《新闻战线》1981年第4期)、杨放之的《改版与延安整风》(《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王敬的《博古与延安改版》(《新闻战线》1987年第10期)及《党报史上的一次新闻改革》(《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2期)、朱鸿召的《延安改版的前前后后》(《同舟共进》2008年第1期)等。
还有的论文钩稽《解放日报》大事纪要，有的讨论《解放日报》经营理念和广告特色，等等，呈现出多角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
此外，对于同属于党报系统的《解放》周刊、《群众》周报也还有一些研究文章见诸报章。
王敬主编的《延安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则具有集成性质。
这是一本通过数年间走访老报人、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史料写成的报纸史专著。
它通过丰富的史实，介绍《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和宣传成就，特别是改版以来的革新面貌与优良传统多有着墨。
全书分上下两编共12章，上编是“《解放日报》的战斗历程”，下编是“《解放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一纵一横，史论结合。
对于其他一些重要报刊，学术界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
其中，研究《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既有张献哲《简介》(《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这类侧重从内容到形式加以简要介绍的文章，也有重点突出的如路元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关于敌军工作的宣传》(《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吴月芽等的《的出版与宣传活动》(《出版史料》2004年第3期)，在叙述该杂志基本出版状况的情况下，重点从宣传内容的视角探讨其编辑策略和传播意义。
而对于延安出版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中国文化》，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文章谈及，方东明刊发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l期的长文《(中国文化>简介》，才真正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文章以《简介》为题，其实内容并不简单；作者主要从刊物内容的角度评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极少数文化学术刊物之一，在抗战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文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边区曾经开展过新文字扫盲运动。
李绵、翟准在1987年第1期《新闻研究资料》撰文《延安(新文字报>简介》，对该报创办的时代背景、出版意义、发展脉络进行充分论述。
后来作者又以大致相同的内容在1990年第12期的《新闻知识》发表《关于延安的始末》。
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类报刊如《红中副刊》《文艺月报》《谷雨》《草叶》，新闻业务刊物《通讯》等，都有一些介绍性、考证性或研究性的文章，丰富了延安报刊史的园地。
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报刊的分类探析，少人提及刊物的一一爬梳，都还值得研究者花大气力去开疆拓土。
4、延安图书业的散点透视 延安时期出版的四百多种图书，从量上说并不多，平均分配到每一年也就几十种。
而对于这一阶段的这些图书从书史角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论文并不多，除了前面列举过的倪波、张志强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事业》、曹国辉的《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第五部分)对部分重点丛书有较全面分析外，大多数文章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在某些代表性的作品上。
雍桂良的《马列著作在延安的翻译出版及其传播》(《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是从三个方面开展论述的：延安时期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特点；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果；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 所产生的影响。
文章以史为据，逻辑清晰，概括准确，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高度充分肯定延安的翻译出版工作。
与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相关的文章还有吴道弘的《我国关于列宁著作的编辑出版概述》(《编辑之友》***年第2期)、王保贤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译本简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就有不少书籍和文章有所涉及，如《出版的前前后后》(刘金田等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施金炎主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刘跃进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对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皆有具体论述。
相关的文章，或侧重史料的发掘，如罗时来的《我国最早出版的珍稀本在光泽发现前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12期)；或偏于历史的考据，如张敏卿的《写作及出版的地点、时间新考》(《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或重视出版的价值，如刘毅强的《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背景及当代价值》(《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0年第4期)。
关于《大众哲学》的研究文章就有：郑易里的《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出版工作》1978年第15期)、张殿清的《(大众哲学>的出版及其意义》(《北京印刷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谢本师的《艾思奇和》(《文史杂志》1998年第5期)。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则有张剑平《谈在延安的问世》(《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散木的《范文澜所著问世前后》(《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等。
至于专门讨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李达《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斯诺《西行漫记》这些出自延安或与延安根据地密切相关著作的专题文章，则颇不少见。
至于专门研究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鲁迅著作的论文也很有特点。
这样的个案分析，从图书编辑出版史来看论析深刻但不够系统，重点突出却略显散漫。
关于延安图书史尚需加强理论的观照和宏观的审视。
5、延安出版机构和人物的双重变奏 延安时期的出版机构有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另外，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敌情编委会、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印工合作社等团体，也或多或少出版一些书刊、地图、年画等出版物。
解放社是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最早的，也是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除了编印出版著名的《解放》周刊外，还承担了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团体著译作品的出版任务。
而新华书店独立建制后，也兼事出版，刊行一些很有影响的出版物。
就笔者查询，有关延安时期出版机构方面的研究除了新华书店还是比较欠缺的。
除开前面列举的综合性地研究延安出版史的几篇文章中，有的对延安出版机构有所论列，专题性探讨还很少。
仅有的几篇，多为资料性、考证性的，如王林《关于中央出版发行部历史的回忆》、梁云庵《回忆在中央出版发行部时的情况》、李文《到革命根据地去：记华北书店、韬奋书店》(三文均见《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曹国辉《关于解放出版社》(《出版史料》2002年第4辑)一文则是辨析延安解放社与武汉解放出版社的。
从上述介绍看到，我们对延安时期出版机构的探讨还很不够，像解放社、大众读物杂志社、解放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都需要作深入的细致的研究。
作为延安出版中机构人物二重奏的人物研究，相对来说成果要丰硕一些。
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与延安出版的关系，学术界一直是比较关注的。
相关的论文还有：王新民《延安时期毛泽东办刊思想初探》(《中国出版》1994年第1期)、周昭宜等《略论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报刊思想》(《出版发行研究》1995年增刊)、韩广富《博古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出版的贡献》(《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曹国辉《张闻天与延安报刊》(《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等。
这些论文大多重视客观史料与理论分析的结合，把领袖人物的出版活动放到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史的坐标上予以评论，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和历史感。
延安时期的出版人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还有杨松、周文、李文、王揖、张仲实等。
吴冷西的《悼念王揖同志》(《新闻战线》1987年第1期)，主题就是回忆老报人王揖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工作经历的。
葛伯熙的《延安第一任总编辑杨松》(本社编《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佚名的《谢觉哉办报刊》(《新闻通讯》1990年第4期)、林理明的《张仲实在革命出版事业中的历史性贡献》(《编辑学刊》1996年第1期)、祈念曾的《张仲实的编辑思想与实践》(《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6期)、郑士德的《此生近百岁，拓荒无尽时：记出版发行家李文的艰苦创业历程》(《出版史料》2010年第2期)、王莹的《党报的奠基人大众化的开拓者：论周文对革命根据地报刊事业的贡献》(《新闻知识》2010年第4期)，等等。
但从总体看，有关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家的系统研究还是薄弱的，有待加强。
6、延安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 延安出版业的研究，史料仍然是基础的基础。
1986年，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成立，当时展出图片440幅，实物300件。
2004年，此馆去掉了“出版”二字。
此举遭到出版人质疑(曹国辉《“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改名之疑》，见《出版史料》2010年第1期)。
笔者2008年曾经到清凉山实地考察，发现出版史料得到进一步充实，相当丰富而有价值。
相关的史料类文章这里再举数例：刘增杰《新发现的三期(文艺月报>》(《新文学史料》***年第3期)、署名中文系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史料编辑组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期刊目录选载》(《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饶珏馗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出版之丛书目录(初稿)》(《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1期)、倪波的《关于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出版之丛书的见闻》(《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2期)、残石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出版之报纸、期刊目录初编》(《宁夏图书馆通讯》1981年第1期)、万启盈等《延安中央印刷UV—史概况》(《新文化史料》1986年第l期)、柯愈春的《革命根据地的报纸增刊》(《新闻战线》1993年第7期)、黄禹康的《第一部出版经过》(《百年潮》2006年第5期)、周文熙整理的《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收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中]》，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滕长富的《珍贵的延安》(集报网，2007年8月6日)等。
其中，有的属于史料整理，有的则是史料发现，有的偏重史料考证，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前3辑由新华书店总店刊行，时间分别为1979年、1982年、1987年。
第4辑1990年由中国书店刊行。
这个史料辑刊是新华书店总店组织曾经在书店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性的史料集，文章所述上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创办文化书社，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其中许多文章是老一辈出版发行工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录，相当部分属于延安时期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现代出版史、发行史的宝贵资料。
《解放日报人名索引(1941.5－1947.3)》一书由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由苏若望主编，1986年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编印。
清凉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的所在地。
本书虽为内部资料，但收录有关延安时期革命新闻出版工作的回忆文章93篇，内容十分丰富，史料真实可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张彦平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年版)、《陕西出版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该书编辑部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赵晓恩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陕西日报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2006年编印)都是侧重出版史料收集整理的有价值的著作，值得重视。
当然，对于延安出版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搜集、整理与研究，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每一种图书、每一份期刊、每一张报纸、每一个机构和人物，尽可能搜罗全面系统的史料，才可能将研究引向深入。
其实，对赤都延安新闻出版事业的研究还有一些分量较重、角度新颖的论文，如曹国辉的《延安时期的印刷事业》(《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6期)、杨琳的《容纳与建构：1935―1948年延安报刊与文学传播》(《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孙国林的《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文史精华》2007年第12期)、刘苏华的《延安出版物的稿酬研究》(《出版科学》2009年第5期)、朱秀清的《期刊：延安文学的重要传播方式》(《中国出版》2009年第3期)、杨琳的《延安文人的“公共空间”：社团与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成路的《从陕甘宁到解放区的文艺出版》(《飞天》2010年第18期)等等。
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论述了。
通过网络搜寻，我们还查阅到有关延安出版业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篇，其中包括《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延安1939－1941)研究》(秦彬，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出版业研究(1937－1947)》(刘苏华，博士学位论文)等。
另外，近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有“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研究”(王春泉，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延安《解放日报》与解放区文学的生产与传播”(韩晓芹，2007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刘苏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