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 [侯仁之:“跑”上科学巅峰]
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
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
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
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 侯仁之祖籍为山东恩县,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隶属河北省枣强县。
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
所幸母亲对他给予了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旧约圣经》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
1926年,15岁的侯仁之到德州博文中学读书。
博文中学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侯仁之曾想加入篮球队,可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
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
他坚持跑了一冬天,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班上同学对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我们看见你天天练来着。
”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一千五百米。
比赛时,他拼命往前冲。
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怪: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1931年夏末,侯仁之被父亲送到通州潞河中学。
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便可以报考大学了。
那年秋天,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侯仁之回忆道: ……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军训。
……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再也不许提抗日了。
我们想不通! ……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
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
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
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杨梅竹斜街开明书店的分店,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
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
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
由于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使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毅然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了。
像中学时代一样,侯仁之在燕京大学里仍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并且很有些突出的表现。
他始终引以为自豪的,是曾经两次夺得全校5000米越野长跑比赛冠军。
不过,若论别的方面,还有人“跑”得并不比他慢。
确切地说,应当是“跳”。
张玮瑛天性聪慧,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玮瑛比侯仁之小4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算是 “师姐”呢!不过,尽管她“跳”得快,看来还是不如侯仁之“跑”得快,秀美聪颖的张玮瑛,最后还是被英俊倜傥的侯仁之“追”上了,成就了一段携手并肩七十多年的好姻缘! 1936年夏天,侯仁之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并继续留校攻读硕士。
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积极宣传抗日的顾颉刚被迫逃亡。
当时,侯仁之的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了地理学,洪业老师发现了这一点,不仅给予积极的支持,还建议他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专攻地理学。
然而,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侯仁之未能如期成行。
任教之余,他还被校长司徒雷登任命为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担任主席的,是美籍教授夏仁德。
那时,尽管日寇占领了北平,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还能保持相对的平静。
司徒雷登和夏仁德虽然是美国人,但都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侯仁之在配合夏仁德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这项工作得到司徒雷登的大力帮助。
据侯仁之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而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是北平的12月8日凌晨。
当天,燕京大学被封,学生驱赶出校。
紧接着,司徒雷登、夏仁德、洪业等二十余名教师和学生相继被捕。
侯仁之本已避往天津岳父家,也被押回北平。
他们先是被关在位于沙滩的原北大红楼。
与侯仁之同牢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孙以亮———即后来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一个多月后,因为日寇找不到更重的罪名,学生们获得释放,而侯仁之等11位燕大教职员提被转移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继续关押。
直到1942年6月,由于无法查实这些人的抗日事实,日寇将他们分别判处缓刑,予以释放。
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出狱。
他前往天津岳父家中与家人团聚,并见到了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其时其情,永难忘记。
侯仁之在天津三年,边在学校教书,边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相继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北平金水河考》等论著。
但是,根据洪业老师的嘱咐,为了不被日寇利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予以发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
三天后,刚被释放的司徒雷登便召集洪业、侯仁之等5人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
司徒雷登提出: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
10月10日,燕大开学典礼在大礼堂隆重举行。
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3年零10个月以后再一次敲响了。
1946年8月,侯仁之又开始他的“长跑”了 这次“跑”得远: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投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门下。
三年以后,侯仁之的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
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侯仁之有幸与无数欢欣若狂的群众一道经历了那空前的盛会。
当天晚上,侯仁之刚回到燕园,便被簇拥进了大礼堂。
他回忆道: ……燕京大学的人非要叫我做报告不可。
在大礼堂,灯全都灭了,只有一个电灯照着我,叫我一个人站在台上讲。
那么多群众出来,那么多!你看过去受压迫,受迫害,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多么高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就回来了,我激动极了!那天把我的感想在大礼堂讲了,大家和我一样激动啊! 重新回到燕园,重新回到熟悉的环境和熟识的同事们中间,侯仁之感到十分愉悦。
但一切又与从前不一样了。
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急切地希望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这个新时代做出贡献。
侯仁之返校后先是担任副教授,很快又升为教授。
由于燕京大学没有地理系,因此他仍然回到历史系承担地理课的授课任务。
1951年,他全家搬到燕南园,住进61号楼。
61号位于燕南园的西南角,是一座两层的小楼。
北面是小路,其他三面都是绿树葱郁的空地,环境十分幽静。
这小楼住了两户人家,属于侯仁之的,是靠南的房间。
楼下有一个不大的客厅,还有厨房;楼上是书房和卧室。
在侯仁之之前,住在这里的是原社会系主任赵承信。
当年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们被关在一个牢房,曾经以监室为“课堂”,互教互学,以苦为乐。
那段难忘的“狱友”经历,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居然先后是同一座住宅的主人,也真是一段难得的机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的成果是辉煌的。
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 “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 从1961年到1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
1965年暑假,他仍打算要到沙漠地区去的,因为一些临时的工作而改变了计划,后来开始参加“四清运动”。
不料,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切工作都戛然而止! “文革”十年,是侯仁之经历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
批斗、挨打、游街、劳改……历尽磨难。
侯仁之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
张玮瑛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抿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 1969年。
侯仁之被从“黑帮大院”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
他回忆道: ……最苦的活儿让我干。
我记得很清楚。
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
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
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
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
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
幸亏我的身体好啊!有一位工人师傅很好,老照顾我。
冬天快到了,成立了一个野外打柴队。
中午不回来,有人给送饭。
晚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还得背很重的一大捆柴。
工人师傅让他们背柴,那些锅碗瓢勺和饭桶一类的东西让我挑着,都是空的,不重。
我认为他是照顾我,我很感谢,可不能说出来。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忽然间那边着火了!隔着一条小河,旷野没人,冬天都是干草,着火了嘛。
大家都去救火。
我一看从小河趟水过去得了,近呐。
他们都从旁边跑,我一个人一下子就从河里趟过去了。
结果,把我批斗了一番! 从“文革”开始至此,侯仁之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唯有这一次他是心悦诚服,充满感激。
他的确该批。
批他是为他好,为大家好! 那河水是趟不得的。
水里有血吸虫! 他还说: 我是有罪名的。
我在那儿没有自由,他们晚上学习开会我不能参加,我得出来。
我就出去跑步。
遇上下雨,我就只好钻到一个草垛里头躲着。
冬天也很冷啊!有时下小雪,我就躲在厨房外面靠近锅炉的一边,背倚着墙,还可以得到一点温暖。
等看到灯光一变,有人走动了,知道是散会了,我才回去睡觉…… 在人生最艰难的这个阶段,侯仁之仍然坚持跑步 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要活下去! 两年以后,林彪乘飞机仓惶出逃时摔死在温都尔汗。
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撤销,全体人员才得以返回北京。
1976年10月,动乱中的中国改变了命运。
“四人帮”垮台,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被打碎了,侯仁之重新投入工作。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乐趣。
他不光在国内跑,还要往外面的世界跑———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他的历史地理学“四论”,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至二集以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及沙漠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探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因促使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而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对于北京,他更是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研究北京的历史起源及城址变迁,论证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意义,提出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他为保护北京旧城风貌而大声疾呼,保卫卢沟桥、恢复莲花池、整修后门桥……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侯仁之因自己的丰硕成果而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乔治.大卫森勋章” 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所颁发的“研究与探索委员会主席奖”等诸多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