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冲突与调和：中庸精髓的再现
法律，微言大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一个由法律构建的规范系统，但是，“法律是什么”这个命题却并没有得到过很好的解决。古希腊诗人海希奥德“把非理性的自然界的nomos（有序原则或法则）同人类理性（至少是潜在的理性）的世界的规则相对照”，在对诡辩派的论战后，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一种和平秩序” .[1]后世的自然法学家们则相继给出了内容不同但是本质相同的对于法律的理解，认为“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虽然以后的法学又经历了康德的先验唯心的洗礼，经受了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约翰·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及社会学法学运动和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冲击，每个伟大的法学家都在自己的立场上给出了自己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却或多或少缺乏一种可操作性的表述在里面，但是，法律的权威却从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流传至今。
法律解释的历史同法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同样悠久，但是，法律解释的真正勃兴却是在概念法学的式微之后。在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概念法学看来，“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把某个生活事实归入到某个特殊的概念中的过程” ，[2]在这种完美而和谐的法律适用观下，“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可以对任何一个法律问题提供了确切的答案” .[3]这种法律观当然是建立在法律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的基础上，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语言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因子，它会因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出现歧义和模糊，法律语言作为语言的分支自然也逃脱不了变化的宿命；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也使得立法语言不能在采取充分理性思维下进行，因为，现在的立法最缺乏的就是时间，这样的立法往往缺乏充分的法理分析，其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表现的则更为明显；立法者自身的偏见或者说自身的学识也多少会造成自己的真实意思不能通过一个最准确的语词表达出来，这自然也造成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此等等，便成就了法律解释存在的根源。因此，季先生在他的文章的第一段就借用了沈宗灵先生的话来表达了自己对法律解释存在的推崇，“法律只有通过解释来发现、补充和修正，才会获得运用自如、融通无碍的弹性” .[4]就像政治家所说的，“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 .[5]。
接着，季先生在下面的文章中用了“关键是怎样进行解释、怎样认识解释”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对法律解释操作性的关注。对法律解释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为理论和操作两个有机联系的方面。理论方面的探讨以厘定概念为依归，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何谓法律解释；操作方面的分析以指导行动为指向，它包括解释技术和解释制度两个层面，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操作法律解释。[6]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首要解决的问题却是进行法律解释的基石观念是什么，即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进行法律解释。季先生显然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不深入性，于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他丢出了两种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并将读者引入了接下来他要论述的自己的认识：在他看来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解释观。
季先生在推出法律决定论之前，先简要介绍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在对待条文态度上的区别，不过在这里，我却是对他提到的“要把握某种社会秩序的基本特性，其实只须看法官和法律条文的关系”这样的论断有所怀疑，须知，社会秩序包含了很多庞杂的内容，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而不仅仅是通过看法官与法律条文的关系就能看出来的，因此，对于治学严谨的季先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把社会秩序改为“社会法律秩序”更为妥当。在这部分中，先生把两种观点的对立展示得一览无余。
季先生在介绍这样一种观点的同时，将萨维尼作为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了典型。在他的介绍说，“按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法是全知全能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可依为理由来拒绝作出判决，而必须通过解释发现包括在法律体系之中的具体的规范。法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准据、等级森严的体系，一切事实关系都必须而且能够包摄其中”。这样的看法的提出似乎与卢曼的“系统理论”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卢曼看来，后现代社会的法律如活的生命体一样，是“自我塑成的”。季先生的“系统自足性”的字眼表彰着法律是一个能够“自我选择、自我优化、自我完善”的系统。我觉得奇怪的是，对于持这个观点的学派，季先生却只是详细介绍了法国的注释学派，却没有对概念法学的对法律条文的终极崇拜作一番介绍，难免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在这部分的论述中，季先生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种思想的内涵：作出判决的活动其实只是一种主观性行为，法庭的辩论以及法律解释只不过是掩盖其主观任意性的伪装。接着，他举了耶林、决断主义、科学法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进行社会利益衡量的实质便是主观推理。在这里，季先生显示了他的博学，对各家学说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众多的学说之后的实质却还是在说明了法律解释的出发点在于法官。
在对待司法主观性的问题上，季先生首先肯定了司法主观性的不可避免性，接着提出了两种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一为在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理论前提下，通过经验科学的素材、方法来保障和加强审判的客观性以及通过先例、现象的分析来预测判决结果的尝试[7]；二为在承认主观价值判断和保持演义思维的结构的同时，通过对于各种价值判断的先后、轻重、优劣进行科学的理由论证和交换计算来实现法律决定的客观性、妥当性的尝试。[8]第三个观点是采用“法律学的解释学”的方法，在给出一定的限定的情况下，让读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来解释文本。
之后，季先生还介绍了德沃金的解释观，侧重介绍了法的“统合性”，用他的话来说，是“在过去的政治决定的积累和由此推导出来的权利义务之间都保持了特殊的一致性的整体结构”。但是，德沃金把法律解释的客观化机制基本上局限在职业法律家的语言共同体的范围之内，甚至没有考虑律师的解释、检察官的解释与法官的解释的关系，当然更不像麦考密克那样把法院之外的市民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常识也纳入法律推论的视野。虽然，德沃金希望自己构建一套新的解释理论，但是，其指出的背后的规则实际上还是没有逃出决定论的锢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