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胡同甲2号：那段大师们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大雅宝胡同甲2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之处，这里曾有一个四合院，大约有二十多间房子。这个院子如今在北京的地图上已不复存在，2002年危房改造，甲2号院所在区城被拆除，此后建起住宅楼房。

然而，这个院子在中国美术史上却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传奇之地。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侯一民、邓澍……大师云集，灿若星辰。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记录了艺术家们鲜活的个性与人生，他们的深厚友情，相互间的尊重与理解，使得这里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像童话般美好的地方。

“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作为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长大的孩子，李可染之子、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先生如是说到。大院里的艺术家 涵盖多种艺术门类。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地址，它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

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住了10年的著名画家黄永玉这样说。

这里曾是艺术家汇聚之地，令20世纪美术史熠熠生辉的不少艺术杰作就诞生在这个大四合院之中;这里也是美术领域的学术高地，几代美术学子进出其间向老师请教，成为学院的第二课堂。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艺术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北京画院副院长吴宏亮在他的《重回历史的现场—— 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生态研究》一文中这样概括。

那么这个四合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通过院中几代住户留下的回忆文字，可以大略描绘出这里的样貌。这个大院最特殊之处是横跨两条胡同，前后相通并且各有一个门通向外面的院子，北京人俗称“穿堂门”。这在北京城内是不多见的，因此在解放前，共产党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就设在大雅宝甲2号后院南屋（李可染家）的地窖里。有一年李可染家翻修房子，在南屋房顶的夹层中间发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和一些相关物品。

院内的狭道连接着大小各异的庭院，青砖铺就的路面蜿蜒于庭院中。青灰色的平房木门木窗，房檐的青苔又黑又厚，显示着岁月的久远。庭院中树木不多，前院和中院有几棵不高的枣树。每到花开时节，淡绿色珍珠般的小花布满枝头，甜丝丝的香气荡漾在空气之中。那时门前、窗前都栽满丝瓜、扁豆角、南瓜，向日葵、西番莲、夹竹桃、喇叭花之类的花草，也五彩缤纷地绽放在各家的花坛中。而中院东北角的黄永玉家有架葡萄棚，那是夏季乘凉的好去处。

大雅宝甲2号是三进院的大宅门，前院有油画家董希文和夫人张连英一家，张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和陈布文夫妇一家。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中院住户有黄永玉夫妇、柳维和夫妇、程尚仁夫妇、袁迈夫妇、李可染邹佩珠夫妇等。后院有四排平房，住的美术家就更多了。黄永玉营造“人为的诗意”。

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北京。此时，黄永玉已被聘为中央美院教授，而且是整个美院中最年轻的教授。在美院的安排下，黄永玉一家三口搬进了东城区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住就是十年。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记录了最初对这个院子和邻居们的印象，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前院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實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成了航空方面的科学家。”。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这个50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儿子寥寥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

黄永玉还特意提到“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艺术家们惺惺相惜。

在李可染之子李小可的记忆中，他是1948年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方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李小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中挂的每一幅画。“卧室东墙正中挂着一幅白石老人送给父母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侧面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盘子是墨绿色的，樱桃则是深紫红的……客厅进门右手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冰箱，这上面常常挂着父亲喜欢的西方艺术大师的复制品，记得有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戈雅的《穿黑衣的贵妇》、梵·高的《向日葵》、惠斯勒的《坐着的老妇人肖像》等，從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父亲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爱好。”。

黄永玉搬进大院不久，就和李可染一家结为好友，这种友谊包含着艺术家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惺惺相惜。“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左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黄永玉对李可染使用的“案”印象深刻，那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一张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齐白石是甲2号的“大家长”。

齐白石并没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居住过，可是在住户们的心目中，他却是这个院子的“大家长”。李小可道出了齐白石和这个院子的渊源。

李小可在《文化家园》一文中提到，父亲李可染选择来北京，是因为与徐悲鸿先生的缘份，同时也是想拜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为师。“父亲清楚地知道，二位老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继承者与开拓者。父亲到北京后，很快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带着自己的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齐白石先生。”。

李可染当时紧张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白石老人依旧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表情，于是李可染一张张打开自己的作品，当看到第三四张时，白石老人忽然站起身来问：“你出过画册吗？”李可染说：“没有。”老人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转身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要用这个出，这种纸可以传世。”。

从此，白石老人与李可染结下了超越父子的情感。“在后来的十年中，父亲为白石老人抻纸、研墨，每月为老人领取工资，帮助老人处理琐事、接待来宾……白石老人对父亲更是关爱有加。”一次李可染去看望白石老人，白石老人交给他一个小纸包，并叮嘱他回家后再打开。李可染回家后打开一看，原来是白石老人刻的一方“李”字印章，奇怪的是“李”字的右下角多了个圆圈，父亲不解，又折回白石老人处请教，老人说：“这是你身边的一颗珍珠呀！”—— 因为李可染的妻子名“佩珠”。

在李小可的印象中，白石老人经常给父亲打电话：“我又画了几张好画，你快来挑，不然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外面许多传言说白石老人特别吝啬，其实完全不然。老人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想他们是因为认同彼此对艺术的追求而相知相惜。”。

黄永玉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李可染带他去的，初次见面发生的一件趣事令他忍俊不禁。“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大雅宝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齐爷爷”，每次老人的到来都让大家特别高兴，全体出动来迎接，并呼喊着陪老人家进出。李小可还记得，“我两岁时白石老人还为我画了一条大鲶鱼，上题‘二岁小宝。”。

1957年，李可染要到民主德国写生四个月，临出发前，他去向白石老人道别。白石老人交给他一盒珍贵的西洋红印泥，并说道：“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师不在了，盖图章时你就会想起老师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诀别。三个月后李可染回国时，老人已永远离去。

齐白石之所以成为大雅宝的“大家长”，是因为院中多位大师，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都是老人的弟子;黄永玉、张仃、王朝闻、李瑞年等人虽在艺术上自由探索，但也都非常喜爱齐白石老人。黄永玉还创作了齐白石木刻像，成为表现老人的绝唱，白石老人在这幅作品上的精彩题字与作品珠联璧合，精彩绝伦。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邻居。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大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可染可以时常征询董希文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黄永玉能够和李可染一起拜访齐白石，董希文能够和王朝闻讨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大院里的人可以看李苦禅耍大刀，听李可染拉二胡，听黄永玉弹手风琴，听常濬、邹佩珠唱京戏……就像黄永玉说的，这是一群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

著名画家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也是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院长大的，大院中发生的那些童年趣事令他记忆犹新。“黄叔叔（黄永玉）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种上了一棵葡萄藤。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挂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孩子们吃饱喝足了，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完歌了，纷纷回家睡觉，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其他人，像我和我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平日里，黄永玉会组织孩子们打着用手绢做的“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去游动物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张郎郎回忆说。

在大院孩子的记忆中，李妈妈（李可染妻子）是个能制造欢乐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响亮，每当院子里的石榴树熟了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地张罗院子里的孩子们将其打下来，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当时，刚从香港来的黄永玉可是大院里的一个“活宝”，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他总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和新鲜的想法。一年春节，黄永玉特意身穿土家族服装，背了一个大筐，挨家给邻居们拜年，大院里笑成了一片。

那时捉蟋蟀是大雅宝的群众活动，几乎每家都参与，所以蛐蛐齐鸣也是大雅宝的一景。当年黄永玉有个讲究的澄浆缸，里面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还是哪个孩子“上贡”的，“大王”是全院孩子們梦想的挑战对象。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

这便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令人无限追忆和羡慕的生活。“他们高贵、儒雅、探索、坚韧、有担当;他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理解;他们是一群平凡伟大的人，不但创造了让人称奇的、美好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更一起创造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他们是平凡善良的知识分子，是有着最伟大抱负的大艺术家，是普通的丈夫和妻子，也是繁忙宽容的父母。他们是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是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中国画院副院长吴洪亮这样总结。

“大雅宝胡同甲2号”更像是一个烙印，深深铭刻在从这里长大的孩子们身上。当年，孩子们淘气之余，模仿父辈，一起到绿树掩映的有着白墙和灰蓝色瓦的波兰大使馆写生，一起刻图章，一起写书法…… 他们从父辈身上继承的不仅是艺术修养、爱好，还有那种自信乐观淳朴，这是属于甲2号的独特气质。

性格活泼的黄永玉是大院的“孩子头”，黄永玉曾说，“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他满怀深情地说：“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大雅宝胡同的大人、小孩就这样，像一家人一样。如同布帛的经纬交织在一起，从关系到关心，从思维到艺术观念一直息息相关。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记录下来，研究起来，将是多么丰富与美好，这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共同的愿望。”张郎郎的愿望代表了这里长大的孩子们的心声。

如今，这些一起长大的“大雅宝二代”也都进入耳顺之年，其中不乏名家大师，以及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自认为带着大院生活留下的共同特点，自信、乐观、善良，还有点大大咧咧的“傻气”。他们中大部分人经历了“文革”的各种磨难和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坎坷，有的甚至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但在他们身上依然能看到父辈的影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性格是童年养成的。大雅宝给了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快乐、幸福、安全感、值得骄傲又回味无穷的人生起点，也就是给了他们坚强、快乐又自信的人生。

正如李小可所说，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它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的注脚，是一段应该被记住，被铭刻的往事。

（选自《老城·光阴故事》/张鹏 著/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