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的鲁迅语境]冲绳
日本是个难以读懂的国度。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东京,才知道东瀛的现代并非书本说的那么简单。
多年后去北海道与长崎,对这个国度的历史有了点感性认识。
印象里一切都显得平静,但内中一直纠缠着现代性的矛盾,在东方与西方之间,那座沟通的桥梁其实很脆弱。
这个看法的深化缘于今年的冲绳之行,意识到日本各民族记忆的复杂性,先前对日本的想象便改变了许多。
从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文字里,我读到了另一个日本。
大江健三郎有一本《冲绳札记》,写的是对战争的记忆及日本的责任问题,读起来随着其文字如入湍急的河流,精神被洗刷了。
那是日本的忧郁。
在对战争遗留问题的看法上,这本书激怒了右翼分子,起诉他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束。
《冲绳札记》是日本现代史的另一种记忆,冲绳自身的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东亚的问题。
我在此读到日本知识界异样的声音。
在日本,只要谈对冲绳的看法,大抵就可以看出其基本的精神走向。
这个敏感的话题,在许多人那里还是一个盲区。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出版的《琉球国志略》对其有诸多有趣的记载。
琉球古国与中国、日本有复杂的关系,研究东亚史的人,对此都有兴趣。
《隋书》里说该国人“目深长鼻,亦有小慧”,那语气乃大中华主义的,可见彼时中国人对其居高临下的态度。
《琉球国志略》说,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中国开始“遣行人诏往谕,而方贡乃来”。
我们现在看明清两朝皇帝的诏敕,册封的背后是精神的怀柔。
后来派遣赴琉球的使者留下了许多关于该国的诗文,从护国寺、波上寺、普门寺、孔庙、关帝庙等旧物中,能依稀感到中华文明的辐射。
不过从明清文人留下的文字看,琉球在深层的领域,是一个独特的文明。
自一八七九年琉球被并进日本,汉文明在此被另一种文化形态所取代。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文化又一次悄悄进入这个地方。
冲绳人不再是在儒家的语境里思考问题,那里的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倾向倒是接近的。
我去冲绳是在年初,为了了解那里的历史,手里带着胡冬竹所译的《冲绳现代史》。
那里已没有一点《琉球国志略》里的诗意,紧张里的焦灼和忧患燃烧着。
阅读《琉球国志略》时,会生出一种好奇心。
原始信仰与和谐的民风吸引你有一种造访的冲动。
而《冲绳现代史》完全变了,死亡与抗争气氛下的各式人生,纠缠着一个民族的辛酸史。
理解冲绳的近代,自然必须阅读新崎盛晖教授的《冲绳现代史》,那里远离着古人诗文里的沉静与高古。
一九四五年,美军在冲绳与日军进行了残酷的血战,这是“二战”中两国在日本国土上唯一的地面战。
日本军官下达“军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无数百姓被绑架在死亡的战车上,人们被强迫集体自杀,其状之惨,为东亚所罕见。
美军占领之后,冲绳陷入苦难的大泽,人们一直在抗议里度日。
无论知识界还是民众,抵抗运动已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冲绳被美军从日本割裂开来,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复归日本。
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丧失以及帝国对自己的出卖无比愤恨。
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追问着战争的责任。
而严酷的事实是,现在他们还在美军的控制下,战争的影子从没有消失过。
上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这里出现。
到了战后,竹内好翻译的《鲁迅选集》十四卷本开始在此悄悄流行。
鲁迅文本给这些没有祖国的文人以意外的鼓舞。
他们从其间也读到了自己的苦楚,觉得自己的现在也正是奴隶的生活。
鲁迅不顾绝望的挺身的选择,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那么深地辐射在这个岛中。
自从孔夫子的理念波及于此后,鲁迅大概是第二个被久久喜爱的中国人。
一大批民间思想者在支撑着六十多年的艺术,而这些艺术的核心精神与鲁迅密切相关。
民间的集会与读书活动还伴随着创作的研究。
从一九五三年琉球大学《琉大文学》开始,鲁迅的语录暗暗地流行。
一些地下刊物的文字里,经常出现鲁迅作品的片断。
冲绳的知识分子没有对鲁迅做学院式的研究,他们把鲁迅的灵魂镶嵌在自己的血肉里。
这里出现了两种力量,一是向后的力量,通过寻找旧我而确立自己的身份。
那不过是祖先文明的发掘,失去的记忆的打捞。
人们自觉地恪守着破碎的遗产。
一是对现实的抵抗。
前者是对迷失的历史语境的召唤,后者意味着从压迫里解放的信念。
他们在回溯历史与直面历史中,寻找自己的现实角色。
因为在他们看来,失去了本土文明与丧失直面苦难的勇气,都是一种罪过。
我在冲绳看到了许多古迹,那都证明了与中土文明的关系。
可是在所接触的友人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那么深,这是先前所没有想到的。
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佐喜真美术馆的存在。
这座美术馆矗立在美军基地铁丝网旁,我去那里,有了意外的收获。
馆长佐喜真道夫是个憨厚可亲的琉球汉子,收藏了大量的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
这个反战画家的作品是馆藏的珍品,连带上丸木夫妇的反战绘画,在此成为主调。
他祖籍琉球,生于熊本。
小时候熊本的孩子总骂他是“琉球猴子”。
这种记忆使他后来有着强烈的回归故土的愿望。
然而故土已经沦落,无数冤魂与血迹,在他那里抑制着呼吸。
六十年代,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便被鲁迅的文字所吸引。
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人与人的隔膜以及不屈服的反抗的意志,像暗夜里的火把,吸引着这个失去故土的人。
在故乡,无数人死于非命,也有无数人沦入苦境,但谁为之代言呢?当读到鲁迅介绍的珂勒惠支反战的作品时,他惊呆了,便一直希望找到那些原作。
对故土而言,珂勒惠支的悲悯、大爱、忧伤而不屈的内心,是多么亲切的存在。
在死亡与反抗中的神思,也似乎是在替着美军基地边的贫民哭诉着什么。
那些鲜活的文字久久地吸引着他。
由于对珂勒惠支的喜爱,他找到了许多心爱的朋友。
佐喜真道夫觉得没有谁的作品能像珂勒惠支那样吐出了冲绳人的心声。
那些对死亡、暴政的控诉,简直是故土人的一种无声的表达。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画家丸木夫妇相遇了。
这对夫妇一生从事反战的艺术创作,他们把冲绳作为精神的起点,反顾着“二战”以来的历史。
丸木夫妇的战争题材有着忧伤的旋律,他们创作过《原子弹爆炸图》、《南京大屠杀》、《冲绳之战》等。
这两位老人的画作充满了惊恐、死灭和亡灵的歌哭。
几十幅巨画,完全被地狱般的幽暗所笼罩。
据说他们曾到中国去过,鲁迅作品的原作曾感染过他们,在这些画面里,鲁迅当年控诉的杀戮及血河里阴森的冤屈,悲壮地流着。
珂勒惠支的版画是低缓的夜曲,有独吟的苦意;丸木夫妇的作品则是冤魂的合唱,在错乱的散点透视里,跳跃着哀凉。
他们不安的、苦楚的笔墨流淌着几代人的哀怨。
当珂勒惠支等人的作品已悄然无息于中国的时候,古琉球的土地上却回响着它的余音。
似乎在和那些死去的亡灵一起,对峙着美军基地。
在失去身份的年月里为日本承受着痛苦,这是那里的人所难以接受的。
而珂勒惠支遗作的到来及丸木夫妇的墨迹,在诉说着沉默的大多数的凄苦之音。
相关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我在冲绳认识了仲里效夫妇。
仲里效是位出色的批评家,自由撰稿人。
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悄悄地阅读鲁迅。
自从与竹内好的译文相遇后,他说自己人生的路就确立了,此后一生都在鲁迅的影子里。
一九七二年初,在冲绳复归日本的前几个月,他和几个朋友跑到中国,沿着鲁迅生活过的路线走着。
这几个琉球人不希望自己的故土归还日本,却面向着中国,期盼得到一种精神的声援。
到达上海时,与几个中国文化工作者讨论鲁迅,希望听到关于鲁迅的新的解释。
但回答却很让仲里效失望,因为那时候人们对鲁迅的理解还在单一化的语境里。
仲里效感到,鲁迅精神绝不会像他接触的几位中国学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是七十年代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对岸的冲绳人是多么渴望深切的交流。
那时候他在编辑杂志,在刊物的显要位置上,就印有鲁迅的话。
年轻的妻子帮他刻蜡版时,好奇地问他鲁迅是谁。
仲里效悄悄地诉说着这个中国作家的名字。
他那时的心境,被鲁迅完全所占有。
他默默地吟诵着《野草》里的诗句,那些不安、痛楚以及穿越死亡的生命的热流,直穿心底。
多么辽阔、伟岸、神异的世界!冲绳人在那个繁复幽深的世界,找到了克复苦闷的力量。
此后他写电影评论、美术评论和戏剧评论,对故土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内中一直贯穿着鲁迅的批判意识。
对仲里效这样的民间思想者而言,鲁迅的价值不是仅仅在学问里,而是有一种觉世的力量。
这个民间思想者在孤独里面对着历史和严峻的现实,鲁迅当年的叙述语态多少在他那里复活了。
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各类反抗的集会和沙龙约谈,那么有趣多致地展示在他们的生活里。
他和几个朋友结成沙龙,一起研究冲绳的命运。
当政府把无辜受害者与日军的死者的纪念碑放在一个园地的时候,他就发问:这是不是在美化日军的历史?日本人对战争真的反省了么?许多文章的背后复杂的盘问,不都是简单的受难者的诉说,还有民族主义之外的人性的拷问。
在他的大量文章里,时常能够看到鲁迅式的峻急。
仲里效与佐真喜道夫周围的艺术家很多。
那一天我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地点在比嘉康雄的故居。
比嘉康雄是著名的摄影家,已去世多年。
他一九三八年生于冲绳,在东京写真学校受过教育。
先生对古代琉球的遗风有相当的研究,用自己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各个岛屿的习俗和渔民的生活。
作品很具穿透力,在黑白对比里,琉球消失的灵魂一个个被召唤起来。
重要的是,这位已故的艺术家真实地纪录了四十年代以来冲绳各类反抗的活动。
他的镜头颇为传神,琉球人幽怨、不安、决然的面容都被生动地记载下来。
这使我想起新崎盛晖在《冲绳现代史》里所记载的“反复归、反大和”的章节。
思路是如此接近,而意蕴也被置于同一个调色板里。
那一天来了许多当地文人。
除了佐真喜道夫和仲里效外,有诗人高良勉、摄影家比嘉丰光、教师安里英子等。
诗人高良勉看到中国的客人,高声说,“今天不是日中会谈,而是琉中会谈。
我们的心向着中国”。
没有想到在安里英子的手里看到她收藏的鲁迅编辑的《珂勒惠支版画》,她对此有很深的研究。
琉球大学有多人研究过珂勒惠支,自然也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艺术。
那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差不多都缠绕着战争后遗症的焦虑。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研究者与民间艺术家的互动,他们的沙龙活动,有着对古琉球历史的承担。
诗人高良勉那天把他一九六九年购买的鲁迅文集拿出来与我讨论,诗人是典型的琉球人,黑皮肤,大大的眼睛,说话幽默爽朗。
他说六十年代,当琉球还没有复归日本的时候,自己拿着护照到日本留学。
当时学潮很盛,校园被封住,没有回学校的路。
于是把一学期的费用全部买了十几卷的《鲁迅选集》。
他从鲁迅的文字里找到了内心的呼应。
一切都那么亲近,仿佛早已是朋友。
他用笔在书中画来画去,记下重要的片断。
他说鲁迅把自己孤苦的心激活了。
一个不甘于沉寂和奴性的人,才是真的人。
他写了大量的诗,也有评论。
故乡血腥的记忆在这些对白里被一次次激活,那些含泪的目光和无辜者的遗骸,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存在。
在冲绳,许多艺术展览都意味深长,内容也多在鲁迅精神的延长线上。
比如佐喜真美术馆的上野诚展、洪成谭展,有着三十年代中国“一八艺社”的影子。
上野诚是在鲁迅学生刘岘的启发下注意到珂勒惠支,而韩国的洪成谭的木刻直接模仿了鲁迅的学生们。
古老的琉球传统在这些新的艺术的召唤下,会发生变化是无疑的。
他的心向四方洞开着。
那些韩国人、中国人的艺术活动,在他眼里都属于他们反抗精神的一部分,也属于自己内心的一部分。
他们思考东亚问题、全球化问题,都是紧张感下的选择。
那天在美术馆举行的研讨鲁迅的会议上,来自韩国的学者李静和讲到朝鲜半岛的现状,极为忧虑。
那些沉重的话题唤起了周围人的共鸣。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文化中的主奴现象,恰是焦虑的原因。
而鲁迅当年在无望中的选择,那种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唤起了人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渴望。
在胡冬竹的引见下,我见到了新崎盛晖先生。
这个冲绳大学的前校长温和得很,我谈到了对他的《冲绳现代史》的印象。
他突然有了一种腼腆的笑意,似乎从未经历过书中的惨烈的景象。
我意识到了这里人的原色。
古代中国文人说这里“国中无名利萦心之累”,那是对的。
我们的前人还说他们“能耐饥寒,任劳苦,尚血气”,也是对的。
新崎盛晖的作品就有刚烈之音,而为人则静谧里带着微笑,是感人的。
我在与新崎等人的交谈里感到,冲绳有着当下东亚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类的焦虑。
他们的焦虑是双重的。
这里有对自己存在身份的追问,还有被占领之下的愤怒。
作为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受害者,他们至今无法摆脱冷战的痛苦。
左翼文化在此长期的延续,恰是现实的写真。
只要睁开眼睛,就不得不面对杀人武器的面孔。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飞机都从此起飞。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不抵抗就意味着罪过。
而这样的选择,就把他们的命运与全球政治搅动在一起。
冲绳的抵抗其实是全球弱势存在挣扎的象征,而这不是一般日本民众能够真正理解到的。
几十年间,我接触了十几位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深味他们的研究背后的渴望。
在冲绳,那么多人对鲁迅的喜好,受到了竹内好的理论的影响,感到了追问下的反抗,可能是摆脱自身焦虑的途径。
竹内好的鲁迅观,恰和近代亚洲的悖谬联系着,那是精神深处的力量的突奔,曾在寂寞的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回荡不已。
冲绳的鲁迅传播是另一种方式的,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里,延续了亚洲现代性的悖谬。
在大量的摄影作品和诗文里,能够感到无言的愤怒。
所谓国家、正义美名下的历史符号,在冲绳知识分子看来乃一种罪的开启。
开朗的古琉球遗音在近代遭遇了厄运,他们看到了周边存在的虚妄。
如今听到的琉球民歌,那些清亮、婉转的旋律,是辽阔精神的展示。
冲绳人意识到自己要生存下来就必须保持这样的辽阔。
而近代以来的各类外来力量,在扼杀着自由的空间。
天空被占领了,海洋被限制了,家园旁是漫无边际的铁丝网。
六十余年间,他们向着中国洞开的窗口被遮挡,祖先的自由交流的洒脱只成了一种追忆。
明清两朝时期,琉球人就是这样走到北京接受册封的。
在今天的冲绳人看来,祖先的选择乃一种明达的神交。
互相敬重,和睦相处,乃是国与国、地域与地域间交往的佳境。
而近代以来,这一切丧失掉了。
在冲绳的一周采访,一直像在梦中一般。
二十世纪冷战的痛苦,至今还在这片海土里。
那里的艺术家们不为艺术而艺术,不在小我的天地间。
他们不在意艺术的永恒性,而是一直关注着那些被凌辱和被摧残的同胞。
他们放眼关注世界上的反叛类型的文字,凡是直面强权的文字都很喜欢。
诗人高良勉说,我们因为受难,而与鲁迅相逢;我们相逢,因为鲁迅而成为朋友。
鲁迅之于日本,是个复杂的话题,从东京到冲绳,对鲁迅的理解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的。
竹内好、丸山、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都以学者的智慧与鲁迅默默地对话。
那些深切的词语,更多是盘绕在书斋里。
如果说竹内好的视野还在生命哲学的层面,那么不妨说,冲绳人的鲁迅观,是行动的艺术,鲁迅是他们直面奴役的参照。
《呐喊》、《野草》的声音不是回荡在课堂里,而是在抗议的前沿和民众的运动中。
我们近些年的鲁迅研究,可惜都是观念的演绎,社会运动里的鲁迅被弱化了。
冲绳的记忆唤起了我对百年历史的再认识,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经验在今天看来显得弥足珍贵。
像大江健三郎的立场,未尝没有鲁迅的情结,他是从书斋里走出的知识分子。
大江健三郎对冲绳人的声援乃一种良知的外化,他知道沉默地面对邪恶,亦是一种罪过,说出来与走出来,才是知识阶级的选择。
我想,新崎盛晖的著述也好,比嘉康雄、仲里效、佐喜真道夫、高良勉也好,他们都是活的冲绳的姿态。
反抗的文化不是简单的概念的游戏,而是生存焦虑与自由选择的苦路。
不曾深味苦难的人,奢谈左翼亦流于口号的罗列,而冲绳人的历史似乎都在证明:反抗的路,是一切不甘于奴隶的人的选择。
我们这些远离现实的异国人,有时要读懂他们,也并不容易的。
(《冲绳现代史》,新崎盛晖著,胡冬竹译,三联书店二○一○年版,42.00元;《冲绳札记》,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三联书店二○一○年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