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荷尔德林接受
摘要：本文选择若干日耳曼学者为个案群体，即区分作为北大出身的冯至(通过纵向的时段线索)和清华背景的季羡林、李长之、杨业治等，采探讨现代中国荷尔德林接受史的一个面相，进而从荷尔德林的中国结缘讨论德文学科史的深层问题，强调学者学术趣味形成受到学术语境和生性选择的双重制约；学术传承的代际迁变、中外激荡氛围里的刺激成长和中国日耳曼学传统的初步建构的关系；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形成最终和本土问题引发的主体意识之形成密切相关。
关键词：荷尔德林；冯至；季羡林；李长之；杨业治；接受史；中德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97－13。
作为德国文学史上久被湮没的重要诗人，荷尔德林的重要性，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借助一代大哲海德格尔之慧眼，才重新得以进入现代世界。其实，就19世纪以来的接受史看，荷氏与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坛巨子固然无法相提并论，即便是与他的昔日同学如谢林、黑格尔相比，荷尔德林似乎也未曾闪烁过特别耀眼的光芒。进入20世纪初，伴随着德风东渐的过程，王国维早在1907年即提及荷尔德林。他取克莱斯特、荷尔德林二人来衬托黑贝尔，谓：“以戏曲言，则直薄克来斯脱之垒；以诗歌言，则与海迭林相颉颃。其对纯美之感情，仿佛海氏，而欲别抉人生之生活及性情之真相以描出之，其思想之深又仿佛克氏也。”虽然是顺道点名，但可谓“已发先声”；而其中最具有禀赋和结缘性情的，自然还是日耳曼学专业背景出身的一代诗人冯至。
1920年代，荷尔德林终于在大众媒体上开始进入现代中国语境。而拨云见日的，仍是重要媒体《小说月报》，尽管早在1923年就已出现了作为德国大诗人的“赫德林”，可最初的译诗似仍要等到两年之后面世，时为北大德文系学生的冯至翻译了他的《给运命女神》：
只给我“一个”夏，你们掌权的神！
还有一个秋为了成熟的歌曲，
使我的心，饱尝了甜美的。
游戏，随后更情愿地死亡。
灵魂，在人世不得享受过他的。
神权，在下边冥土里也不安宁；。
可是我若有一天完成了。
那悬在我心上的圣业，诗，……。
这一事例又一次见证出作为学科建制的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系统学习德文的条件，冯至即便再爱诗，也不可能驾驭得了荷诗的汉译。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重要开辟者的冯至，他一生接触德语诗人诸多，荷尔德林并不算得他的最爱，但他对荷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乏高见。在他看来：“德国文学中‘make you strong’的文字太多了，于我都似乎发生不了什么影响。我爱的还是那几位少见的薄命诗人HOlderin，Lenau，Heine……”。显然，在此时荷氏已经跃然成为冯至的最爱者之一。
当然冯至对德语文学的亲近，除了由德文课堂和自家阅读达致，也不乏源于家世的影响。1925年秋，冯至回家看望了时从德国短期归国的堂叔冯文潜(1896－1963)，深深被他的介绍所吸引。冯至非常兴奋地将有关情况告诉杨晦：“我回家见到了他，他介绍我好几个德国近代的诗人，都是极悲观的，受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然而文字却是很有力的。他们在本国已经很受一般神经质的青年的爱戴，但在远东，还不甚知名。我爱读的书，重见在他的案头了；我爱读而购之不得的，也在他的案头了。他给我看了极精彩的尼采同悲多汶(今译贝多芬——作者)的像，使我忌妒之至……那天夜里我便梦见，似乎是到了德国了。”不知道在他们的谈话内容里，是否包括了作为癫狂诗人的荷尔德林?但显然他们在德诗问题上是有共同兴趣的，而且冯至也能学到新的知识。
冯至求学时代的北大德文系的主导性学者是欧尔克(Oehlke，walde—mar，1879－1949)，张威廉、商承祖、冯至等日后中国日耳曼学的重要人物都深受其学术兴趣影响。“这位教授著有德国文学史，出版过研究莱辛的专著，编过浪漫派女作家贝蒂娜·封·阿尔尼姆的全集”，“除莱辛、歌德、席勒外，他似乎很重视克莱斯特和黑贝尔”。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对于荷尔德林的特别兴趣，至少在冯至、张威廉这些及门弟子那里未获得相关印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留德学人群”的线索，这其中有家庭亲缘、乡友省籍、同学友谊等等因素的作用，但无论如何“留德渠道”的建立和学养达致是相当重要的。1927年，北大毕业的冯至选择北游，在哈尔滨度过一段教书生涯；此时他不得不放下对于德国的向往，而“来到那分明是中国领土、却充满了异乡情调的哈尔滨，它像是在北欧文学里时常读到的、庞大的、灰色的都市。”那里有“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却没有诗的天籁。直到他获得留德机遇之后，对于荷尔德林的诗的纯净天国的气息的追崇，才再度被激发出来。
1930年，冯至留德时，恰逢荷尔德林在德国的兴盛。他回忆道：
30年代初期，我到了德国，这时荷尔德林正在兴时，他的校勘本全集陆续出版，爱好文学的青年经常谈论他，尤其因为我住在海岱山的涅卡河畔，这一带是荷尔德林热情歌咏过的地方，我也就比较全面地阅读他的作品，不只读他的诗歌，还读他的小说《徐培利昂》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艾培多克雷斯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但我当时所理解的，也跟当时读书界一般的看法一样，荷尔德林是一个抱有崇高理想、与他的时代不能协调的、寂寞的不幸诗人。
确实，对留德时代的冯至来说，荷尔德林虽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确实也曾进入过他近距离关注的视野，他曾给自己制定过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包括：研究歌德；研究19世纪初期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研究20世纪初期的盖欧尔格、霍夫曼斯塔尔；研究19世纪三大思想家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凯郭尔。在歌德之外，梳理出19世纪初三大诗人的线索。由此可见冯至作为一流学者的见地不凡。我们知道，就后来冯至的学术涉猎而言，诺瓦利斯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象，其重视自不必说；而初时将克莱斯特与荷尔德林并列之，足见其学术眼光。
这当然与其时德国本身语境也有关，“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荷尔德林忽然放射出光辉，知识青年的衣袋里揣着荷尔德林的诗集或小说，大学文学系开设荷尔德林的专题课，报刊杂志发表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诗人在一百多年以前怀抱的理想和感受的痛苦使战后的德国人觉得亲切，他的诗的艺术好像也更接近现代的诗歌。”大体说来，我们现在一般很重视荷尔德林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问题，但那多半属于事后追认，尤其加入了后世很多的现实需求在内。冯至不喜欢人云亦云，譬如他对诺瓦里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他对此题应付取学位的态度更多些，但仍下了相当功夫并且也很能见出个性。从这段论述看，冯至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彼时所处荷尔德林热潮的历史语境，并能由此切人与。
1980年代前后冯至重思荷尔德林及学术命题的发现。1979年，冯至得有机缘重游德国，并游览三大古典大学城之一的图宾根，再到涅卡河畔，幽思连绵。最重要的是：“我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45年前我在海岱山时常常诵读的荷尔德林。”道理很简单，因为图宾根正是荷尔德林的母校所在，是荷尔德林的精神故乡。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一延续，就是漫长的45年呢?作为日耳曼学者的冯至，其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按照冯至自己的说法：“1935年我回国后，没有继续读荷尔德林的作品，荷尔德林对于我也逐渐疏远了。”这段叙述，对于我们理解冯至的精神养成而言，相当重要。现在我们来事后追溯前贤的生命历程，往往看重的是他做了什么，而有时考察其不做什么也可以提供很有意思的线索。当然事实也并非完全像冯至自己所述的那样，这一别就是45年。至少，在1950年代撰写《德国文学简史》的时候，他又再度亲近了荷尔德林。在这册薄薄的册子里，他用了两页半的篇幅来介绍荷尔德林，字里行间不乏自己独到的阅读感受：“他的作品有古典成分，也有浪漫主义成分。从他对完整形式的要求、人道主义的理想、美的追求，以及对于希腊文化的歌颂这些方面看来，他是古典主义的；他那梦一般忧郁的渴望、热情的主观主义、现实和理想的不能调和、想把已消逝了的世界重新唤醒，在这些方面他又是浪漫主义的——但他渴望的不是中古封建制度，而是理想化了的古希腊共和国。”应该说，这段论述是符合荷尔德林的特征的，而且相对比较全面、客观，但是锋芒不显；与季羡林大学时代的斩钉截铁、畅快淋漓的风格不同(下文详述)。
在每个个体精神养成的不同时段，即便是面对同一个阅读对象，他获得的感受和产生的思考，也是不一样的。就冯至与荷尔德林结缘的情况来看，其实主要是世家影响，而非学术传承。也就是说，他在北大德文系所接受的教育与熏陶，并未导致他亲近荷尔德林；由于堂叔冯文潜的推荐，他才接触到这个伟大诗人的心灵。这种区分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下面我们突出讨论的清华学人群的荷尔德林接受，就明显有着清华德文学科的特点。这正是学术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个体和群体的区别。
然而，冯至后来在中国日耳曼学界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使得他在1980年代前后的荷尔德林思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在广泛社会场域里的可能影响，也使得中国后来的日耳曼学者对荷尔德林予以充分重视，至少如其弟子余匡复、李永平等人，都继续在不同层面涉猎到荷尔德林研究。
季羡林早年求学清华西洋文学系，其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指导教师虽是德国教授艾克(Ecke)，此君乃汉学家，又名艾锷风。但论文得用英文写，季羡林自己也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至于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实际上，也许是作者的一种谦辞，也许是早岁事业不复记忆，就当时情况来看，季羡林至少发表过2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应该说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是有一定意义的。
季羡林以德文专业出身的背景，而得有留德机会，并在德国现代大学的重镇——哥廷根大学留学10年，虽然所经历的乃是二战德国的“烽火连天”，但毕竟仍坚守书斋，完成了学业。就专业而言，他终究弃德文而选梵文，有其宏大思路在，但就早期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而言，季羡林自有独特的贡献，应当重视。稍后季羡林撰写了2篇中文文章讨论荷尔德林(当以学士论文为基础)，其学术史意义尚未得到足够认知。其中《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其实是他的英文学位论文的翻译稿，分三个部分：“一个被湮没的天才，又渐渐被发现了”、“他的生平”、“我对他的认识”。论文比较一般，类似一个简单的小传，加点自己的感想，倒不乏文学的笔调，很见出作者的才情。可在另一篇文章里，作为中国学者第一人，季羡林高度评价了荷尔德林：“在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歌德与荷尔德林。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个歌德一荷氏的二元结构，“在精神上，薛德林也正弥补了歌德的缺陷。歌德只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一半，倘若没有薛德林，这一半将终归成了一半，但却出了薛德林，他们俩合起来把德国文化完成了。”概言之，“歌德影响了过去的德国文化，薛德林却命定了要影响将来的”。这种判断发自于初出茅庐的季羡林，虽然未免过于锐利而让人有“气浮”之感，但其立论的振聋发聩、甚富新意，却是毋庸置疑的。
季羡林将歌德一荷氏的关系放大到整体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中，提出了“自然主义一神秘主义”二元的关系。在将歌德设定为偏重实际的自然主义者的前提下，他如此界定荷尔德林的意义：“只是这些偏于现实方面的东西却不能使人们满足，在人们内心的极深处，还有一种到更高的，更深的，神秘的领域里去的倾向。只有这神秘的领域才能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要求。这种倾向一直到最近人们才渐渐觉察出来，于是人们找到了薛德林，薛德林就正是神秘诗人的代表。歌德的灵感的来源是现实生活，薛德林却把眼光放在渺茫的未来上，全人类无时无刻地不在盲目地向前走着，但眼前是烟雾，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烟雾里薛德林却看出了那个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这目标就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住在人的世界上，他自己是个人，但他却看到神秘的神的世界里去，这神的世界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他一生的努力就在把现实世界同神秘世界，人同神，弄得更接近了，他是成功了，因为我们很可以看出来，人与神接近的程度是随了他在生命的路上的行程而随时增加的。”你可以不满意他的论证，但却不得不佩服他的学思独运。荷尔德林所勾连起的这样一种泛神论视域中的“人一神”沟通，确实值得注意，而神秘主义(包括宗教)的路径确实也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愈益彰显其重要性来。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 1年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参加编辑《文学季刊》，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益世报》副刊等。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史意义毋庸赘言；可本文特别关注的，则是其德国学术背景。虽然没有留德渊源，但经由德语学习和专业探究，李长之的德国文学修养相当深厚，而其对德文学科的学术贡献，也值得后人充分重视。
其翻译德国学术著作《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极见学术功力；而《德国古典精神》虽然是编译之作，也不乏自家的眼光和解读。这里且聚焦于他的荷尔德林评述，李长之是通过翻译《大橡颂歌》来展示其认知的。在他心目中，这首诗“写出了一种自我的尊严。不受一般的愚昧的流俗所拘，要高，要强大，要独立的充分自由，这其中有种刚硬的坚实伟大之威，这是诗人的生命之火，也就是娃醒我，感动我，推扶我竖起脊背来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