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麻烦的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事_“我们不知道”

一对新婚夫妇路遇强盗,新娘遭到强暴,新郎被杀,强盗逃走,而这一切被一农夫目击。

在法庭上众人各持一辞,被杀的新郎的“魂”也被抬来为自己辩护。

强盗把自己说成是武艺高强的英雄,说新郎是个怯懦的男人,新娘不过是个有“被强奸欲望”的婊子;新郎则自以为是至死不屈的大丈夫,只是他的妻子出卖了他。

而新娘自己以为是个捍卫贞操的烈女,两个男人不过是自私的小男人。

农夫所看到的却是新娘被强奸后挑动两人决斗,自己却趁乱奔命,一场混战之后,精疲力尽的强盗勉强杀死新郎后仓惶逃走。

这是黑泽明的名片《罗生门》所讲述的离奇故事,片中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都被自以为“真实”的东西遮住了眼睛。

黑泽明在他的自传里提到:《罗生门》想表达的是“人本能地以自我为中心是最难改变的原罪”,以及“人类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

如果说《罗生门》剖析了人的盲目性,那么王朔的《橡皮人》则写尽了当清楚地看到自己和周遭人事之后的尴尬

当你一旦认清事实,你就永远无法否认,回避,自欺欺人了。

想着身不由己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

咫尺处有一锦绣之地,阳光和煦,花草鲜艳,流水潺潺,我正要迈出那一步,随即地裂,横亘一沟,欲跳未跳,正自踌躇,那沟迅即扩大。

无声地坍塌,皲裂,一寸寸地拓宽,向两边撑开,渐至无法逾越。

我象一个吹足了气架在开水锅上等待褪毛的猪的尸首,动弹不得。

王朔以他特有的笔触绘声绘色地道出了这种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可怕的理解和清醒彻骨的宿命感。

最后“橡皮人”无能为力地变成了“优哉悠哉”,“无欲无念”既无梦也无钱的橡皮人。

从《罗生门》到《橡皮人》,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从醒悟到绝望的过程。

如果把“罗生门”比喻成清醒看清人事的门槛儿,那“成为橡皮人”就是这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不是出路出路

盲目到清醒到尴尬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人的心理过程。

远至老子的《道德经》,庄子《齐物论》,其核心都是讲人的盲目和无知。

老子甚至提出“老死不相往来”,这在本质上和“成为橡皮人”一样,都是试图找寻在摆脱因人的盲目性后而出现的新的窘境的出路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RichardFeynman在一九五五年美国科学院秋季会议上透彻地分析了人类盲目尴尬:      通观已逝的岁月,人类一直在寻觅生命的意义。

人类认识到一旦一种方向、一种意义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人的巨大的潜能就会释放出来。

而关于生存的根本意义有许多答案,它们各不相同。

持有一种信仰的人们往往用恐怖的眼光看待持有另一种答案的一方,是的,那是一种恐怖的眼光,因为换一个角度来看,会觉得人类巨大的潜能将被局限到一条错误的、盲目的、封闭的通道里。

实际上正是从人类历史中无数因为盲目信仰而造成的灾难中,哲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显然无穷尽的神奇的力量,而梦想找到一条趟开的道路。

一个人的任何一种生活选择都会导致封闭、盲目和狭隘。

橡皮人”正是在醒悟之后无路可走。

那么人类出路在哪里?尽管人类受着不可避免的盲目性的折磨,但毕竟人类还有“对生活渴求”。

鲁迅在《死》中写到:“窗外进行中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人的在死亡面前对生命对生活的刻骨留恋。

“对生活渴求”的欲念再一次战胜了一个孤独敏感的心所能感受的一切苦痛。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解开生存之谜?   Feynman又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知识都算进去――不只是我们先辈知道的,还包括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

是的,当承认这点之后,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趟开的道路。

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这是长期摸索的结果。

这其实是那些创立了民主制度,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哲学。

‘没有人知道怎样管理一个政府’这个认识导致了我们必须创立这样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新思想不但被包容而且可以被发展,完试,并在必要时加以抛弃,也就是一个通过试验去粗取精的体系……      鲁迅在《坟》的后记中还说:“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

”   Feynman的“我们知道”是老子的“非常道”和鲁迅的“无所有”的超越时空的回声。

民主的根本其实是对人的盲目性的认知及承认我不知道一种人生感悟,而如想摆脱醒悟后的尴尬人只能勇敢面对自己对生活渴求进行不断的尝试。

Feynman曾说过“It’spossibletoliveWithoutknowing”。

盲目的认知成为一种健康的趟开的出路而不是颓废悲观的理由从而也跳出了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未过于梦醒了而无路可走”这个精神陷阱。

所以罗生门之后的出路不一定只有成为“橡皮人”,也不是种种信条,各类宗教,也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更根本的敢于承认“我们知道”的勇气和一个不怕尝试的渴求生活的机体。

一九九四年九月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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