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思想下近代中国身体教育的主张与实践】军国民体育思想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回顾近代中国身体教育受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而滋生的主张和实践，归纳了军国民教育思想重要代表人物有关身体教育的观点，并梳理了这一时期近代中国身体教育的主要实践。
� 关键词：军国民教育思想；近代中国；身体教育 �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115—03� Abstract: Literature was used to review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ilitary Training in Modern China. The ideals of some educator of Military Training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were discussed, and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ilitary Training was explored. � Key words: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ilitary training; modern China; physical education ��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上的冲击。
伴随着战败和亡国的焦虑情绪，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他们所能掌握的文化、符号和言谈的资本，对国民身体教育做一次根本的改造［1］，使身体与国家民族的发展不再处于相互脱离的状态。
� 蔡锷将军虽不是鼓吹身体改造思想的第一人，但由其署名（笔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军国民篇》，可以说是发动了军国民化身体运动，主张以身体的军事开发作为诉求，试图从全民的教育着手，彻底改造全体的国民；随后在蒋百里、梁启超以及蔡元培的呼应下，“军国民教育思想”成为当时鼓吹身体改造思想的主流思想。
那么，“军国民教育思想” 到底有哪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和观点呢？在军国民教育思想下近代中国的身体教育又有哪些实践活动？� 1 奋翮生� 奋翮生（本名蔡锷）在《军国民篇》所论述的军国民教育，就军国民的历史、内涵、中国缺乏军国民的原因、当时列强的军备以及军国民建造的方法等五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且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忘矣”［2］来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
� 《军国民篇》介绍军国民主义的历史，指出，“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
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
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
”［3］在蔡锷看来，日本之所以能独获为亚洲独立的国家，得以睥睨于东洋，是由于其国人脑质中，含有一种特别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就是“大和魂”，即日本的尚武精神。
《军国民篇》援以日本人的看法，认为军人的智慧，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本领，不应仅限于军人，全国的国民都应该拥有，其主张全民皆兵的想法，溢于言表。
� 蔡锷列出了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掷声（音乐）及国势等层面，检讨中国军国民不振的原因。
其中，在教育方面，感叹欧美各国的教育是在陶铸青年的才力，使青年将来能具备有军国民的资格。
而当时中国的教育，则是在摧残青年人的才力，使其能具备奴隶的资格。
因此，“以腐坏不堪的奴隶，战彼勇悍不羁的国民，乌见其不败耶！乌见其不败耶！”［4］指出教育的重要性。
� 在体魄方面，蔡锷就中国的体弱是这样描述的：“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读窗下久事呻吟，龙种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宗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二而已。
此十分之一之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斗，亦将悉为所格杀矣。
”［5］因此，蔡锷提出用“体操”来改善中国的体弱，实施方法则是凡关系体育的项目（竞漕、击剑、竞走、击球、海泳、打靶、相扑、竞马、竞射以及竞轮等），奖励的措施应该要面面俱到。
� 蔡锷从列强（德、法、俄、意、奥、日、美）的现役军人与全国人口比较表以及陆、海军费与人口比例表，推论当时列强，都是以扩张军备为国家的重要任务。
但蔡锷认为“迄今以往，吾不欲中国之竞言军备，而欲其速培养中国国民能成为军人之资格，资格既备，即国家不置一卒，而外虏无越境之虞。
偶有外衅，举国皆干城之选矣。
”［6］意在指实施军国民教育可以抵抗列强的军备。
”［7］而所谓国魂，是指：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明，如星星之北斗，夜光不足喻其珍，干将不足喻其锐，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岳不足喻其伟大，聚数千年之训诂家而不足以释其字义，聚凌云雕龙之词人骚客，而不足以形容其原貌，聚千百之理化学士，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质。
孟子之所谓浩然之气，老子之所谓道［8］。
事实上，蔡锷的《军国民篇》，内容多以原则性建议为主，对军国民教育并未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
然而，蒋百里所翻译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而且对军国民教育普及的途径也作了具体的论述。
1882年（光绪八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
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并且都有著作，具有书香门第的传统。
父亲早逝，幼年生活相当贫困。
17岁中秀才（戊戌政变那一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蔡锷同窗，经由蔡锷的介绍，认识了梁启超。
1905年（光绪31年）毕业返国后，曾任盛京（沈阳）督练公所总参议。
奉派赴德国实习军事，1910年（宣统二年）返国。
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将军府将军、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11月4日病逝广西宜山县，享年57岁［9］。
� 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指出军国民教育，虽然是倡行于斯巴达，但是现今斯巴达教育已盛行于世界。
“军务者国民之负债也，国防者国民之义务也，今日之战争，国民全体之战争，而非一人一姓之战争，其胜也国民享其利，其败也国民受其祸，是故苟不行全国皆兵主义于吾国，则终不得谈天下事。
”［10］他指出军国民教育是重在精神教育的培育，教育目标为爱国心、公德心、名誉心以及素质与忍耐力。
而军国民教育为达成教育目标，应该从学校、社会与家庭三方面来进行。
� 蒋百里认为“学校者，国民之制造所也，国风之渊源也，而国民职业之预备校也。
苟欲组织全体以军人乎，则当先自学校始；欲使将来国民有如何之起业心，如何之锻炼力，如何之军人气质精神，则当先知学校教育之方针。
”［11］所以，蒋百里认为学校的课程应该有：� 体操：“宜由简入繁，由易以入难，而尤当视生徒年龄之高下，智识之程度以为准。
不取躁急而取渐进，一举一动，必使熟达及确实而后止。
”� 体操外之活动游戏：“如行军、野外演习、射击、击剑、旅行、竞舟、登山等活动游戏为少年所乐为也，宜因其势而利导之，因地而制宜，必以振起尚武之精神为目的。
”� 此外，还包括军事上智识之普及。
总而言之，蒋百里指出，“一学校即一军队，一国家即一军队，苟使全国国民皆知军事之乐，则不怕敌之乘风破涛而来。
”［12］至于变学校为军队的办法，蒋氏则强调：第一、小学校以小队教练为极度，期五年，其教授为学校正教员及下士。
第二、中学校、师范学校以中队教练为极度，其教授以休职将校及下士任之。
第三、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以演习至大队为止，且教兵制战术战略之一部，及国防上各要务。
学校教育采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以及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三级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以达到变学校为军队的目的。
� 蒋百里所翻译的《军国民之教育》，除了丰富军国民教育的内容，而且对于普及军国民教育的途径作了具体论述外，蒋氏在文章中与蔡锷一样，对陶铸“国魂”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并且也认为中国的病根是在无国魂。
1903年，与蔡锷有师承关系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尚武》一文，呼应《军国民篇》的主要观点。
� 3 梁启超� 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不像东西各国重视国魂教育，是因为：中国轻武之习，自古然矣，鄙谚有之曰，“好铁不打针，好人不当兵”。
其所谓军人者，直不啻是恶少无赖之代名词，其号称武士者，直视为不足齿之伧父。
夫东西诸国之待军人也，尊之、重之、敬之、礼之、馨香尸祝之。
一入军籍，则父母以为荣，邻里以为荣，宗族交游以为光宠，皆视此为人生第一名誉之事，故举国人之精神莫不萃于此点。
一切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音乐，无不激扬蹈厉，务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为国魂。
而中国凡所接触于耳目者，无一不颓损人之雄心，锁磨人之豪气，恶风潮之所漂汤，无人不中此恶毒，如疫症之传染，如肺病之遗种，虽有雄姿英发之青年，日摩而月�之，不数年间，遂颓然如老翁，靡然如弱女［13］。
� 所以梁启超特别强调用尚武精神，来挽救颓危的国势。
因此，梁启超从传统教育的阙失，检讨中国民族不能尚武的理由，特别主张养成国民具有尚武的精神，是国家得以强盛的途径，而养成尚武的精神要素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方面。
体力方面：“体魄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
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才有坚忍不屈之精神。
是以古之伟人，其能负荷艰巨，开拓世界者，类皆负绝人之异质，耐非常之艰苦。
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蹴鞠、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
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14］� 梁启超强力地批判中国的文弱，并且指出：近年国家讲求武事已数十年，购船练兵，置厂制械，整军经武，如今，人却称我为病夫，乃是因为仅注重“形式之武”，而非“精神之武”所致。
”而能雄视于世界的情势下，积极地主张“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
”［15］乃是希望全体国民都能具有尚武的精神，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
� 军国民教育思想，在《新民丛报》先后有蔡锷、蒋百里相继发表言论，梁启超撰文同声应和后；留日学生所办刊物，亦竞相提倡，以为呼应，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及《浙江潮》等刊物，都陆续发表有关军国民教育的相关文章，极力鼓吹；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各界舆论的鼓吹下，成为清末的主流教育思潮。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发表新教育意见，其中则是以军国民教育首当其冲。
� 4 蔡元培� 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总长后，所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成为民国初年制订教育政策的理论根据。
在文章中蔡元培首先指出军国民教育主张乃是应时势的需要，认为今后的教育宗旨应具备五项：（一）军国民教育;（二）实利主义教育;（三）公民道德教育;（四）美感教育;（五）世界观教育。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是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是隶属政治的一环；而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则能不受政治现实的拘束，完成教育的思想，开启国家教育的新纪元。
� 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论述，有关身体教育的阐述有：以西洋之教育证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
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三者。
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主张乃是应时势的需要，与光绪末年受日本影响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有所不同。
其提倡的军国民教育，是以道德为根本，其用意在于戟止私门，防止对外侵略，而确保国家独立与和平；并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须以道德为其基础，否则将误入歧途，引发兵戎之灾［16］。
这种以道德教育为基础，自卫卫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体系里提倡体育，使人人都有当兵的资格，纯粹自卫，而不主张侵略，是蔡元培军国民教育思想的特殊［17］。
� 5 军国民思想浪潮下的身体教育实践� 蔡锷、蒋百里及梁启超的军国民教育论述影响着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中，“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的规定以及1906年《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所确立的“尚武”教育目标；而蔡元培的论述，则因其任教总长而获得落实。
这股军国民教育思想，落实在制度化的教育体制中，试图将学校设定成为尚武爱国的教化场所，改造学生身体成为政治化的身体，使得教育的发展能力和国家力量的培训连在一起。
� 1904年（光绪三十年）《奏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教育宗旨，于“尚武”项中亦云：“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助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出入教室，肃若军容”。
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德规定：“在使身体各部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
”同年《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规矩之有益。
”［18］� 1912年《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规定：“在使儿童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
”同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在使身体各部分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
”《师范学校规程》中还规定：“在使身体各部分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
”［19］� 1916年《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规定：“在使儿童身体各部分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
”［20］总之，清末民初的学校教育对于体操的教授要旨，均是在使身体各部分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以养成尚协同守规律的习惯，达到服从与纪律的训练，变学校为军队的目的。
� 而儿童军加入学校服从与纪律的训练，则是在1915年，当时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童子军约有三四百人，在大会场内表演会操，因步伐整齐，精神饱满，受到现场观众的注目，再者，协助会场维持秩序、救护以及收入场券等工作，颇能显示特殊的精神与人格，以致引起在座的各省市教育专家的注意与赞许，认为童子军教育是训练儿童青年的良善方法，回籍以后，即仿效试办。
［21］中国童子军应时代与环境的需要，遂因此而传遍于全国各地，加入改造学生身体的行动行列。
� 当时体操课程中，兵式体操非但与普通体操并驾齐驱，且有凌驾之势，实施兵式体操的年龄由壬寅学制18岁，癸卯学制12岁一路再将至壬子学制11岁。
而且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以前我国并无培养体育师资的专门学校，故师资来源混杂而且供不应求，各校体操教员多为武备人员（军人）担任［22］。
�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审定高等小学教科书，其中游戏法系选择多活泼精神，以增长军国民教育兴味为目的，体操课内容包括游戏、普通、兵式、器械等各种操法，以统一各校体操课程；另1911年（宣统三年）陆军部请饬明订军国民教育折云：“京外普通各学堂课本应请学部按照军国民教育宗旨特为编订”，亦经奏准办理。
民国成立后，重编教科书，小学教科书的编辑要点仍偏重军国民教育，规定应表彰中华固有的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爱国心，还应注意体育及军事智识，以发挥尚武精神。
1916年由陆军部编纂完成兵式训练教科书，令各中学校购买以备教课用。
另1917年批准《实验拟战游技》一书为师范学校、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体操用书，在锻炼上收活泼强健之效，在训练上得顺从勇敢诸美德，寓国家思想于游戏之中，使学生得之于不知不觉之际。
清末民初的体操内容偏重兵式体操，而清末文学校多以木枪实施兵式体操，民国以后始拨得少数废枪，在当时所谓“兵式体操”与军队的基本教练无异，其实今日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所接受的军事训练教育，又何尝不是滥觞于此［23］。
� 除此之外，学校运动会活动，从清末新式教育开始，由单一学校运动会扩展到校际、区域性的比赛，如在官立学堂中实施运动会者计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天津北洋大学堂主板的校际邀请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天津各学校联合运动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山东的“烟台阖滩运动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两广学务处在广州举行的校际运动会。
［24］1904年（光绪三十年）江苏吴淞镇的蒙小学堂曾举办过幼童运动会，［25］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京师大学堂也办理了首届运动会。
运动会内容方面，初等学堂有团体体操、团体舞蹈、兵式体操及团体竞赛；中等学堂有团体体操、兵式体操、团体竞赛、田径比赛及球类比赛；高等学堂有团体竞赛和田径比赛；女学堂则有团体体操和团体舞蹈；表明兵式体操及普通体操是初等、中等学堂举办学校运动会的内容项目之一，而中等以上学堂才有机会接触西洋式的田径和球类运动，但尚不普遍。
然而，清末时期，对学校运动会并不重视，直到1912年教育部通令各校宜组织运动社团随时训练，并于每年春秋两季酌开学校运动会，是政府首度以行政命令提倡运动会。
� 可见，学校运动会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因为教育宗旨及体操课程内容均受军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兵式体操就成为运动会不可或缺的项目。
而此时期举办运动会的宗旨，认为是可以诱导国民养成尚武精神，增进国家军事上的观念并起其竞争之心，所以学校运动会应注重兵操及特殊种类（如拳术、刀棍类）的运动；而在联合运动会时，各校注意国技及兵式教练，并主张各校应严守步兵操典的一致性，因为学生练习兵操，可作为军人的预备，有助于军队人数的不足，群起而捍卫国家，运动会成为实行军国民教育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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