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沃土绽芳华
关键词:河南;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图书馆学人;图书馆学成果。
摘 要:展示了六十年间(1949年10月～2009年9月)河南图书馆学研究的概貌。六十年间,河南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可划分为承继与铺垫(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复兴与拓展(1976年10月～1990年5月)、转型与多元(1990年5月～2009年9月)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了值得载入史册的图书馆学成果和图书馆学人。
中图分类号:G2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6—0002—04。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置身其间的河南图书馆事业也有着辉煌的历史。殷墟的“甲骨书契”收藏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雏形,东周国都洛邑的“柱下史”老子,是史籍中记载的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1908年报批1909年开馆的“河南图书馆”亦是全国最早设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新中国六十年来,坚实的图书馆工作实践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在河南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了值得载入史册的图书馆学成果和图书馆学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六十年为一甲子轮回的说法,在这个关节点,回顾一下新中国河南省图书馆学研究也许更能增添继往开来的意味。然而,六十年间的河南图书馆学研究可谓精彩纷呈,内容繁复,本文只能择其荦荦大者而略述之。
1 承继与铺垫(1949年10月～1976年10月)。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河南省图书馆事业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早年从业的图书馆学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中,并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继续从事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时,新中国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图书馆学人奋发图强,结合图书馆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展新的研究,为河南图书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建,刚刚走出战火的原有建制的图书馆开始恢复各项工作,如河南省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等在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获得新生,同时一批市县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纷纷建立。
关于这一阶段的图书馆业务建设,许多文献都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记载。例如,《文物参考资料》发文“河南省立图书馆1950年复馆以来工作概况”,介绍了河南省图书馆恢复之后的管理体制、图书清查、分类编目、借阅服务、读书小组、送书到厂到村的情况[1];1954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河南省图书馆与开封市总工会协作在工厂建立图书流动站的经验[2]。
关于这一阶段的图书馆文件也反映了当时图书馆界对自身的职能、特性以及活动规律的认识[3]。例如,1950年颁布的《河南省立图书馆暂行规程》共分13条,其总则指出:“本馆遵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储集中外图籍刊物,供一般群众阅览与较专门的学术研究,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为宗旨。”该规程规定了当时河南省立图书馆的人员结构和部门设置,划分了所设总务组、编录组、阅览组、推广组的职责和任务,并明确了经费来源和会议制度。
这一阶段,井俊起、王拱璧、李燕亭、武慕姚、刘纪泽等诸多学养深厚图书馆学人承继优良国学传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
井俊起(1875～1958),1932年出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后,大力整饬馆务,并联合教育界人士请增购书费。抗日战争时期,省图书馆迁至宛属一带,他将馆藏善本、地方志藏于深山寺院中,抗战胜利后,又将藏书完好运回馆内。1948年10月他团结全体工作人员,抵制将善本图书南运。1950年4月为河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6月复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他从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出发,设置了大众阅览室、儿童阅览室、阅报室、大众代笔问事处、业余文化学校,还另设善本图书阅览室及特藏室供学者们研究参阅。井俊起不仅是杰出的图书馆实践家,也是卓有贡献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组织者和文献学家。他创办了《河南图书馆馆刊》,整理刊刻了《石田野语》、《臆见鄙事》、《重编集韵》等中州先贤遗著,主纂了《河南通志·艺文志》,著有《中州诗抄》、《说文臆解》等著作[4]。
王拱璧(1886～1976),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家乡创办青年公学,开创了河南乡村教育的先河。还曾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省立高师、矿专、体专以及河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5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为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任职期间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指挥河南省图书馆顺利迁郑。1956年7月,河南省图书馆成立整理古书小组,他撰写了《善本知识》等专业书籍,以指导古籍整理工作。1962年6月,他担任了“郑州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拱璧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东游挥汗录》、《历代刻书场所志略》、《乾隆毁书例证》等[5]。
李燕亭(1893～1964),1920年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23年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同年又在洛杉矶市公立图书馆学校毕业,并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大城市的图书馆。1924年应冯友兰力邀,出任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理学院化学教授。1948年,随河南大学理科系迁到新乡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和化学系教授。李燕亭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华图书馆协会干事和监察委员,他注重把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与西方现代图书馆管理理念结合起来,早年就与杨昭悊合译《图书馆员之训练》一书,在授课讲义基础上撰著而成的《图书馆学讲义》更具有深远影响。李燕亭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曾在1951年3月1日的《河南日报》上发表“日寇对河南大学的浩劫”一文,控诉侵略者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毁灭:“二十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理学院的图书设备竟被日寇破坏无余!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愤恨填胸!”[6]。
武慕姚(1900～1982),1950年以后担任过河南省图书馆助理干事、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事、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秘书、河南省博物馆顾问,把多年珍藏的宋元明清字画132件,木刻线装书籍4000余种,碑帖3000余种,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在河南省图书馆等处。武慕姚一生博览群书,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等领域造诣深厚,著述宏富,但限于当时条件,多未刊行。著有《淯水觚谭》、《毡椎闲话》、《枣香梦影》、《安陵游草》、《书法韵语三十六首》、《河南省金石目》等。《淯水觚谭》是一部讲述版本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语录集,记述了他一生读书治学的心得,其中对《太平御览》、《韵学源流》以及宋人笔记等书的版本流传、内容得失、阅读时应注意的问题等,都有独到的见解[7]。
刘纪泽(1901～1960),1925年东南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两篇毕业论文《书目举要补正》、《书目考》使他在目录学领域赢得声誉。1955年任河南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教授,1957年兼任学校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纪泽一生治学勤奋,潜心研究,即使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仍笔耕不辍。他有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著作主要有《目录学概论》、《校勘学》、《宋版陆士龙文集校勘题跋记》、《世说新语校注》、《世说新语辑注》、《世说新语杂著四种》(包括《世说新语引用书目考》、《世说新语别名录》、《世说新语小字录》、《世说新语人名、里贯、述撰索引》)。他晚年虽体弱多病,但仍然完成了论文《鲁迅对于校勘和辑佚的工作》[8]。
张邃青(1893～1976),1956年出任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曾开设中国史部目录学等多门课程,专门为图书馆职工讲解《史通》。他强调图书馆是服务性的学术性机构,图书馆员既要钻研业务,又要忘我服务。他长于史学研究和历史文献考证,撰写了“读宋校本王氏宋史记”、“北宋太学考略”、“河南地方史料”、“嘉靖河南通志考”、“记李敏修先生中州文献汇编”等论文。他十分重视对《史通》的校勘和评注,对后代的刊刻、注释、评论加以分析比较,并对《史通》作了全部校释[9]。
1956年1月,党和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受到了重视,被列入当年制定的全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1956年9月,河南省图书馆正式成立参考辅导组,负责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编制书刊目录索引,同时还担负了培训图书馆工作人员、解答咨询等工作。1962年6月,地处郑州地区的8所图书馆成立“郑州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各馆之间相互进行业务合作与学术交流,为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63年河南省图书馆制定《河南省图书馆1963—1972年发展规划》,提出“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加强协作,充分利用馆藏,千方百计地为生产、为科学研究服务,发挥图书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的发展原则。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确定了未来的四大任务和六项措施。
这一阶段,孙云畴、栾星、吴勋泽、张万钧等图书馆学人开始在河南图书馆学研究中崭露头角。
孙云畴(1917～),1942年入金陵大学工作,曾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图书馆学专修科教员。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56年调至新成立的郑州大学任图书馆馆长,1981年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孙云畴长期致力于西文图书编目、高等学校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是当时河南省图书馆事业的积极组织者。1962年6月,他担任“郑州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业务顾问,20世纪70年代之后曾任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研究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文献著录标准化委员会第六分会委员。他在河南工作期间,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发表了多篇论文,《建设我省图书馆网为实现图书馆现代化而奋斗》、《情报工作的特征》、《当前的图书馆学研究评价》、《谈谈图书馆法》、《论图书馆的社会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0]。特别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出纳阅览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校图书馆阅览座位、建立分馆、半开架辅助书库、集体借书、借书制度、图书馆与资料室的关系、个人借书期限与册次、服务教学与科研、馆际合作分工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栾星(1923～),1962年调入河南省图书馆,从事古籍的整理研究与编目工作。1979年曾受聘到各大图书馆开展古籍善本的普查与鉴定工作,后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文献研究工作。栾星对古籍文献的校注和研究有较大贡献,其专著有《公孙龙子工笺》、《甲申史商》,编校有《歧路灯研究资料》、《樵史通俗演义》,论文有“《歧路灯》及其流传”、《明清河南省志叙录》、《甲申史籍三种校本》、《荥阳县志叙录》、《郑州志叙录》。尤其是他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校注的《歧路灯》,1980年出版后反响巨大,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11]。
吴勋泽(1931～1993),中学毕业后到河南大学做工并在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8年成为图书馆正式工作人员。1951年作为业务骨干被选送到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后合并于武汉大学)学习,1953年毕业。后历任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社联委员,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河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河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20世纪50年代他主要从事文献分类研究,主持编写了《河南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表》、《河南大学图书馆期刊分类表》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藏书体系、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图书馆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他撰写的“图书馆长的用人之道”、“中文图书著者字音号码表初探”、“试论图书馆藏书体制”、“试为我国图书馆法初拟建议草案”等论文均为一时佳作[12]。
张万钧(1934～),只上过三年半学,11岁时因病致聋。1951年进入郑州市文化馆图书组(今郑州市图书馆)工作,凭着坚强的毅力自学成才,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图书馆界和读者誉为“活目录”、“书篓子”,《图书馆》曾刊登“我们的标兵——张万钧”一文,分“把守大门也是革命、用愚公的精神练硬功夫、做读者的知心人、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知难而进”5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他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的事迹。张万钧历任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中原氏族学术研究会委员、郑州市文联委员、郑州市历史学会理事、郑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特约编审等职,在长期的图书馆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形成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特色,他完成了《河南地方志论丛》、《古今谭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河南部分)》、《年鉴编辑手册》等专著,整理了《嘉靖郑州志校释》、《三国志·玉玺传》、《醒世姻缘传》、《客窗闲话》、《夷坚志》、《合锦回文传》等古籍,发表了“河南地方志浅论”、“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地方文献工作如何为编修地方志服务”、“明代河南方志考——《千顷堂书目》纠错之一”、“豫北访书记”、“对河南旧方志书目的几点补充与订正”等论文[13]。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河南图书馆学人钻研业务、勇求上进的热情推进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文献中记录了他们奋斗的足迹,这也是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例如,《图书馆工作》刊登了“开封市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工作者学习组”开展活动的经验。[14]。再如,《图书馆学通讯》1958年第2期刊登了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等全国33家图书馆发出的一封“倡议书”,倡议开展图书馆界社会主义竞赛的“十比”活动,即“比图书流通、比服务态度、比图书宣传、比采购编目、比清理积存、比业务辅导、比馆际写作、比业务革新、比勤俭办馆、比又红又专”,其中提出的“天天开放、吸引读者、主动推荐、分编迅速、调配复本、图书馆网、分工协作、联合书目、精简节约、提高素质”等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图书馆建设[15]。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治风暴使河南的图书馆事业遭到重创,图书馆一度被列为“封资修”的大杂烩,专业队伍被拆散,馆藏图书被烧或散失,规章制度被破坏,文献采访中断,借阅服务停顿,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和图书馆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0年1月“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全国的动乱局势稍趋平稳,抓革命、促生产被提上日程,图书馆的境遇有所改观,各级各类图书馆陆续恢复了业务工作。1972年4月,河南部分高校图书馆派工作人员外出到京津等地图书馆参观学习[16]。1974年6月,河南部分公共图书馆组成参观团到京津等地参观,并学习《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17]。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图书馆的业务建设和学术研究也随之出现了较好局面。1975年10月,河南省图书馆邀请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南阳、焦作等地公共图书馆的代表,以及许昌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郑州工学院(后合并于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后合并于郑州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等高校图书馆的代表,举办了图书采购工作座谈会,这是十年动乱期间一次非常珍贵的学术交流和研讨[18]。
为了总结交流图书馆工作的经验,河南省图书馆在这个阶段编印的《图书馆工作》、《农村图书工作经验专辑》等书刊,成为特定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
《图书馆工作》于1974年创刊,内容除了转载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和社论外,还介绍了各地图书馆的工作情况,并探讨了有关业务问题。例如,1974年第2期刊登了新乡市图书馆的“我馆改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作法”、郑州工程机械厂图书馆的“认真搞好图书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76年第1期刊登了“许昌市图书馆举办基层图书馆(室)图书管理员学习班”、“杞县文化馆召开图书室工作座谈会”[19]。
“文革”后期,河南省图书馆事业逐步走向稳定,这也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河南图书馆学研究迅速地复兴与拓展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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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郑州市图书馆.我们的标兵——张万钧[J].图书馆,1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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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等.倡议书[J].图书馆学通讯,1958,(2).
[16] 李景文.河南大学图书馆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7] 李景文.河南大学图书馆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8] 汤树俭.从《河南图书馆馆刊》、《图书馆工作》到《河南图书馆学刊》[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