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对社会安定的影响
[摘要]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我国的社会安定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冲击，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于侵财犯罪中的盗窃案件、抢劫案件和暴力犯罪中的伤害案件发生率的上升均存在着稳健的影响。 毕业论文网 /2/view—458176.htm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修正的EBA模型；社会安定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1－0019－05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垄断性行业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持续的收入不平等已经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其中收入不平等对于各种犯罪行为的影响尤其值得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的关注。 国外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是各种犯罪，尤其是侵财犯罪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较高程度的不平等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集聚程度较高。根据Becker的犯罪经济学理论，社会财富较高程度的聚集使得潜在的犯罪者更容易寻找作案目标，从事侵财犯罪的净收益也会增加。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导致暴力犯罪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穷人们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会使其感到沮丧和愤怒，有可能采取暴力犯罪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不满。 然而，对于社会安定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收入不平等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其它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文化方面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离婚率、人口的流动性、种族的差异性、人口的密集度以及是否采用死刑等。学者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通常应用时间序列或者截面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如下式： 其中(Xi=1…n)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因素，收入不平等也包含在其中。由于诸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信息重叠，如果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而如果有选择地纳入某些变量，则在变量的选取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因为理论通常无法充分解释究竟哪些变量应该出现在方程的右边，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回归方程中包含x2和x3时，x1，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当将x4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后，x1不再显著了，甚至其符号有可能也发生变化，这使研究者们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因而需要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期证明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Leamer(1983，1985)提出了极值边界分析模型(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即EBA模型)，Granger和Uhlig(1990)，Sala—I—Martin(1997)等人又对其进行了扩展。这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随着条件信息集的逐步改变来检验回归系数的稳健性，主要功能是灵敏性分析。Levine和Renelt根据该模型分析检验了很多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稳健性，结果只有少数变量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变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稳健的，不会随着引人方程中的其它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检验收入不平等对于社会安定是否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是稳健的。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EBA模型的原理和具体过程，第二部分对国内外利用EBA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作一介绍，第三部分利用该模型对收入不平等对于我国社会安定产生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EBA模型的原理及其修正 (一)EBA模型的基本原理 EBA模型可应用于许多领域来研究所关注的解释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稳健。通常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先要将与模型有关的解释变量分为三类，一类是核心变量集，用X代表，是与应变量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集；一类是目标变量，即研究者所关注的变量，用Q表示；另一类是条件变量集，以Z代表，是对应变量有潜在影响的重要解释变量，引入条件变量集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目标变量回归系数的可能取值范围。核心变量和条件变量的确定主要根据已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或者经济理论确定。对Y=α EBA模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易导致多重共线性，使得模型的标准误过大，另外，若条件变量集包含的变量过多的话，要对潜在变量的所有可能的线性组合进行遍历回归，工作量也非常浩大，对此Learner提出了3个限制条件： 1、对于核心变量集X一般只选择3个和应变量Y有直接关联的解释变量 2、对于条件变量集z至少要选择3个以上7个以下潜在的解释变量 3、在进行遍历回归时，解释变量的总个数原则上不能超过8个 (二)对EBA模型的修正 如上所述，传统的EBA模型在检验目标变量与应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时，是根据所有的遍历回归方程决定目标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根据这两个极值的符号是否相同以及是否在指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来判断目标变量的稳健性。我们认为这一作法是不妥的，因为在遍历回归中，并不是所有的回归方程其拟合效果都能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理想标准，即判定系数较高，D－W值接近于2(解释变量中不包括应变量的一期滞后值)，不存在遗漏变量或冗余变量等。如果一个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差，如R2很小或者D－W统计量偏小或偏大等，而在这一回归方程中目标变量的回归系数值恰好是极值之一，并且该值在统计上不显著或者与另一个极值的符号相异，我们就据此判断该目标变量与应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健的联系，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偏误的。Granger和Uhling建议根据方程的判定系数对EBA模型施以约束，即那些拟合效果达不到指定要求的回归方程在计算目标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极值时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的标准是，R2≥[(1—φ)R2max+φR2min](0＜φ＜1)，φ=0，意味着在计算极值时只考虑一个回归方程，即R2最大的那个方程，φ=1，意味着在计算极值时考虑所有的回归方。
程，对于介于0和1之间的φ值而言，计算极值时所考虑的回归方程是那些R2大于(1—φ)R2max+φR2max的回归方程。 我们认为只考虑判定系数还是不够的，针对时间序列数据而言，还应考虑D－W统计量，那些D－w统计量值明显偏低或偏高的回归方程也应排除在外。在本文中，根据模型中所包含的解释变量的个数以及时间序列的长度，我们规定φ=0.2，D－W统计量的值位于1.7～2.3之间。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回归方程，其目标变量的回归系数在计算极值时才会予以考虑，我们姑且将其称为修正的EBA模型。 三、国内外学者利用EBA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将EBA模型应用于许多领域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国内，王立平等(2004，2005)根据EBA模型应用平行数据验证了我国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健的联系，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市场化水平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强显著”的。 在国外，Richard Fowels和Mary Merva(1996)采用EBA模型分析了1975年至1990年间美国工资不平等与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发现工资的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中的谋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发生率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向联系，即可以肯定地说，工资不平等会引起暴力犯罪率的上升，而工资不平等与侵财犯罪中的抢劫和盗窃案件的发生率之间虽然存在着正向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稳健，而工资不平等与诈骗案件之间不存在什么显著的联系。 Moosa和Smith(2004)利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各国获得奖牌的横截面数据建立EBA模型，分析了影响一国在奥运会上获奖能力的各种因素，发现除了人口和GDP这两个变量以外，运动员人数和用于医疗健康方面的支出这两个变量与一国获得奖牌的能力存在稳健的联系。这些因素基本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规模和可用于体育运动资源的多少，从而能够比较好地对一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进行预测。 Roxana Radulesca和David Barlow(2002)将Hendry的一般到特殊分析法与Learner的极值边界分析法相结合，根据1991～1999年25个转型国家的平行数据研究初始经济条件、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和市场自由化等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稳健的联系，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的稳定性对于经济增长有着稳健的正的影响，而其它因素或促进经济增长或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健。 四、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收入不平等对于我国社会安定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稳健，因此，收入不平等为EBA模型中的目标变量。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Neumayer、Kelly以及Messner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对于一国社会安定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均包含了人均实际GDP、城镇化水平、离婚率、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变量。其它的解释变量则由于样本不同，以及数据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变量：总人口、人口密度、失业率、人口的流动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种族差异性、单身母亲家庭的比重、女性劳动者的比率、是否实行死刑以及用于维持治安的支出占GDP比重等。 根据EBA模型的设定要求和前人的相关研究，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实证研究的核心变量集包括三个变量：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离婚率。条件变量集包括四个变量：城镇登记失业率、抚恤及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总人口。目标变量为收入不平等变量，我们分别以全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测度。这样，我们的实证研究根据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变量不同分为两部分。 本文所应用的数据除历年各种刑事案件发生率和全国基尼系数以外，其它数据均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历年各种刑事案件发生率数据引自胡鞍刚等《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2005)，其中1983年的数据缺失，我们以1982年和1984年数据的平均数代替。 (一)收入不平等以全国基尼系数度量的实证结果 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只有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没有全国混合的基尼系数，我们采用Sundrum(1990)提出的城乡分解法公式来计算全国基尼系数。 式(1)中，G、G1和G2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P1和P2分别表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U1和U2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社会安定变量以我国历年刑事案件发生率来测度，根据案件性质不同，可分为五类，分别为历年盗窃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历年抢劫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历年诈骗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历年人身伤害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历年凶杀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采用修正的EBA模型，检验收入不平等对于各种刑事案件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以目标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标准，则以全国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不平等对于各种犯罪案件产生的影响均不够稳健。而如果以目标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标准，除了诈骗案件以外，以全国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不平等对于各种犯罪案件的发生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随着回归模型中纳入的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证明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对于我国的社会安定已产生了负面冲击。我们的这一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略有不同，Richard Fowels和Mary Merva(1996)采用EBA模型分析了1975年至1990年间美国工资不平等与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工资不平等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以工资不平等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变量。他们也同样发现工资的不平等与诈骗案件之间不存在什么显著的联系；工资的不平等与暴力。
犯罪中的谋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发生率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向联系，即可以肯定的说，工资的不平等会引起暴力犯罪率的上升。我们的研究结论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工资的不平等与侵财犯罪中的抢劫和盗窃案件的发生率之间虽然存在着正向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足够稳健。而我们却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与盗窃案件和抢劫案件的发生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联系。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样本的选取，时期的选择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变量等有一定关系。 (二)收入不平等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度量的实证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的报告，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1995年总体收入差距的一半以上。陆铭(2006)等在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和投资、教育以及增长的相互影响的研究中也采用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作为各省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在这里，我们着重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于社会安定产生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变量，发现如果以目标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标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抢劫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的发生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而如果以目标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标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对于盗窃案件、抢劫案件以及人身伤害案件的发生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不管是以5％的显著性水平为标准，还是以10％的显著性水平为标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诈骗案件发生率以及杀人案件发生率所产生的影响均不够稳健，其回归系数的最小值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不显著的。 五、结论 虽然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拉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对于收入不平等对于社会安定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实证研究却较为鲜见。本文采用修正的EBA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对于我国社会安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不论是以全国基尼系数还是以城乡居民收人之比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变量，收入不平等对于侵财犯罪中的盗窃案件、抢劫案件和暴力犯罪中的伤害案件发生率均存在着稳健的影响，而对于侵财犯罪中的诈骗案件以及暴力犯罪中杀人案件的发生率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稳健。 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发展进入新的转折点，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利益均衡问题，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以至社会矛盾加剧等严重社会问题。到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因此妥善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责任编辑：王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