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
在经济改革期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吉尼系数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
在世界银行报告中吉尼系数高于或等于中国的35个国家中，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在2002～2003年期间经济负增长(以人均GDP增长率计)的有13个，占所有120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负增长国家(23个)的57％。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回到库兹涅茨。
半个世纪前，库兹涅茨主要基于对美、英、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他认为这种收入差距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他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那些关于‘没有惩罚性的累进税制和其他类似东西的完全自由市场，对于现在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争辩是危险的”。
库兹涅茨探讨了几个因素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而且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储蓄率变化。他指出，高收入者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低收入者，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储蓄大量转化为资本，从而为高收入者带来更多的资本收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后来的一些政府政策变化，例如针对高收入者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征税、政府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等，减弱了高收入者的资本积累速度，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传统社会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人口变化会从高生育——高死亡模式转向高生育——低死亡模式，首先导致低收入人群的人口负担加重，但随后会进入低生育——低死亡模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库兹涅茨还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一个原因。他认为，通常在工业化早期，旧的制度框架难以避免独裁体制利用人口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炮灰，从而难以避免收入不平等扩大。而发达国家则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内战，从而跨越了这一阶段。
在库兹涅茨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 1993， Bourguignon 2003)。而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陷阱”。因此，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解决公平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的自发到来。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也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我们使用合并的分省、分年度数据所做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就纯经济角度而言，所谓“库兹涅茨现象”在中国是存在的，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上升，人均收入差距曲线在数学上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如果一切其他条件不变，我国收入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持续上升，下降还遥遥无期。这将对社会公正和稳定提出极大的挑战，不排除陷入所谓“拉美增长陷阱”的可能性。即：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冲突和资源配置恶化，使增长停滞，因而失去收入差距越过最高点而趋向收敛的条件。 中国人均收入差距的上述变动，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收敛或者不收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使得能够在不影响或尽可能少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持较低的收入分配差距，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