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阻碍和突出问题。尽管我国对职务犯罪活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打击和预防工作不断加强，一大批职务犯罪分子被查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遏制了职务犯罪不断上升的势头，反腐败“治标”工程取得较大成果。但实际上，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职务犯罪滋长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职务犯罪仍然有相对较高的发案率。由于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需要一定过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出现与转型社会相联系的多种复杂社会心理，因此，职务犯罪仍将出现愈加复杂多变的趋势，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种犯罪形势呢？产生于上个世纪的“蝴蝶效应”理论及其混沌学，或许对我们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次演讲中说：可以预言，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次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加增大而不是减弱，甚至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被称为“蝴蝶效应”的著名理论。混沌学家把“蝴蝶效应”理论表述为：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个貌似荒谬的论断，产生了据说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三大理论之一的混沌学。 　　混沌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混沌期—秩序期—新混沌期。所谓混沌期，就是事物将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时期。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动态的、不稳定的状态，即混沌状态。秩序期，则是事物将会沿一定的方向按某种规律有序的发展时期。新混沌期，便是有序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规律将失效，事物又进入到一个发展方向不可捉摸的时期。所谓规律，只有在秩序期，它才能显示其作用。这个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完全性与不完全性、自相似性与非自相似性诸范畴辩证统一的世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它研究如何把复杂的非稳定事件控制到稳定状态的方法，研究世界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的问题。混沌理论的方法对于处理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重大事件有特殊功效。　　“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虽然由气象研究引出，但事实证明，“蝴蝶效应”确实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屡见不鲜，而且在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遏制预防中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今年3月，西安一个小青年彩民爬上广告牌的异常举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由此发现了自1998年以来陕西省185场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大部分存在违规操作。1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一批涉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到惩处。宝马彩票事件还引发了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国友人和普通民众对彩票立法问题的强烈关注。 　　1999年3月，一封神秘的举报信，敲开了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的黑洞，引发了福建省的官场大地震，并波及中央政府部门，217名犯罪分子落网，300多名国家机关干部涉案，3名省部级干部，26名厅局级干部，85名县处级干部栽下马，19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厦门市原副书记刘丰，副市长兰甫受到惩处。这些都是典型的“蝴蝶效应”现象。　　此类现象还如，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牵扯出50余起案件。除李真外，涉及厅级干部9人，还涉及到该省国税系统160多人。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涉案70多人，该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则涉及数百人。贵州省查处阎健宏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案，带出8名地厅级以上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受贿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地（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带出一串案件，涉及2180人。这些案件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些串案、窝案、片案和案中案；这些查一案，牵一串，带一片的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　　运用“蝴蝶效应”理论，仔细剖析上述这类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其“蝴蝶效应”的产生一般来说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初始条件的偏差。这个偏差是相对于事物发展正常需要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职务犯罪“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往往是某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念之差，一次细小的不自律检点的行为或违纪放纵或履行职责的疏忽。他们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生细小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如果又出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或者这个偏差，恰恰又是很多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别有用心的人求之不得的，那么，这个细小的偏差就会被效仿、利用、扩散或者泛滥。宝马彩票事件中犯罪案件的初始偏差，或许就源于1988年在西安最开始的那次承包私人发行的违规行为偏差。由于它没有被及时纠正，而被“发扬光大”，被一百多次的复制扩散，终于酿成彩票犯罪串案、窝案。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也是源于细小的异动。如串案、窝案有的仅仅是一次巨款丢失被路人拾到而暴露；有的只被包工头怒骂，无意间露出马脚；还有被小偷偷出来的，被情人日记泄露的，也有“义女”失盗牵出“干爹”赠金的，市长被杀引出巨贪书记的……更多的是由于反腐机制的加强，遏制预防犯罪措施的创新，拔起萝卜带出泥的，或者社会各界对腐败的强烈反映、新闻媒体对腐败的高度关注，敲山震虎震出来的。一些案件的蛛丝马迹，由于上级领导、司法机关，监督部门高度重视，加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一次反腐的“蝴蝶效应”就得以产生。人们记忆犹新的孙志刚事件，竟然改变了沿用几十年的国家收容体制。

第二、事物间存在相互依赖性。由于事物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一个小小的误差有可能通过一条条相关链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极其意想不到或者不堪设想的后果。事物间的相互依赖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巨大影响，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犯罪的演变过程表明，走私犯罪紧紧依赖着当地海关、工商、缉私、税务等机关部门和上上下下的关键职位的大小官员，依赖着他们的腐败、渎职，否则走私犯罪寸步难行；而那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贪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紧紧依赖着远华集团走私犯罪获得的金钱来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腐败贪婪需要。而这些腐败分子相互之间，它又需要利用关系网，互相串通，上下密谋，内外勾结；下面作案，上面掩护；台前幕后狼狈为奸。 正是这种犯罪体系内部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使犯罪隐蔽狡诈，容易扩张，形成“蝴蝶效应”。　　第三、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以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系统内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