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
摘要：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以他们机智、果敢的雄才大略,历尽艰辛,苦撑危局,在这里战斗了一百多天,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Abstract：Xi"an Incident, the CPC on behalf of national safety body is Zhou Enlai, with their witty, courageous ingenious, have gone through hardships, struggling a critical situation, where the battle over a hundred days, contributed to the incident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proper dispos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liberation.
Key words: Xi"an Incident Zhou Enlai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contribution。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意在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10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新时期。中共代表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从1936年12月到西安,以他机智、果敢的雄才大略,历尽艰辛,苦撑危局,在这里战斗了一百多天,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充当调停角色。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⑴。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 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 抗日援绥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
18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派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园拜会杨虎城，周恩来在同杨虎城的会谈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介石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趋势,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⑵之后周恩来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在此期间,周恩来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宋黎,谢华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他还听取了在东北军从事统战工作的汪锋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周恩来还会见了自己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时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等二三十人.在这些频繁的接触和谈话中,周恩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前嫌的磊落品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人心。
22日下午4时，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氏兄妹后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⑶他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⑷。
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6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6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去南京直接谈判。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曾赶到机场想要阻止张学良，但为时已晚飞机已经升空，他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接着，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开赴西安，妄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欺骗的办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在此期间，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而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尖锐分歧，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周恩来多次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但是，“少壮”派仍坚持同中央军交战。1月27日晚间，孙铭九等找到周恩来，在他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周恩来反复劝说也不听。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他却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
1月31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主战意见。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入王以哲家中，开枪打死了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⑸。
爱国将领王以哲的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并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
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斡旋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后不久，终于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打仗的协议。
“西安事变”的结局尽管有些波折，但这次事变毕竟迫使蒋介石停止了10年内战，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从内战向抗战转折的一个重要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中共代表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托,在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险恶环境里,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32页。
【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第70页。
【4】《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