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的来源
摘要：先秦巴蜀地区各族，除巴、蜀两族外，主要为百濮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巴蜀地区的百濮，多为商周时代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代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四川西南和四川东部。巴蜀地区的氐羌民族系统至少在夏商时代就已出现，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46—05。
Pre—qin Bashu Culture Area Baipu With Diqiang"s Origin。
DUAN Y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8，China)Abstract：Baipu and Diqiang were the main ethnic groups in the BaShu reg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except Ba and Shu nationalities .Most of Baipu ethnic groups settled in BaShu region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party of them settled the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and they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Sichuan Basin ，southwest Sichuan and east Sichuan . Main party of the Diqiang ethnic groups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Sichuan Plateau ，who appered in BaShu at least in the Xia Dynasty and the Shang Dynasty period .
Key words：Pre—Qin period；BaShu region； BaiPu； Diqiang； ethnic groups； source。
横贯川西南和四川盆地的长江，自古就是我国东西民族迁徙的交通动脉。纵列川西高原的岷山山脉，自古也是我国南北民族迁徙的往来走廊。巴蜀地区自古就有许多族群活动、生息和繁衍，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巴蜀古代文明。
先秦时代巴蜀地区的族群，除巴、蜀两族外，还有众多族类。分布在川东地区的，主要有“濮、贝宗、苴、共、奴、犭襄、夷、蜒之蛮” 。分布在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则是汉代所谓“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所记，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A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A都最大，自A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A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A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所说夷，即上引《西南夷列传》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人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南皆方位词。西夷，即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即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是始见于秦汉时期的称谓，先秦时期并不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载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这应当是秦和东方六国的一致认识。《史记·秦本纪》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戎伯即指臣属于蜀的各族君长。先秦臣属于蜀的族群众多，汶山、南中、僚、都曾先后为蜀的附庸。蜀为其“雄长”[2]，而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诸此族类也就是戎狄了。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臣属于蜀者，仅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的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为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应当指出，先秦史上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3]，都是中原华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是他称，非自称，是泛称，非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又可合称为四夷 ，即所谓四方之夷。关于此点，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随方立名，则各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4]。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不仅四夷事实上都包有大量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且这些名称亦多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同不一。无论先秦西南地区的戎狄，还是汉代的西南夷，都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类，所说戎狄或西南夷，都是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民族的族称。
大体说来，先秦巴蜀地区各族，除巴、蜀两族外，可以划分为百濮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此外还有华夏和百越系统，但不多。各系大致分布范围：百濮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四川西南和四川东部，氐羌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部分进入成都平原，百越仅见于四川东部之一部：华夏则多不成系统，混融于四川盆地各处，其成系统者，仅见于川东之一部。
濮人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逸周书·王会》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当即《伪孔传》所说“西南夷”，亦即杜预所说“建宁郡南”之“濮夷”[5]，当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 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6]卜子，《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曰：“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先秦时代生产丹砂最为有名的是四川彭水 ，故此以丹砂为方物进贡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尚书·牧誓》记载西土八国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见，商周之际的濮，业已形成“百濮离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时期。这些记载说明，濮人支系众多，分布广泛，是一个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错居的民族系统。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东进与巴、邓为邻 ，居楚西南[7]，分布于江汉之间。西周中叶，江汉濮人力量强大，周厉王时铜器《宗周钟》铭文记载濮子曾为南夷、东夷二十六国之首，十分势盛焰炽。到了西周末叶，楚国在江汉之间迅速崛起，猛烈发展壮大，“楚虫分冒于是乎始启濮”[8]，多次给濮人以重大打击，使濮人势力急剧衰落。到了春秋初叶，楚武王更是“开濮地而有之”[9]，大片濮地为楚所占，从而造成了江汉地区濮人的大批远徙。春秋时期江汉之间的濮人群落，已不复具有号令南夷、东夷的声威，他们部众离散，“无君长总统”[10]，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11]。在日益强大的楚国的屡次沉重打击下，江汉之濮纷纷向南迁徙。先秦文献中战国时代楚地已无濮人的记载，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换号，或融合于他族外，由楚国的猛烈扩张所造成的濮人的大批远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汉濮人的远徒，多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当为西南地区原来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区之一的缘故。过去多有学者认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时期江汉百濮的迁入。其实不然。前引《逸周书·王会》提到商代初叶云南有濮人。四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即文献所记“濮人冢”，为濮越系的邛都夷所遗，其年代之早者，可上及商代；川滇之间今四川宜宾与云南昭通即汉代朱提郡的人，是濮的一个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当地定居。《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汉书·地理志》记为濮千水)，广汉耶妻阝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而殷末周初由滇东北至川南入蜀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东之濮，有濮、贝宗、苴、犭襄、夷、蜒诸族，居于渝水两岸的犭襄、苴和长江干流两岸的贝宗、夷为土著，蜒则是从江汉之间南迁的濮人一支。《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诸族中作为专门族称的濮，也是从江汉迁来的濮，故虽徙他所，名从主人不变。而居于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蛮，文献记载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12]，来源于巫地之诞，原为百濮之一，是由汉水中游南迁至清江流域的濮人[13]。
由此可见，先秦巴蜀地区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代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氐、羌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就已屡见于史册。《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又载：“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又载；“是时(殷)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尚书·牧誓》西土八国有羌人。《逸周书·王会》：“氐、羌以鸾鸟。”都表明氐、羌为古老民族。
氐、羌同源异流，原居西北甘青高原，后分化为两族。羌，殷墟甲骨文屡见，其字从羊从人。《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是以畜牧业为主并营粗耕农业的民族。氐，《说文》释为“本也”，徐中舒先生认为原为低、平之义[14]。《逸周书·王会》孔晁注曰：“低地羌羌不同，故谓之羌，今谓之氐矣。”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又说“其嫁娶有似于羌”，“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15]。氐、羌在语言、风俗上的相同处，正是两者同源之证。而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16]，以农业为主，羌人则“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7]。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18]，羌人则是“其屋，织A牛尾及A羊毛覆之”[19]。两者的差异，又正是其异流的极好证据。综此可知，氐族其实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主要经营农业的族类。其初始分化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
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湟水析(赐)支一带是上古时代西羌的分布中心，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羌地”。但西羌分布极其广阔，除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外，还南及岷山之域，这也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所谓“蜀汉徼外蛮夷”，乃是指“在蜀之西” [20]的岷山山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21]，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与河湟赐支地区连为一体的。
从考古学观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今甘肃、青海有众多民族活动居息。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22]。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而相当于殷商时期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在陇山之东西，则分布有相当于殷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它分两个类型。[23]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年代早于西周[24]。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25]。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应即是古代氐族的文化遗存[26]。它们西起洮河，东至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波及甘肃境内的泾水、渭水等域。这些地区，正是文献所记“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27]，以武都，阴平为中心的古氐人的分布区域[28]。可证寺洼文化为氐人所遗。而氐人所居之区，较之古羌人所居的河曲以西、以北[29]，地势相对说来既低且平，又多滨水，正与氐字本义相合。所谓低地之羌曰氐族，即由此而来。可见，氐、羌分化，在商代已是如此。
至于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均出陶双耳罐，则如上述氐、羌文化风俗的联系一样，是两者同源的反映。《吕氏春秋·义赏》：“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氐、羌均有火葬之俗。寺洼文化中火葬与土葬并存[30]，不仅证实了文献的可靠性，同时再次证明了古代氐、羌在族源上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起源甚古的火葬之俗，直到战国秦汉时期仍在岷江上游氐人中流传。
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1964年进行勘察，加上2000年营盘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出土地点计有一百余处[31]。石器多为扁长形，刃部富于变化，有长条石刀、石刮刀、斧、锛、凿等，以通体磨光、狭长平薄的斧为特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彩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有绳纹、圆窝纹等。彩陶为红胎黑彩或黄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先生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32]。
川西高原氐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这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中都有充分证据可以证实。
川西高原近年发现大批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石棺葬起源甚早，延续时间也很长。川西高原石棺葬的族属，总的说来应是氐、羌系统的文化遗存。
从石棺葬的起源看，近年考古说明，最早出现在西北高原。1975年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墓地发现的22座半山类型墓葬中，既有木棺墓，也有石棺墓，以石棺墓为主[33]。半山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34]，相当于五帝时代之末和夏代之初的纪年范围，早于川西高原石棺葬。石棺葬于夏商时代出现在川西高原，说明氐羌系统的民族中，有一部分在此期间已进入川境，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氐、羌同源异流，文化、风俗上异同并存，加以早期活动地域相近，很难区分彼此，因而西北石棺葬就很难划分具体族属。从景泰张家台石棺葬所揭示出来的情形看，无论是氐还是羌，都应有石棺葬传统，此外也还有土葬：火葬等传统，不可非此即彼，一概而论。由此出发，川西高原石棺葬属氐属羌，也不能一概而论。综合多方面资料，大体说来，岷江上游石棺葬应是氐人的文化遗存，雅砻江、金沙江和大渡河流域的石棺葬，则应是羌人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