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研究综述
[摘 要]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三十多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大二十年之久，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柳诒徵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丰，在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民俗学、方志学、图书目录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柳诒徵先生诲人不倦，提携后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本文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关于柳诒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柳诒徵（1880—1956年），江苏丹徒人，字冀谋，号劬堂居士，中国近代杰出学者，在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杰出成就。1915年，柳诒徵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柳诒徵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南高师生的广泛尊敬，成为南高文史学科的灵魂人物之一。柳氏门下俊彦云集，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向达、胡焕庸等，均曾受业于柳氏门下。著名学者吴宓曾这样评价：“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诒徵）先生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第一人。”（1）1927年至1937年，柳诒徵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目录编订、读者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柳诒徵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当选为史学组的院士。当时，史学组的院士仅为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五人。无论是个人学术造诣，还是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柳诒徵都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1949年以后，柳诒徵逐渐被人遗忘。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柳诒徵的研究著作。1986年，江苏省镇江市政协举行柳诒徵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编辑出版《柳冀谋先生纪念文集》（该文集被编入《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先后发表一系列关于学衡派的著作，其中论述了柳诒徵的思想与学术贡献；199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卞孝萱教授发表文章，介绍了柳诒徵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风范。郑师渠、卞孝萱两位教授开中国大陆柳诒徵研究之先河。进入21世纪，柳诒徵现就开始兴起，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和和研究专著。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柳诒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柳诒徵生平的研究，（二）关于柳诒徵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的研究，（三）关于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的研究，（四）关于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孙永如先生的《柳诒徵评传》是关于柳诒徵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的第一步系统性著作。该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详细介绍了柳诒徵的生平事迹，论述了柳诒徵的三部重要著作：《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的学术价值，同时还论述了柳氏在目录学、版本学、书法、诗歌领域的成就。范红霞的《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2），深入研究了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是一部对柳诒徵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孙文阁的《柳诒徵赴日事迹考》（3）介绍了柳诒徵第一次赴日的情况。关于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一事，学术界存在两方面争议：第一、赴日的具体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式1902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903年。该文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的具体时间是1903年。第二、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是留学，还是考察？该文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是留学。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柳诒徵在日本考察的具体情况，并指出这次考察是柳诒徵“进行现代教育与学术活动的新起点”。（4）《陈三立、傅增湘等二十二人致柳诒徵信札的考释》，该文介绍了柳诒徵与陈三立、傅增湘、陈庆年、蔡元培、叶恭绰、邵元冲等二十二人的通信情况，是研究柳诒徵生平社会交往的十分重要的资料。李金坤在《柳诒徵与南社诗人的交谊述略》一文中指出：“柳诒徵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与书法家，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5）该文详细介绍了柳诒徵与柳亚子、赵声等南社诗人的交往情况。吴忠良的《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6）发生于1925年的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柳诒徵也参与其中。这次易长风潮，直接影响了东南大学的兴衰走向，也影响了柳诒徵的人生事业。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了柳诒徵参与其中的原因与具体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柳氏的生平事迹。
关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思想、史德理论、历史正统论、通史理论、对进化论的反思、中国文化西被说等方面。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治史理念。张旗的《柳诒徵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证》（7）从“史例与礼，史德、史识与礼”两个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这一治史理念。范红霞在《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判》（8）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史德理论，批判第继承了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其史德理论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强调治史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二、推尊史书撰述传统中的昭信核实、存信存疑的史德；第三、以礼为核心的史德批判标准。侯德仁在《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一文中指出，“正统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近代以来，多位著名学者对正统论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论述。该文介绍了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对历史正统论的论述，通过该文，我们能初窥柳诒徵的历史正统论思想。郑先兴的《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10）一文，探讨了柳诒徵的通史观、研究方法及主要著作。纪振奇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被人称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据此，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学，就应该首先重点考察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并进一步研究他的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该文详细探讨了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方法问题。柳诒徵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两汉的独立发展创造时期；从魏晋到明末，佛教传入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时期；从明末到今日，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印文化输入，而中西文化相交融的时期。”（12）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史学为核心的史学方法论和文献学方法论。于楠的《论五四前后史学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为例》探讨了章太炎、梁启超、诒徵对进化论思想的吸收与调适。该文指出：“柳诒徵是认真研究过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和章太炎《俱进化论》的，而他则借助中国传统思想中《易》以及《中庸》的思想，完成了对于进化史观的批判，其理论较章太炎平易近人，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13）田亮在《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柳诒徵一向主张史学要为培养民族精神服务，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辨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注重探寻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14）探讨柳诒徵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范红霞的《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15），该文认为，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阐发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发挥历代治国良方，寻求治国之道；表彰民族气节，呼吁抗日救国。
对于柳诒徵治史成就的探讨，主要围绕三部著作展开——《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历代史略》1902年撰写成书，1903年由江楚书局出版，采用新式体例编撰而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部历史教科书之一。孙文阁的《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一文，探讨了柳著《历代史略》编纂的时代背景、体裁和内容、历史观、学术意义。关于时代背景，该文指出，“柳诒徵编纂的《历代史略》，是在清政府实施新式教育的背景下，为新式学校编纂的教材，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一。”（16）关于体裁，该文指出，“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实际上沿用了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体裁形式，就是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叙述的内容，分章分节叙述的章节体。”（17）《历代史略》的内容有一下新特点：“第一、使用‘中国’一词，并进行界定；第二、采用新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第三、对于上古的历史，柳诒徵对没有史料可以确证的，采取了较为可观的存疑态度；第四、对文化、制度等内容的重视。”（18）关于历史观，该文认为，《历代史略》的历史观变现为“中体西用”，具有“信古”、“崇古”的特点。
近代中国，第一步中国文化史著作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化史》，1914年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但是，该书影响甚微，很少为世人所道。胡适、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相关著作陆续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纯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常乃■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先生于1919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史，到1925年正式成书，在《学衡》杂志上连载刊登。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到的见解，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化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卞孝萱的《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介绍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内容特色与学术意义。该文认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以下特色值得称道：“进化的文化史观，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独到的学术见解。”（19）吴忠良在《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一文中，论述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诉求，同时指出，“因为该书系草创之作，作者本人也是身处于史学转型期，故在观点上矛盾之处甚多：1、进化与倒退并存的文化史观；2、英雄史观与民本主义并存；3、信古与疑古并存。”（20）该文还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洋溢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线热爱，到处可见柳诒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21）。
《国史要义》是柳诒徵1942年在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生班的讲义，194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柳诒徵多年治史心得的结晶，是一本很见“功力”的史学著作，全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专题，系统地论述了其史学思想。王家范的《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史林》2006年6月）一文指出：“本书（《国史要义》）的性质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是血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与之同类的著作，与其说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毋宁说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两者声气相求，互为奥援。”（22）向燕南在《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23）一文中认为，柳氏的《国史要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又回应了时代潮流；既没有某些守旧派的迂阔，也不似某些西化派的偏激，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有益启示。
从事人物研究，既要对人物个体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也要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圈加以宏观审视。柳诒徵先生的一生主要活跃于东南学术圈，目前学术界往往将其归入两个学术圈之中：学衡派和南高史地学派。关于学衡派，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曾作文专门予以界定。（24）学衡派是指以《学衡》，及《史地学报》、《国学丛刊》、《文哲学报》、《国风》、《思想与时代》等相关刊物为中心，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共同体。它的主要成员包括刘伯明、吴宓、柳诒徵、梅光迪、缪凤林、张其昀、胡先■等人。关于南高史地学派，吴忠良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及相关文章中曾作专门论述。吴忠良先生所界定的南高史地学派是指以柳诒徵、竺可桢为导师，以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胡焕庸、郑鹤声、刘X藜为主要成员，以《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地学杂志》为刊物阵地，所形成的思想学术共同体。吴忠良吴忠良论述了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区别：“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在人员组成、文化观念、学术取向等方面确有不少共同点，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早期学衡派的主将基本上以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不是史地派成员。而两派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大的不同，南高史地学派关注的是史学与地学，其会刊所设栏目皆与此有关，并以柳诒徵和竺可桢倡导的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而《学衡》则更多的关注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故所设栏目以文学和文化哲学类为多。因此，严格来说，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虽然有不少思想共同点，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流派，前者纯为史地专业性的流派，后者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虽然这两派的观念，乃至人员有所交叉，但又不能因此而忽视两者的区别。”（25）。
沈卫威教授的两篇论文——《我所界定的学衡派》、《“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有助于我们从整个学衡派的角度审视柳诒徵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柳诒徵在学衡派中的地位与作用。石汝广在《柳诒徵与<学衡>杂志》一文中指出柳诒徵对学衡杂志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协调吴宓同杂志社其他成员之关系；其二为协助吴宓处理日常事务；其三是当《学衡》杂志遭遇困境时，协助吴宓同中华书局进行交涉。”（26）柳诒徵是《学衡》杂志《发刊词》和《学衡杂志简章》的作者，此外，他还是《学衡》杂志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陈宝云在《柳诒徵与<学衡>》（27）一文中，首先探讨了柳诒徵对《学衡》的重要贡献，其次探讨了柳诒徵与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其他成员之间的思想差异。该文有助于吴宓了解学派内部思想的多元性。范红霞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一文，“以学衡派的学术旨趣为视角，对柳诒徵与学衡派的关系，做较为系统的考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