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反革命”
“请问×××住这儿吗？”下载论文网 敲开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的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不明白这个大个子为何千里迢迢从北京而来。
56岁的徐星穿着厚冬衣、牛仔裤和防水皮靴，扛着摄像器材，穿行在浙江农村湿冷的冬天里。
有时坐朋友的车盘旋在湿滑的盘山公路，有时独自拎着镜头行走在拖拉机无法到达的泥泞山路，更多时候，是与贩夫走卒一起挤在乡村巴士中。
他不断敲门、拜访、逗留，然后马不停蹄奔往下一个目的地。
那些人四散各方。
徐星走遍了22个县镇乡村，差不多顺时针围着浙江转了一个整圈。
唯一的线索，是22张纸质已经泛黄的犯人登记表，上面有家庭地址。
可毕竟是40年前的地址了。
地址是否还有效？人还在不在？从北京出发前，徐星自己心里也没底。
好在他找到了其中12人。
他们都是“文化***”时期的现行反革命犯人，被判10年以上的刑期，于1966年前后，集中在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
点好烟，摆上一桌酒，烟雾缭绕中，往事像一本被拂去灰尘的箱底日记，摊开在阳光下。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最普遍的结局。
在“砸烂公检法”的乱局下，农民的遭遇与知识分子、党政要员并无不同。
“政治领袖的每一个指示，都会给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命运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徐星感慨道。
一 被农民们视做“天上掉下来的”寻访者徐星，生活境遇比他的受访者好得有限。
在文学热的上世纪80年代，徐星借先锋小说《无主题变奏》成名。
但差不多30年来，他始终绝缘于任何体制，无房、未婚，自谓“loser”，基本处在“挣多少，花多少”的状态，偶尔写小说，大部分时间拍纪录片，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教外国人学中文勉强维持生活。
徐星的第一部片子是2000年用DV拍的《崖畔上画下你眉眼》，说的是陕西深山里一个画民俗画的老太太，她的画册被当地政府骗去卖掉，从县里、省城、北京一路流向国外，卖出了天价，而在这个利益链的最前端，她自己所得不过几百块钱。
最著名的作品是《我的***编年史》。
这是一部自传式的纪录片，回忆了自己在“***”时期上中学时，给漂亮女同学写情书，却被手足无措的对方交给了自己信赖的班主任，结果徐星进了拘留所……若干年后的某个瞬间，这个青年时代的记忆引发了他的表达欲。
他扛着摄像机寻找当年的当事人，包括特意从美国飞回来配合采访的漂亮女同学，他们一起还原了这个故事。
作为另外一条线，他也寻访了“***”期间其他的著名事件和人物。
法国电视五台给了几万块钱算作投资，但这点钱还不够成本。
他不爱参加电影节，参赛费要几百美元，他交不起，也懒得折腾。
他与浙江农民的相遇，源自2010年拍《五加五》。
在北京郊外的画家村宋庄，他认识了画家贾和震，贾在“***”中曾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的十里丰农场劳改十年。
贾是“墙报犯”，工作之一是誊抄犯人登记表。
在废弃的表格背面，他随手画了一些犯人的头像，并在出狱后带了出来。
这些登记表记录了犯人们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简要犯罪事实、家庭情况和个人简历。
仅从贾保存的22张表格来看，犯罪事实五花八门：为首犯贡献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制造政治谣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刘少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地下团团长，等等。
二 类似因喊“毛主席万岁”时伸个懒腰而获罪的遭遇，徐星此前也听说过不少，但从未见过具体的当事人。
他根据有限的信息，在脑子里想象着这些人。
他们是谁？获罪背后有着怎样的情由？后来的命运如何？犯人登记表上自然没有答案。
他决定寻访这些“反革命”。
从杭州驱车两个小时，就到了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的梅城镇。
这个古城是原建德县（现建德市）城所在地，已有1700余年历史。
建德地区的地表被低山丘陵分割得支离破碎，从梅城驱车半个小时，坐落于丘陵之上的梓里村就在乡间公路的尽头。
这是徐星拍摄素材最多的村子。
沿着一个山包爬到半山腰，就到了胡峻录的家里。
1980年从十里丰农场回来后，他和坚守十年的妻子建了这幢二层砖房。
在这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他家的地势最高，因为“放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平反，村里人多少还有点冷眼看你，觉得你的牢是该坐的。
我干脆把房子建高一点，躲得远远的”。
在胡峻录的登记表上记录的“犯罪”事实是：与李春生臭味相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某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李春生已于几年前去世。
另一位组织者翁志渝和“集团成员”程德华都还在世，年逾古稀的他们帮徐星拼起了当年的情节：几个“五类分子”在修水库劳动时，因不堪歧视和看不到未来，提出了建立生活互助小组的想法，但被革委会知悉，因此获罪。
在北京时，徐星原本只打算拍摄主人公有关“***”的际遇，但农民的叙述连贯而有逻辑，内容与边界远超预想——家族、乡村生活、处身乱世的无力感、命运的偶然性——他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描述绵密而立体，细致到“你编都编不出来”。
徐星决定先全部记录下来。
毕竟，仅相隔半年，他第一次进村时的受访者中，就有一位进了医院，生命垂危。
据官方编写的《建德县***纪实》，建德县革委会于1967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
不过，农民们有自己的感受。
在他们看来，村子的变化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只是这个连续过程中的高潮部分。
在徐星的镜头里，农民的讲述总是少不了鸡鸣狗吠的背景声，与翠绿的竹林、白墙灰瓦的屋舍相互掩映，一派田园牧歌景象。
时光倒退60多年，村子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尽管早已被算作浙江人，但胡峻录一家人内部交流时仍用安庆话。
如果把他的儿子算上，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六代，“不然要被说忘了祖宗的”。
三 胡峻录的太公（祖父的祖父）是安徽安庆太湖县人，因家乡遭水灾，他用箩筐挑着孩子举家来到梓里。
逃难至此的胡太公改姓进入程家看牛。
道光年间，在“长毛反”（太平天国起义）中，程家遭到“长毛”的劫杀，全家40多口被杀或逃散。
程太公回到家中时，清理家庭财产凭据，将一张地契送给了胡太公，后者因此有了自己的地，改回了胡姓。
历经三世，胡家到胡峻录的爷爷这一代，开始有了起色——他考上了清末的秀才，官府给家里分了一些田，家里的情况逐渐好起来，在村里有了200亩田地、几百亩山地。
此外，胡的爷爷还依靠将木炭和茶叶贩运至杭州，亦农亦商攒下不菲财富。
胡家的房子是全村最考究的，前厅后堂，一个天井，两边有个厢房。
看牛、烧饭都雇有专人司职并由管家管理。
算上这些人，全家有20多口人过日子。
现已年过八旬的贫农谢金彪，解放前在胡家当过两年长工，那差不多是他记忆中此生最轻松的日子，“没什么活儿，每天都在玩”。
他的工作只是放放两头牛、帮胡大先生（胡峻录的父亲胡承绪）跑腿买点东西，每年的报酬是3000斤谷子。
胡家的子女对他并不见外，平日以“金彪哥”相称。
胡家的乐善好施，他直到现在仍记得：“有要饭的上门，胡大先生的弟媳装了一斗米，米下还埋了一块肉。
” 胡承绪自己受的是私塾教育，考虑到并非每位村民都请得起先生，在1937年抗战前夕，他决定变卖30多亩地创办梓里小学并亲任校长。
读不起书的孩子免费，老师的工资由胡家支付，学校吃的米也由胡家供应。
胡峻录的姐姐胡健敏还记得，学校有天井、走廊、四个很大的教室、四个办公室。
房子的后面都是菜地，房子前面是操场，体育设施齐全，有两个秋千、篮球架、跳远的沙坑。
作为校长，胡承绪的教育思想是，把学习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他在学校挑了一些学生，组织了一个越剧团。
才八岁的胡健敏，在团里演丫头。
越剧团去县里演出时，引起建德县县长徐亚夫的注意并得到了他的支持。
她的关于抗日题材的演讲，也在县里的演讲比赛中拿了名次。
一些传统陋习如赌博、不务正业、不好劳动，在青年人当中并不鲜见。
胡承绪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到浦江请了婺剧师傅，组织一个婺剧团。
一方面教大家唱戏，一方面教吹奏乐器，喇叭、唢呐、打锣、二胡、笛子、箫，都请相应的师傅来教。
希望他们过年过节有个娱乐，就不会去赌博了。
胡健敏仍记得父亲在酷暑中抄剧本，忙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她则在一旁帮忙扇扇子。
村里的另一位精英人物、翁志渝的父亲翁荣贵，尽管也从其父手中继承了九亩田地，却以经商为主。
他14岁在药铺学徒，一年后自己拿出家底在杭州开了间药铺，后辗转至重庆从事建筑业。
解放前，他正在杭州的百花营造公司工作。
1949年6月，杭州解放一个月。
翁荣贵从杭州回梓里，他穿着纺绸衫，带着钱袋子，里面装有五块大洋。
在杭州街头，翁遇到国民党最后一任建德县长孟关发，孟剔了光头、戴个草帽、晒得漆黑，他主动上前打招呼：“翁先生，你有没有钱？”翁把五块大洋都给了对方。
40多年后，孟作为爱国华侨回乡，受到政府张灯结彩的欢迎，他专门给翁家赠款2000美元作为酬谢。
但在当时，回到梓里的翁志渝将这个奇遇讲给了村民们，却为自己招来灾祸。
1954年，他“资助国民党高官逃往台湾”的事被挖了出来，因而获刑。
翁荣贵的哥哥翁荣林也没能躲过清算，他的罪状更严重：历史反革命。
国民党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农村搞农民集体入党。
某天，翁荣林在村里打麻将，适逢国民党“发展党员”。
“荣林，来参加党啊。
”对方招呼。
“哦。
”翁漫不经心地回答。
他的名字因此被报了上去，解放后，档案被公开，他成了国民党三都区区分部书记员。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翁荣贵的离开对这个家庭几乎是灭顶之灾。
他的哥哥翁荣林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肚子鼓得老大，腿上一摁一个坑。
全家决定回梓里老家，毕竟山区有野菜，不至于饿死。
像翁家一样，很多在城里的“五类分子”因为“反右”都回到梓里。
一些平原富庶地区的老百姓，因为饥饿也逃到了村里。
但故乡已不再是之前那个平静的村庄。
四 1951年，民兵队长谢金彪押着一干“黑五类”走在乡间路上，他的老东家胡承绪也在人群当中。
胡凑到谢的面前，小声问：“我会不会有事？”对方安慰他：“你做了那么多好事，没事的。
” 这一年的“土改”，夷平了梓里村原有的阶层。
几乎是一夜之间，至少在土地和财富上，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
农民被发动起来后，“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会讨论有产者有多少田地，再定标准并据此划分阶级成分。
此后，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再根据农村人口分配。
在定阶级成分的过程中，雇不雇长工、是否参与劳动，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胡承绪每一条都够得上最坏的标准，不由得暗自心惊。
不过，由于捐学、修桥等善举，农会将他定成了“开明地主”。
翁志渝的父亲翁荣贵虽然已是走出家乡定居杭州的商人，但因为奶奶在土改时有一些土地，回乡后成分随母亲定为地主。
程德华家里被评为富农，按照他的说法，这完全是矮子里拔高子，“土改时，我家总共也就4亩土地，10多亩山地，两间老房子”。
而村里有一户姓刘的，祖先做过大官，家里原来的宅子很大，地比胡峻录家还多，因为赌博家道败落，定成分时定成了贫下中农。
接着就是猛烈的批斗。
罪行严重的地主跪在地上，背后插上写好罪行的木板，接受贫下中农的公审，有的被枪毙。
对胡承绪的批斗一直没有发动起来，他仅仅是胸前挂个开明地主的小布条，在一旁站着。
家里的财产被充公后，不久，农业集体化推进，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相继来临。
在生产队里，作为前小学校长，胡承绪的力气不够，虽然尽了全力干农活，计工分时也只能算五分工，但他仍然感到满足，甚至有些感恩。
“你看，我就因为以前做了那么点好事，就没有被枪毙。
”他对儿子胡峻录说。
唯一的遗憾是，“早知会这样，不如早点变卖田地，免得拖累你们。
” 1964年左右，随着“四清”运动来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这种由家庭出身带来的“拖累”，开始变得具体。
胡峻录的小弟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严州中学，却因出身而无法被录取，抑郁之下生了胃病。
程德华小学毕业那年，中学不对地富子弟开放，只好回高级社放牛。
“***”开始那年，他与村里一个贫农的女儿相互有了好感，却因为自己的富农出身而被关了一天。
“五类分子”的粮票要溢价购买，普通人可以分一斤，他们只有八两。
作为教育贫下中农的工具，他们有事没事就被拿出来批斗一下，“杀鸡给猴看，我们就是鸡”。
程德华的心里很苦，“他们（父辈）地主富农是他们的事，而且田已经分掉了，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当成美国黑人一样看待？” “我们就像被压在大石头下面，看不到希望。
不管你做得再好，成分差的，就是差的。
”翁志渝说。
五 “苦人”的日子看起来远远没有到头。
被征用的民工不发钱，由水库发工分票，回到大队算工分。
翁志渝原来学过打炮工，算得上技术工种，工分可以高一点，但因为地富子弟的身份不让干，只能干体力活。
他并不缺力气，两个人抬几百斤的东西不在话下，可政治上的歧视让他受不了。
贫下中农每天可以搞“三忠于”向毛主席献忠心，地富子弟没有这个资格，只能对着毛主席像低头弯腰“三请罪”。
“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他沮丧地认识到。
“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早上，《东方红》在工地大喇叭里准时响起，就像开工的号角。
过了一会儿，开始播《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翁志渝老觉得这两首歌有什么不对劲，“刚说有大救星，又说没有救世主，到底有没有啊？”他文化不算高，回到梓里后，却仍沿袭了部分城里的生活习惯——订报纸，1.2元一份的《浙江日报》，抵得上他上山砍100多斤柴能卖的钱。
那时候全村只有大队部和医疗室有报纸，他家是唯一一家私人订阅者。
这也成了村里人看不惯的细节之一，“地富子弟还看报纸，是不是看老蒋什么时候反攻大陆啊！”底层的生活体验，加上对于阅读的坚持，让翁志渝对于这场革命有了自己的思考—— 1958年到1961年，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是抓得很死的，什么都没有。
家里连只鸡都不能养，连点菜都不能种，别说粮食。
收割粮食的那几天是有饭吃的。
但稻子一收上来，第一个任务是缴公粮，叫征购粮，这两项先要完成。
然后多下来的，按口粮分。
男人18岁以上的，是每年520斤毛粮，妇女只有480斤，夫妻1000斤毛粮。
把大头都交给了国家，自己只剩下这么一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
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1961年就开始放了，好一点了，当时可以开荒种地了。
自己到山上开荒，种几担苞米，种一点番薯，我们这里叫“北京粮”——都以为是中央的政策，后来刘、邓被打倒了，才知道中央对这个是批判的。
可没有刘少奇、没有“北京粮”，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但就算是这样，还是吃不饱。
我当时17岁，刚刚回梓里来，那时候还可以跟贫下中农子弟一起玩，经常一起做些荒唐事：谁家的水果好吃，去偷；哪里的苞米好吃，去煮了吃；哪家的老南瓜好吃，去摘了吃。
不是好吃，肚子饿啊。
到1964年赫鲁晓夫上台，中共搞“九评”批判，“九评”我也看了，赫鲁晓夫说，土豆加牛肉，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怎么会是修正主义呢？歪了才要修正啊。
修歪才不好，修正有什么不好？ 在工地上休息的间隙，翁志渝常常会将类似的思考，与同样被孤立的地富子弟分享，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大家在这个小圈子里互相发发牢骚。
聊到兴头上，程德华提出成立一个生活互助小组，“谁家有什么事，也好凑点钱相互帮衬一下”。
在得到大家的认同后，他进一步建议：“胡峻录最早结婚，比较老成，可以当组长，我写写画画比较灵光，可以当副组长，有个人情往来，也好记个账。
” 六 水库修完后，被抽调的民工又回到了村里。
此时，“***”进入了深水区，村里已经有了好几个派别，针对地富分子的又一轮清算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大地主胡峻录家。
他家原来的土地被挖下去好几尺，“查变天账”，但什么也没有挖到。
于是红卫兵把他爷爷奶奶坟头挖开，拉出尸骨，查看有无金银珠宝——当地有个说法，有钱人家在亲人死后要放一些金器在死者嘴里陪葬。
对于他们而言，批斗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翁志渝的父亲翁荣贵，有一次去公社办事，看见胡峻录缠了小脚的母亲正在挨斗，胡的弟弟胡峻德推着独轮车在台下等着。
翁好奇地问：“你在干什么？”胡峻德答：“等批斗完了，接我妈回家。
” 那时，胡峻德正在追求翁荣贵的女儿，翁本来有点不大同意。
此事过后，翁下定决心将女儿嫁进了胡家。
翁荣贵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对象，他在刚被斗完“滚下台去”以后，回到家往往还能吃两三碗饭，再挑着扁担从人群中走过。
“你问我害不害怕？说真话：无所谓。
反正是砧板上的肉，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来割，割了也正常。
”胡峻德说。
1968年6月的一个早上，翁志渝有点不大舒服，早上***点钟才起来，闲晃到胡峻录家，胡的母亲招呼他吃了一点麦饼和稀饭。
回来经过大队部，看见门口写着两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大队一个红卫兵和一个民兵连长叫他，翁进去后，被扣起来关了一夜，没有说明原因。
这一夜他什么都没想，“红卫兵扣人很随便，连对待贫下中农都是如此，何况我这样的地富分子”。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在离大队部四五十米外的梓里学校操场。
翁被押过去“坐喷气式”：人跪在地上，两个人在背后反剪双手。
下了台，翁志渝一伙人被五花大绑，送到河村公社的空房子里关了起来。
每人一个房间。
“几个公社干部问我，你们都有些什么反动言论和反动行为，”程德华回忆，“我说没有，没有就打，但我确实没什么好交代的啊。
” 他17岁的弟弟也被抓到民兵指挥部吊打。
弟弟把被子撕成布条，搓成绳子上吊，幸好被发现并救下。
不过，两兄弟的先后被抓，让老母亲心如刀割，最终担忧而死。
程德华的小学同学张迪新就没这么幸运，程介绍他跟翁志渝认识，他借了一笔钱给翁。
案发后，张迪新也因此被连累、吊打，最后自己用被单搓成绳子上吊死了。
关了一段时间后，几个人又被送进了新安江看守所。
直到1970年宣判的时候，胡峻录和程德华才知道，自己卷入了一个名为“启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反革命集团案。
在判决书中，这个集团有20 多名成员，其中骨干是胡峻录、翁志渝、李春生、程德华等5人，其余都是曾与他们接触较多的表兄弟或朋友。
他们之中有4人死于审讯。
七 很长一段时间后，程德华和胡峻录都没搞清楚“启蒙核心领导小组”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无从得知翁志渝的处境。
公检法被砸烂的情况下，当时办案都以“公安六条”定罪。
公社干部傅炳辉拿出“公安六条”念了一遍，内容大致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红卫兵，反对***，砸烂谁的狗头……”云云。
翁志渝心里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言论每一条都够格，心想：“这下自己的狗头要被砸烂了。
”他冲李春生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几个是光棍，尽量我们来挑，照顾那些有老婆孩子的。
” 进入新安江看守所后，在笼子里关了十多个月，才有人来提审翁志渝。
审判员和记录员坐在审判台上，一个腰挎手枪的军管会军人站在他身后。
这是翁志渝第一次见到专政机关—— “你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对外联系，名称有吧？” 我讲“没有”。
军人拿出手枪，用枪托“啪”地一下砸我的头。
开始不是很重，但不管轻重都是一个包。
一天，两天，三天，要么上午，要么晚上***点钟，我每天到这个时候就心惊肉跳了。
有时候上午躲过去了，就想，下午肯定逃不过去了。
其他什么都不问，就是问名称。
我讲：“没有名称啊。
”“没有”了就是一下，“没有”了就是一下。
我心想，这样打，不打死也要打成傻子，编也要编一个啊，不然蒙混不过关。
编什么好呢？复兴社？不对不对，那是绝对反动的。
反共救国军？不行，要枪毙的。
这个时候，他们又催了：“你到底想好没有？”我说，我想一下。
他们立马态度都变好了，说“你好好想”。
我讲：“启蒙。
”其实第一天在笼子里我就想好了。
因为这两个字比较中性，不是绝对反对共产党的，也不是绝对拥护国民党的。
我权衡了很久。
军管组的人不懂，问：“启蒙是什么意思？”我说：“小孩子，五六岁六七岁没念书，去学校受教育，叫启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 “那你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每天唱大救星，但国际歌又唱没有救世主。
” “那又怎么啦？”“启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个人崇拜。
” “咣当”一下，哎呀，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还疼。
“你这家伙真反动，枪毙你！” 我想，枪毙就枪毙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枪托又是一下，“回笼子里去反省”。
翁志渝当时违心承认，有一个背景：1970年，林彪开始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搞“一打三反”，提出“抓一批、杀一批”。
在看守所里，他曾亲眼见到一个叫鲍运华的死在了里面。
鲍是贫下中农，当过兵，转业回来在建德客运站工作，有个叔伯弟弟，在夜校教书的。
据说是搞了个反革命集团，叫劳动党。
“他们的案子刚审结，现在要结我们的案子，上面任务压下来了。
”翁回忆说。
问到了想要的内容后，审判来得出奇地快。
翁志渝、李春生15年，胡峻录、程德华10年，两人作为首犯，直接被送到了衢州十里丰农场。
因为适逢林彪提出“就地改造”——“放在农村里看得见、斗得到”，判决后，程德华得以回到大队跟老婆孩子一起生活。
他在生产队干活，但没有工分，仅给本人一点口粮。
这样做了一年多，林彪摔死的消息传来，说过的话自然也不再作数，程德华被送到了十里丰。
但没过多久，他发现，这里有很多比他还冤的人，连贫下中农都进来了，心里就平衡许多。
农场共有六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都有若干中队。
胡峻录在四大队的四中队，翁志渝在四大队的二中队，两个中队各有近200名反革命犯。
他去上虞城里卖小猪，卖完后在街上看了看大字报，看见一条标语，“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
他自己写了一条相同内容的标语，但把两个人名调换了一下。
他被判了死缓。
他所在的中队是“官僚队”，押着很多国民党官员，有三个国军中将，其中包括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陈兼夫，他在解放杭州时曾率部起义。
而在胡峻录所在的四中队，关着浙江美院国画系主任王流秋。
王的父母是泰国华侨，他因为受进步思想影响去延安参加革命。
“***”时，红卫兵批斗知识分子，他被吊起来打，吃不消，打算投奔泰国的亲戚，却在边境线被抓了回来。
他被反革命叛国投敌罪，15年。
劳改的生活虽然很费体力，但基本的伙食可以保障。
即便是监狱，也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每个犯人每月有七块钱的伙食标准。
那时去部队当兵，每月的津贴也不过九块钱。
十里丰所在的衢州龙游一带，是浙江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比毫无保障的当地农民略好。
胡峻录是油漆工，经常被队长当成礼物差遣去给他的亲戚朋友漆家具。
一般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来睡觉，虽然没工钱，但能混点吃的。
翁志渝在杂交水稻实验组，负责看守稻苗和放水。
两个工种都必须在农场外完成，他俩过得相对自由。
进去的第六个年头，传来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除了样板戏之外，农场开始放一些《十五贯》《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样的“毒草”电影，都是些沉冤得雪的民间故事。
报纸上也以宣传“学大庆”代替了“学大寨”，区别是，前者是邓小平提出的，后者是毛泽东提出的。
这些信号都被敏感的狱友作出解读：“我们要出去了。
” 翁志渝这一年升为大组长，某天，他开着拖拉机去总厂部运砖，路上看见一个女人挎着大包小包来探监。
他停下来问，找谁？对方回答，找四大队的王敬。
王敬是建德县革委会主任。
九 “小劳改，平反了没有？回去还是留场？”1979年，已过而立的翁志渝在农场外干活，当地一个读高中的小姑娘笑嘻嘻地问他。
“留场你嫁给我好不好？”“好！” 姑娘所在的当地生产队，日子过得很苦。
有时候翁志渝改善一下生活，在看水稻的小屋里做点肉吃，他们看见了眼红，“劳改又吃红烧肉了”。
女方舅舅来跟他提亲，但最终没谈成，姑娘要求翁给找个工作，不肯跟他回梓里生产队。
翁志渝在一年后，十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翁荣贵，60多岁的老人牙齿已掉光，看着像80岁。
即便是以地富身份在生产队，这位老人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个人才智，照顾好家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翁荣贵带着两个儿子搞起了副业，做油桶。
父子三人每晚能做十几个，可以卖二三十块钱，相当于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
后来翁荣贵利用关系，在村里率先做起苗木生意富了起来，村里有个年轻姑娘开始主动追求翁志渝，最终成了他现在的老婆。
当年的反革命集团案仍是一笔糊涂账，至今都不知道是谁告的密。
不过程德华一直对翁志渝心存怨气，他觉得，当年如果不是翁志渝交代的“启蒙”二字，案子顶多是个反革命案，不会有“集团”。
“可我们那时候已经被锁定了啊，锁定懂不懂？一定要你说一个的！”翁志渝争辩。
程德华的日子不太好过。
他的脾气很大，三年前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把家里的东西全砸了。
老婆受不了，带着孙女在外不归，留下残疾的儿子给他。
三个人在网上看到，江苏射阳有一个“***”冤案受害者得到政府赔偿，于是也写了材料逐级上访。
申诉状一度上交到了杭州市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但都没有结果。
最后，镇人大主任拍板说，赔偿无能为力，但可以将三人纳入低保，每月可以有一两百块钱。
翁志渝却不买账，要求按照射阳案例的标准，按照每天120元的标准赔偿，并当场跟对方吵了起来。
镇里承诺的低保也因此断了念想，孤苦伶仃的程德华气得直瞪眼，从此拒绝再与翁志渝见面。
过年的时候，翁让儿子提了两瓶当地产的“五加皮”黄酒上门，程德华虽然收下了酒，态度还是很强硬。
徐星想摆桌酒促成俩老头和好，也被程拒绝了。
徐星喜欢用“荒诞”而非“残酷”来描述他的感受， 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那种叫做“公平”的东西毫不关心。
知识分子和干部在纠错后可以平反，而农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忽略的对象，他们活得就像蚂蚁一样，他为此感到不平。
他在拍摄之前告诉受访者：“我没能力为你们平反，但至少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事。
” “历史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是由细节组成的，就像长城上的砖，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像一个时间侦探，他试图顺着线索，一点一点地抽丝剥茧，进入历史的细部。
对于他而言，自筹资金、风餐露宿地“为历史留档”，既因为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多少也因为某种感同身受式的悲悯。
“你说，片名叫《革命扬起的尘埃》怎么样？”在去梓里村的路上，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