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金融基础性改革
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不管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及近期公布的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均对金融改革列出了详细的任务清单，目标就是推进金融业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下载论文网 但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论述金融改革，则出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一、金融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2016年4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论述了加快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指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等几大关键环节的改革，发挥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这就要求金融改革既应着眼长远的体制机制创新，又要立足“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协调推进金融领域改革的深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直到最近，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
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角度论述金融改革，不仅拓展了金融改革的视阈，而且丰富了金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如果这一枢纽运行不畅，渠道阻滞，结构失衡，则不仅会导致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低下，还将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埋下经济金融风险隐患的种子。
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畅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传导机制。
二、企业降杠杆需要进入基础性改革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是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则呈现上涨快、水平高的特点，已经引起专家的重视。
（一）中国非金融部门的高杠杆值得警惕 国际上对于杠杆率的度量，主要是债务占GDP的比重。
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今年6月15日介绍，2015年底，居民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含融资平台折算债务）、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40%、21%、57%、131%。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到2015年第二季度底，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60%，这样的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和日本接近110%的水平。
即使在新兴市场国家，也明显较高。
对于中国的经济杠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3月20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时表示，中国整个经济的杠杆率偏高，总的借贷杠杆率跟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比例占GDP的比重过高。
周小川认为，中国高杠杆率的原因有三：首先，中国国民的储蓄率高；其次，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比较低；再次，虽然中国的发展速递比较快，但是总的民间财富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转化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经济增速下行，为了保增长就靠投资刺激，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投资，但效率又比较低，挤占了资源，效率进一步降低，再加大刺激，我把它称为‘新二元经济陷阱’。
如不走出这个陷阱，杠杆率会越来越高，投资回报率会越来越低。
我不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周期性的，应该是趋势性的，所以必须采取必要的改革行动。
” （二）企业降杠杆亟待金融基础性改革 企业去杠杆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就是债务违约（或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减记债务），这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导致总产出下降速度大于债务下降速度，反而扩大杠杆的风险。
1998年的印尼和2010年的希腊就是教训。
中策是通过稳增长逐步去杠杆，即在去负债的同时，通过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增长，平稳缓释去杠杆风险和对经济的冲击。
金融危机后，美国和英国通过量化宽松稳定金融市场，并辅以结构性改革，较好地协调了化解债务的风险与经济增长。
上策则是以提高生产效率为方向的改革方案，着眼于杠杆率的分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真正促进产出的有效增长，从根本上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
但这三策单独执行，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也很难行得通，需要综合考虑。
一方面，有必要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缓释风险。
另一方面，需要适时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释放增长潜力和动力。
1.企业债务重组从金融内部杠杆的解构开始 从历史上来看，每次债务周期的调整都有非常明显的逻辑次序，即债务周期调整过程都是从金融部门内部杠杆的解构开始。
如信用紧缩、监管环境的加强。
它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一个压力环境，这个压力环境引致资产收缩和债务通缩。
如果高杠杆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杠杆的国有企业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融资，非常便利地借到大量的钱，资产市场还在高位，土地市场“地王”频出，那么企业部门怎么可能主动进行债务重组，进而降低杠杆呢？ 2.企业去杠杆从根本上讲要靠改革 财新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分析了杠杆率的结构后，认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主要分布在国企。
而国企由于是政府财政刺激的载体，在地方政府稳增长诉求的推动下，扩张债务，导致杠杆率上升，但投资回报率又在下降，借新还旧的需求在增加。
这样一来，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和杠杆率的攀升，成了一个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
某种程度上，国企具有政府的隐性背书，因此商业银行在放贷时偏好国有企业。
虽然煤炭、钢铁等企业产能过剩，但金融机构还是不断向其发放贷款。
而大量资产优良、增长前景较好的民营企业则在融资中遭遇各种“融资难、融资贵”。
所以，企业去杠杆，既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需要金融基础性改革。
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改革等实现按照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让资金流入收益率最高的实体经济企业，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这样不仅能够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也能倒逼落后企业加强自身改革，提升发展效率；更能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经济整体质量。
三、何为金融基础性改革 金融的核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现在由于一些体制机制上的原因，资金很难到达实体经济，而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便是金融基础性改革。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金融改革主要涵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以及金融协调监管等内容。
没有利率市场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无解之谜，资金仍然很难到达实体经济；没有汇率市场化，资金传导机制就难以形成；没有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同样受限；没有进入监管的改革，就没法建立起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体制。
自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提出金融协调监管的建议后，市场已对金融综合监管形成两种主要框架建议。
一种是由央行承担统筹协调的职责，并将系统性重要机构纳入监管框架。
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上述方案将使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冲突，应成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但目前尚未有定论，而据媒体报道，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推迟至9月以后。
《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称，深化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将为金融机构助力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提供政策支持和必要的体制机制。
评论文章举例称，对于银行机构为支持和配合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导致的不良资产“双升”，监管部门可以给予相应降低税负、降低拨备覆盖率、增加补充资本渠道等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