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中的江西地域文化因素
摘 要：江西地域文化影响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内容，特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化积淀、地域文学自身的基因传承都影响了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江西地域文化突出地表现为：慎思的山水文化、富有人情味的民俗文化与刚劲的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7）05—0113—05。
江西地域文化泛指在江西范围内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包括江西地理、民风民俗、道德传统、语言文字等等。“现代文学”通常指1919年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本文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产生于这一时间段的江西或者与江西有关的文学作品。除本土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甚至与江西地区关联紧密的西方作家的创作；除白话作品外，还包括这一时期的文言文作品。在作品研究上，主要选择以赣地为背景，能反映江西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
金克木曾提出要“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我们可把此处的“地理”统称为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深刻地影响文学，它不仅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内容，使文学创作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学的风格、特点，而且形成该地区的特定流派。江西地域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特定的地理環境培养了一批作家。
江西自古钟灵毓秀。“江西是个多山的地区，大山长谷，幽清深邃。江西文风既有山的凝重，又有水的灵秀，这无疑是地域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灵秀的山水风光，与依托于山水形成的文化形态，感召着现代作家在此憩息、思考，从中获得灵感与源泉。以庐山为例，许多外省甚至外籍作家与这座人文圣山有极深的渊源，康有为、胡适、徐志摩、赛金花、林语堂、茅盾、孙福熙等都曾在此居住，从事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1927年7月，茅盾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无奈被困庐山，在牯岭养病。茅盾的文艺论文《从牯岭到东京》记录了病困庐山期间，“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作响”。此种环境下，茅盾陷入对大革命的思考。他回顾一路见闻，并开始构思《蚀》三部曲的创作。可以说，牯岭是茅盾开启文学思考的起点，小说《幻灭》及《牯岭之秋》都以庐山为故事的重要发生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感悟。30年代中期，林语堂曾两上庐山，第一次因提倡闲适小品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心情郁闷，来此避祸；第二次避暑庐山，绿树清泉，宁静致远，他用一个夏天完成了文化名著《吾土吾民》，是庐山给了他创作灵感。“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江西的山水为许多现代作家带来了灵感，为他们走向世界做了准备。
庐山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一些外藉作家。庐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方人的避暑胜地。美国作家赛珍珠常年居住庐山，对庐山、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回忆庐山：“山谷绚丽多彩，碧绿的湖水在阳光下煜煜闪烁，而在月光中则显得神秘迷人，那里成了青蛙的天堂……”；描绘九江农村乡间耕作“种稻的全过程充满了美的情趣”，“农人一家老小卷起蓝布裤腿，趟入水田。秧苗插下去，间距均匀，横竖成行。”这些生活经验为赛金花创作《大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借鉴。
（二）特定的自然风貌孕育了特定的作品。
对知识分子来说，自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士人人格境界的价值本原”，是“寄情之所”，并具有“规范君主的超现实力量”。陶渊明、谢灵运、李白、苏轼都曾留恋庐山的风光。再往前推，东晋慧远和尚在庐山组织“莲社十八高士”，为后世留下许多美好的传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活动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庐陵山水以自身的独特地理风貌，及构建在山水之上形成的人文力量，形成强大向心力。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向往而不可得的条件，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在江西的作家诗人而言，是不需要做额外的努力的。江西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创作内容，赣地山水、民俗风情，赣地语言、历史风物等渗透在作家的作品中。
根据祖籍划分，张恨水未被纳入2005年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但他出生并成长于江西，在江西完成文学启蒙。十三岁随家来到新淦县三湖镇，“这里有大河激浪，橘树常绿，心想如此诗境多么好，就从这里学起诗来吧。”美丽的湖镇风光与民间教育激发了张恨水的文学兴趣，学诗作文，“仿做武侠小说”。《北雁南飞》以江西三湖镇为背景，描写少年的成长情思，带有自传性质。在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之称的熊式一，主要创作地在英国，以家乡南昌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天桥》。类似情况的还有九江籍作家蒋彝。他们游历海外，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记录，但他们的作品常以赣地为背景，或记录童年琐忆，或展现民俗风情，或体现时代变迁，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这些作家放眼世界，追求人生价值，而江西是他们追求的起点，是他们创作的根。
（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江西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范式。
地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为江西地域文学自身的基因传承。此处主要指江西籍作家从古至今在文学创作上的薪火相传。“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决定了江西文人的内在气质和审美取向”。江西文人恪守儒学正统观念，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江西古、近代文学显示出这样两个特征：一是正统性——“文学观念上显示出强烈的正统性”，二是开拓性——“创作上特别富于开拓与进取精神”。这两个特征延续至现代，使江西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成就都非常大。
首先，现代江西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对传统的坚守。江西旧式文人如汪辟疆、王易、胡先骕、陈三立依然坚持旧式风体写作。1919年以后，白话文学在与文言文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有许多从旧文化传统过来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不但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坚持用文言写作，而且还用巨大的精力，写成兼文学、历史、考证于一体的《柳如是别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今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江西籍作家又有着传统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将文学活动纳入到整个时代解放的轨道，在文学转型期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保持同步。众多江西籍现代作家继承江西古代文学精神，白采、罗黑芷、朱企霞、饶孟侃、邹韬奋、熊佛西的创作，态度严肃富于社会责任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题材上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这些都体现着江西文学传统的衣钵相承。
胡先骕先生，是“学衡”派三大主将之一，他既是江西人，又长期在江西工作，写的许多旧体诗，描写祖国山水风光，单是以江西地区为背景的就有上百首。1960年由钱钟书先生编定《忏庵诗稿》，钱先生在诗稿的跋语里称赞胡先骕的诗：“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过去讲现代文学主要讲白话文学，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记录，研究者可通过文学发现文化。沈从文的作品记录着湘西文化，张爱玲的作品记录着海派文化，东北作家群记录黑土地文化……。研究者可从现代文学作品中探寻江西山水文化、农耕文化、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的存在与演变，通过文学资料来描摹和丰富近现代江西形象。
记录和传播江西山水文化，表达作家的审慎思索，是赣地背景下现代文学创作的显要内容。直至近现代，描绘江西自然风光、依托山水传达作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依然强势。现代山水文学作品主要汇聚在庐山，如胡适的《庐山游记》、徐志摩的《庐山小诗两首》《庐山石工歌》、孙福熙的《庐山》，以及在白话文时代依然坚持文言写作的江西籍古典文人陈三立、胡先骕关于庐陵山水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描写自然美景，追求理想人格，表达作家关于出世与入世的思考，充分地反映了江西的山水文化。
陈三立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旧体诗人。汪辟疆编《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他和郑孝胥并称为诗坛双璧，吴闿生编《晚清四十家诗抄》，选了他的诗九首。“民国二十一年，隐居庐山，赣主席熊式晖组织艺风社，推为理事。”陈三立晚年寓居庐山，留下数量丰富的山水文学作品，如《王家坡双瀑》《牯岭落日》《登五老峰绝顶》等诗篇，甚至在1933年发起“万松林聚社”诗会并亲自作序。他的文学活动中，有古典文人啸聚山林的姿态，寄情山水的避世，也有乱世中伤时忧国的情思，体现了典型的山水文化。如果说，陈三立的创作活动更多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继承，胡适则相反。胡适对庐山的文学记录，时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新文化的理解。“首先表现了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而审美则是第二位的。”。
《庐山游记》既有对鲜活山水的热爱，又有寄托于山水文物的文化批判，表达了作家的现代性思考。这一篇游记，实际是对庐山文化的一个梳理，可以看作一篇庐山文化史。游记中谈到，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胡适总结了庐山在中国历史及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庐山新旧文化趋势，丰富了江西山水文化。
庐山的静谧促使作家们在历尽喧嚣和繁华后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寄情山水，叩问生命本原，修炼人格境界，追求安国定邦的真理，“中国的山水文化，是一部刻于山、溶于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心灵史”。现代作家们继承并丰富着江西的山水文化，他们探幽径、访古迹，或批判，或沉醉，深深浸淫在江西山水文化当中，同时作家们的精神品性与文学创作又构成了江西山水文化的一部分。
（二）充满人情味的民俗文化。
文学讲到底是“人学”。民俗文化最能体现鲜明的地域特征，也是最贴近民间生活，最富有人情味的文化。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很少提到反映江西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即使偶有提到，影响力也有限。然而如果扩大研究视野，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搜集力度，会发现反映江西民俗文化的作品也蔚为可观。有趣的是，江西本省作家及地域文学史中，以赣地为背景，反映江西民俗、风物人情的创作十分有限，反而集中在旅居海外的作家当中，以熊式一的长篇小说《天桥》及部分散文、蒋彝的散文集《儿时琐忆》为代表。《天桥》一书英文版1943年在伦敦出版以后，重印了十余次，以多国文字在海外畅销，为我们江西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熊式一和林语堂并称海外的双语作家。
《天桥》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以南昌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对江西乡土文化是一个多方位的展示。同乡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读此书引起共鸣，题诗曰：“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陈寅恪将林语堂、熊式一并举，同时表达出对共同故乡的深爱。故事记录了南昌子弟李大同的成长轨迹，展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书中详细描述了当地农业生产、节日、娶妻、生子、吊丧等民风民俗；涉及大量真实地名与景观，有些现在已消失在城市的变迁中；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南昌俗语。《天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老南昌人写的书，极具“赣味”。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有着世界声誉的江西人写的作品，在江西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现在知道的人仍然不多，系统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蒋彝的《儿时琐忆》更是对九江风俗记录的百科全書。这些作品都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点，是江西民俗文化在文学中的例证。
此外，张恨水的早期小说《北雁南飞》及回忆散文也有对江西风土的记录。张恨水将江西看成自己的故乡，这些作品多带有自传性质，有故土难离的深情，流露出淡淡的乡愁。《北雁南飞》开篇第一句——“临江府，清江县，三岁个伢子卖包面”，以南昌城里的旧歌谣展开了对江西清江、新淦小城的风俗画描写，亲切有味。这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晚清江西小镇的社会情景以及学堂生活实录，是珍贵的江西风俗资料。张恨水另有回忆景德镇民俗的散文《旧年怀旧》《看灯有味忆儿时》，对江西的过年习俗、灯会有细致描述；散文集《湖山怀旧录》中对江西山水有细致的描绘。1939年春天日寇进攻南昌，他在新民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老爷庙》《伟大的南昌》《忆香妃墓》《江西人与许真君》等系列介绍南昌地理名胜、人文古迹的文章。张恨水是民俗大家，他对南昌的记录也是贴近江西民间生活的，生动、活泼，充满人情趣味。江西人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感受本土民俗文化。
（三）反映革命历史的红色文化。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红色文化也是现代江西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山水、民俗等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不同，并不是古而有之，而是指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创造、崛起的一种新文化，在当代江西地域文化中表现突出、风格鲜明。
现代文学作品大量记录红色文化，反映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斗争历程，思想进步，风格激昂，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郭沫若散文《南昌之一夜》《涂家埠》，茅盾的小说《牯岭之秋》《幻灭》，作品背景都放置在江西，或记录“八一”南昌起义，或以大革命为背景，记录北伐途中的种种景象。反映井冈山斗争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文学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真实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展现“十万工农下吉安”恢弘的革命气势。作品基调乐观、积极、豪放，充满英雄主义精神。
中共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开展了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热潮，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和戏剧。作品反映苏区人民的斗争与生活，表达革命的信念和热情。风格独特的江西苏区文学，既是对红色文化的详细记录，也是赣南风土民情的再现。
区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与发展，文学作品记录地域文化，同时也丰富着地域文化。不过除却山水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较大之外，江西地域文化总体影响力较小。江西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较之荆楚、巴蜀、海派、京派文化并不强势。本文前面提到江西近现代并不缺少文化大家，江西其实是有可以载入经典的作品。我们应该认真规划，分类整理这些作品。对江西历史上一些名人的作品（不仅仅是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收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作品解读、人物介绍，编写有江西特色的文化读本、诗词选本等，让年轻人深入了解，以增强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宣扬与提升赣文化，除了加大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搜集力度，更要鼓励和推动当代作家特别是赣籍作家创作出有江西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文学是传播和记录文化的重要媒介，江西本土作家不仅要繁荣江西文学创作，更要具备文学自学和文化自觉，创作出具有江西地域风格、江西气派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黄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