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
摘 要：《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专门为小说写史的专著，改变了中国古代小说无史的局面。这部专著不仅传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校勘学、目录学等研究方法，还吸纳了一些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了中国古代轻视小说的思想。总体来说，《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非常丰富多彩，贯通古今、跨越中西。
作者简介：李晓璇（1994—），女，汉族，开封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02。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所写的一部论述中国小说的著作。鲁迅作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身份都很受人们重视，但鲁迅作为研究者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中国小说史略》就是鲁迅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完整地探讨了古代小说的起源和演变，还客观地评价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小说的作家作品，分析了不同小说的联系和区别，著作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郭豫适曾评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体系。”蔡元培在鲁迅逝世后所献的挽联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地位和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纵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作品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鲁迅生活在中国近现代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碰撞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很多人心中仍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古典思想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观念，而《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正体现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结果。
一、小说的辑录编校工作和考证、辨伪的态度。
在研究小说之前，鲁迅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小说的收集与整理，因为小说自古以来都不受人们的重视，散失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鲁迅在写之前整理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古小说钩陈》《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就是鲁迅广泛阅读古籍从中辑录编校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所用的小说史料基本上就是这三部书，据学者统计“《中国小说史略》全书有12万6千字，直接引用小说原文有118处，5万余字，占全书近百分之四十”[2]，而从第三篇到第七篇是汉代到魏晋时期的小说，作品源于《古小说钩陈》；从第八篇到第十一篇是有关唐宋传奇的，也都可以从《唐宋传奇集》中找到；从第十二篇到第二十八篇是研究宋代到清代的小说，出自《小说旧闻钞》。这些都是鲁迅阅读上百本古籍从中辑录编校而成的，并且鲁迅受条件限制辑录这些小说仅凭手抄，可以想象鲁迅辑录工作的艰辛困难。
鲁迅对待史料始终保持着一种考证、辨伪的态度，不会因为史料的权威性就一定认为是可靠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很容易找到，在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中，鲁迅认为现存的汉人小说没有一个出自汉代人之手，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是仿照《山海经》写的，而《山海经》盛行在晋代，所以《神异经》应该是晋代以后写的，还有也是托名东方朔的《十洲记》，鲁迅认为东方朔虽然以滑稽著名，但根据《汉书·朔传》记载推断不会这样，“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3]；《西京杂记》的作者旧题刘歆，但《唐志》说是葛洪撰写，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篇》也说“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后人都认为是吴均所作，然而吴均应该是指这句话而不是《西京杂记》，梁武帝时让殷芸撰写《小说》时已经有《西京杂记》，所以葛洪才应该是最接近的作者。
还有一些甚至是前人不曾怀疑的作品，鲁迅对此也有疑问。如记载赵飞燕姐妹故事的《飞燕外传》题汉代河东都尉伶玄子撰写，司马光曾经取“祸水灭火”入《资治通鉴》，后人都认为记载是正确的，而鲁迅认为这应该是唐宋时期的作品；在第十四篇《元明以来之讲史（上）》里提到《大唐三藏法師取经记》旧本在日本，还有一个小本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们的内容差不多，卷尾一行写的“中瓦子张家印”，因为张家印是宋朝临安书铺，世人都认为是宋朝人所写，而元朝时也有张家，所以鲁迅怀疑此书可能是元朝人写。这虽然是一句怀疑的话，也是鲁迅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考究精神。
鲁迅运用了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学科，鲁迅在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梳理了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的著作，探讨了从古至今对小说观念的流变就用到了目录学的知识。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认为小说是“道听途说、稗官野史”的小道，并且是“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与史部密不可分；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把小说归为子部，小说地位有所提高；到了宋代，《新唐书艺文志》将许多志怪作品列为小说，小说的虚构性得到承认；明朝时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把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小说的概念变得比较宽泛冗杂；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丛谈、辩订、箴规三类都隶属杂家，小说的范围概念更加清晰整洁了。通过对目录学著作的梳理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小说目录的发展脉络。
三、对小说作品进行比较。
1、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
鲁迅在书中多次谈到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联系，比如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吴均《续齐谐记》里“阳羡鹅笼”的故事，“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这是印度佛经中的故事流传到了中国，文人觉得比较奇诡，也编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使它本土化了；再比如讲到唐传奇时，《游仙窟》虽然在中国失传却流传到了日本，近代又辗转传抄回国。鲁迅同样也注意到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在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中，《大唐三藏取经法师记》的旧本在日本，叫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提到日本藏明刻本的《封神演义》是许仲琳编写……。
2、不同类型小说的比较。
除了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鲁迅也很注重本国小说之间不同类型的比较。在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解释谴责小说产生原因也和当时社会有关，“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可以看出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产生的原因都是对现实情况的不满，都是针对现实、批判不良风气，指摘时弊的，但它们也有很大不同，讽刺小说“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由此可见，谴责小说语词太锋芒毕露，没有讽刺小说婉转诙谐，所以谴责小说的艺术成就不如讽刺小说。
3、不同时期小说的比较。
同时鲁迅也注意到不同时期小说的比较，由此也能看出小说的发展演变规律。在讲到关于唐人作品与宋人作品时，鲁迅说到唐传奇和宋传奇的区别，宋传奇和唐传奇是不相同的，传奇小说在唐朝灭亡时就已经断绝了。“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这是因为唐朝时讲话自由，而宋朝时理学兴起，统治者加强对思想的禁锢，所以文人便回避去讲古事。
四、和其他学科相联系，用跨学科、社会学的方法。
在研究小说时鲁迅并没有孤立地只谈文学，而是把文学和艺术、宗教等都联系起来去分析，因为文学的发展和艺术、宗教、哲学等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论及小说的发生起源时谈到“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神话是宗教萌芽的产物，也和美术有关，神话也是小说的萌芽时期……文学在早期是和历史、哲学混在一起的，所以要研究文学也不能单纯的只研究文学，把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研究，能看出人类文化知识体系的普遍性和文学的独特性。
鲁迅在分析文学产生、发展的原因时，经常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原因，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也类似于西方丹纳“种族、时代、环境”的方法。在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指出志怪小说的产生原因“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固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本来就有巫术、神仙之说，而佛教的传入对志怪小说又起了助推的作用；再比如鲁迅在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指出神魔小说产生的原因是明朝时道教盛行，“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
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鲁迅敢于打破中国古代传统的鄙视小说的观念。首先他敢于给小说写史，小说从古代产生时就是被斥为小道，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很少去关注“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的小说，直到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才被提到文学的最上层，但传统的观念可以说仍有残留，在鲁迅之前可以说没有哪部著作是专为小说而写，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所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可以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了开创性的突破，他勇敢挑起小说理论研究的大旗，梳理了中国历代小说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小说无史的局面，这是鲁迅最大的突破。
鲁迅还敢于对小说提出不同的评价，比如《金瓶梅》，他非常注重《金瓶梅》描写现实的一面“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作者能把这部书描写世情的真伪写得如此之好，是洞察社会的结果，这也让人们对《金瓶梅》有了客观公正的认识。
鲁迅还注意到了小说的审美特征，在论及唐传奇时和六朝志怪小说，“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指出六朝小说是简单叙述故事，没有文学自身的美学特征，唐传奇不仅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注重文辞，重视文学应该有的审美特征，所以“始有意为小说”。
总的来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吸收了西方新兴的研究方法。虽然这本书受时代和环境条件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小说专著，鲁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例，值得我们去学习。
注释：
[1]据《鲁迅先生纪念集》所錄挽联辞。
[2]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3]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以下引用《中国小说史略》原文的均出自此书。
参考文献：
[1]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燕丽：《〈中国小说史略〉的生成与流变》，《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
[3]王桂兰：《论鲁迅运用目录学方法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