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上访:信访第三十四条
40年前,即1970年,笔者也曾经“上访”过一次,去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省城济南。
那年,我的确感到生活的无奈,几乎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没办法,我就去省城上访了。
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设有上访人员接待站,中央一级还有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接待站。
省接待站的接待人员,问明了我的身份之后,便让我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某部门去反映。
该部门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办事员,人挺和蔼的,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并摘要做了记录。
谈完之后,居然还跟我聊了些题外的话,最后,客气地把我送出院门。
当然,那次的上访没有结果,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但在整个上访过程中,我并未受到什么阻扰或粗暴的对待,我的心情始终是比较愉快的。
说实话,我当时也没指望能解决问题,但有些问题还是有必要说明,并让有关的上级部门了解的。
那个年月,上访人员实在太多了,且不说那些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仅“文革”初期被遣返回乡的城市居民,就何止千千万万。
当然,这些受迫害的人,并不是人人都会去上访,然而,尽管上是少数,但各大中城市上访人员的数量也很可观,足以让各个接待站忙活的了。
那些年,我常出差去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一些进京上访的人,并了解到他们上访的一些情况。
那个年月,尽管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但在一般情况下,北京对上访人员,尤其是当年被撵出北京城的北京居民,相对要宽容一些。
我曾去看过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那里经常聚满了上访人员。
这些上访者用那个年代的说法,成分相当复杂,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
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位衣着和气度都很不一般的中年女性,也到那儿上访。
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位将军夫人。
接待站内外尽管人头攒动,但却秩序井然,从未曾发生什么“群体性事件”,也从未见有手持“家伙”的人员出现。
即使在重大的节日期间,顶多也就是将这些上访者“收容”起来,然后送上火车,令他们返回原地。
可这些人没几个听话的,往往还不等“返回原地”,半路就下车了,再爬上一列迎面开来的火车,重又折回北京。
这些人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他们自己也自称为)“上访油子”,什么也不在乎,也没人能把他们怎么的。
他们整天游走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户口,也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亲戚朋友多的,也许可以打打“游击”,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可时间长了总不是个事儿,何况街道上还监视得那么严呢!更多的上访者,常常是白天四处转悠,晚上就到接待站的门道、医院的走廊等等地方凑合一夜。
一日三餐呢,则到各个饭馆去“捡饭”吃――是“捡饭”而不是“讨饭”――客人走后,“捡”人家吃剩的饭菜。
这些上访人员经常三五一群地凑在一起交流“经验”,相互关照相互帮助,渐渐地由陌生到熟悉,有些人后来都成为不错的朋友。
东单公园就是当时北京上访人员的一个主要集散地,他们白天经常在那儿碰头、交谈,互通“情报”。
最后达成的“共识”往往是,就这么“泡”着,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这儿,反正是绝不再回遣返地了。
不过,这么一年到头地待在京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也不是办法呀!于是,有些上访人员就开始设法就地谋生,或倒腾个小买卖,或托人找个人家当保姆,或想些其他的辙。
总之,既要上访,还得生存。
人被逼到这个份儿上,其生存能力往往不可小觑,有的经营得不错,日子过得还挺舒坦,反倒把上访的事给撂到一边儿去了。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质问,照你这么一说,“文革”不是挺好的嘛!对不起,笔者对“文革”从来就是深恶痛绝,永远也不会去肯定它。
上述当年的种种上访,能取得效果――即按那时的话说,能够得到“落实政策”的,为数极少。
绝大部分最终都是无功而返,直到“文革”之后,拨乱反正了,“政策”才逐渐得以落实。
笔者这里想说的仅仅是,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大动乱时期,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并没有额外给各大中城市添乱,更没有给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带来什么不稳定。
上级部门虽说不曾解决多少问题,但毕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反映和申诉的渠道。
就拿我那次唯一的上访经历来说吧,一路顺畅,接待员还耐心听完了我的陈述,这不挺好的吗?多少也缓解了我内心的一些焦虑吧?那可是在“全面专政”的岁月,动辄得咎,然而,谁也没听说有哪个上访者,在上访的过程中被拦截、被殴打、被拘押、被强奸、被精神病,甚至被自杀。
如此说来,我们今天的某些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好好想想,认真检点一下自己是如何对待“上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