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饺子铺 [田家炮铺]
田家是外来人，说外也不外，是镇西田埠口人。
田埠口距镇子8里路，也靠颍河。
很早的时候，田家先人多是在家制炮，春节时，才来镇上摆炮摊儿。
论说田家本不该搬镇上住的，只是有一年春节来镇上卖炮时，被一个泼皮使了坏，将一个烟头撂到了炮桌子上，十几箱炮仗，一下被点响了，几乎是白干了一年。
田家人就觉得是镇上人欺生，一心要变成镇上人，于是一硬气，就卖了田地，来镇上落户了。
田家在镇东街头的河边住，可能是因制炮是个险活，田家的宅院与邻居有意隔开一段距离。
他有个儿子叫田晓生，与我同岁，上学也一班。
田家也不薄气，每到春节，总要给我们这些娃娃一挂小炮和两盒摔炮。
人工卷的小炮比后来机器卷的粗不少，捻子也长，可能是担心娃娃放炮危险，故意弄的。
而我们怕费时，点放时总要将捻子掐断。
摔炮是用碎石子加炮药制的，里面硫磺用得多，目的是为易燃易爆。
制这种摔炮很麻烦，将破书纸切开，一个一个地卷，卷成了，再十个包一包儿，有火柴盒般大，这种炮危险性更大。
有一年，镇北雷大楼村有一户制摔炮，朝车上装炮时不小心漏下一个，一下引爆，三间房子顿时飞上了天，四口人炸死了三个。
田家很注意这一点，卷炮时多在外面。
因为靠河，就在河堤的坡下，而且一次不生产多，定量，制好了，让小贩贩走。
这样就减少了不少危险。
有时候，我们为能得到摔炮儿，就用旧书本和作业本，去田家换，这种交易多由田晓生来完成。
所以田晓生上学时书包里总要装几包摔炮，换了书本什么的，回家交给他的父亲田连杰。
在我的印象里田连杰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平常用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中。
在制炮规模上，田家压根不能和雷家比，雷家炮铺靠制炮置地买房，成了镇上富户。
雷家的宅院里，几乎全是制炮工厂，储备雄厚，每到年关仓库里的炮仗全变成了钱。
而田家只是小作坊，每年制炮的数量几乎不变，不见扩大也不见减少，用田连杰的话说就是够吃就行。
春夏秋三季，田连杰也下乡扫硝，后来有了硝酸氨纳，他就极少下乡，也不支锅熬硝了，只在一个干锅里炒药。
我原来不知道配炸药还要炒一炒，有一次去田家找田晓生，见田连杰正在厨房里炒什么，晓生才告诉我他爹在炒炮药，全家人都不许近前的。
他还告诉我炒炮药是为了让炮药变干燥，只有干燥了才易爆。
并说炒药不会爆炸但易燃，掌握火候很重要，要不“轰”地一下，一锅药只剩下一点儿白灰。
为防火灾，他家的灶房上面不用麦草，全是用砖砌成的半月形屋顶。
论说，土改过后，雷家炮铺也不制炮了，田连杰足可以扩大生产，发一笔财。
可不知为什么，他仍是小打小闹，一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看出了商机，才开始大制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炮仗的消耗量就大增，上街游行，炮声连连；成立战斗队，鞭炮齐鸣；最高指示来了，从早到晚炮声不断。
那几年不但炮仗消耗量大，红布、纸张、墨、铝的消耗量全都令人吃惊。
据说有一次镇供销社进十匹红绫，一夜间被抢光，全制成了红旗，袖章，大横幅。
生产一扩大，人员就要增加。
新社会不能雇工，只好用自己人，当时我们刚上完初三，学校不让毕业，要坚守学校闹革命，田晓生就借机回家帮父亲制炮仗了。
田晓生毕竟上过学，很注意革命形势。
他看人们为迎接最高指示不惜血本，便对父亲说，制一般炮仗忙活人，又不能挣大钱，压根赶不上革命形势之需要。
再说，有别人家炮仗顶着，你无论如何也卖不出高价钱。
要想赚大钱必须出奇招儿。
他说他有个大胆的想法，足能挣大钱。
他爹说会有人买吗？田晓生笑道：“这你就不懂了，炮越响越证明对毛主席的忠心，现在人人比着献忠心，咱们不正好顺应了革命形势。
他父亲一听觉得有道理。
于是父子俩研究了一番，很快就制出了一批碗口粗细、一尺见高的巨炮。
正巧那一天有红色电波从北京传来，有一家造反派买炮，一看到巨炮高兴万分，一下全买走了。
他们将几十个大炮排放在镇十字街，挨个点放，炮声震耳欲聋，轰动了全镇。
与他们相比，别的造反派的炮声就变得如炒焦豆般渺小。
当时镇里有许多机关，各机关都有造反组织，这些人自然不甘落后，纷纷去田家炮铺订巨炮。
田连杰父子趁机抬价，买的人只讲效果不讲价钱，反正是公家报销，有发票就行。
再说，炮声代表忠心，哪个敢落后！更有甚者，还有几家暗地里出了更高的价钱，要求制出比这更大更粗的巨炮。
新的巨炮一出现，各家就相互攀比，于是炮仗越来越粗，越来越大。
最后竟如水桶般粗细，三尺见高，放炮之后，能将临街的房子震得掉坷垃。
后来为了安全，公社造反总部专门在镇北关设了炮场，才没出现房倒屋塌的惨状。
只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田家父子只顾挣钱，忽略了安全防范。
有一天，炒炮药时一粒火星蹿进锅内，一锅药轰然开花，引燃了屋内刚装满药的几个巨炮，只听一声巨响，田家的小院顿时飞上了天，田家父子也全都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