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走”的文化原型与日本阐释
摘 要：20世纪80年代藤井省三提出“罪与走”的概念，用以解释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变化。这一观点继承了早期日本鲁迅研究中“罪”的主题这一学术传统。藤井省三通过考察“流浪的犹太人”这一宗教叙事提出了“罪与走”的文化原型，并基于鲁迅作品与《圣经》主题的比较，分析了“罪与走”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其中“罪”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觉醒’为‘罪’”之“罪”，其二是指观者之“罪”，其三是指鲁迅自己的“罪”。而“走”是基于“罪”的必然选择，也有对应的三重含义：其一是指“知罪”之“走”，其二是指“复仇”之“走”，其三是指“赎罪”之“走”。藤井省三“罪与走”的提法，一方面发展了日本鲁迅研究中“罪”的主题，提出了“流浪的犹太人”的分析模式。但另一方面，他的比较阐释的方式，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状以及对“罪”的认识的合理性，其限度还值得斟酌。
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三代著名学人，东京大学藤井省三（以下简称为“藤井”）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发表鲁迅研究的论著，其新颖的视角及独到的论断引发了学界诸多讨论。他的比较研究具有“由小观大，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特点，并自觉继承了以往日本鲁迅研究的成果，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当属他对芥川龙之介与鲁迅的比较考察。他于1986年在日本《月刊百科》发表了《魯迅と「さまよえるユダヤ人」伝説——一九二〇年代中葉における贖罪の哲学》上、下两篇文章。{1}在这两篇文章中，藤井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创作的两个命题，即“罪的文学”及“Quo Vadis”（君往何处），同时简单地阐释了它们的内涵。{2}此后，他于1992年发表中文论文《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围绕〈流浪的犹太人〉传说》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正式使用“罪与走”总结鲁迅20世纪20年代作品的思想特征。但实际上他有关“罪与走”的讨论并不局限于这几个文本，而是贯穿于他对鲁迅20年代所有作品的思想考察之中，包括《故乡》《孔乙己》《狂人日记》《伤逝》《风筝》《过客》《父亲的病》《希望》《娜拉走后怎样》等。此外，藤井长期致力于日本鲁迅研究的文献梳理和学术传播工作，故进一步发展日本鲁迅研究的思路亦是其著述的重要目的。“罪与走”的提法即是他对早期日本鲁迅研究中“罪”的主题的发展。基于以上两点，可见“罪与走”之于“藤井鲁迅”研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其庞杂的内容，并对“罪与走”的多重内涵进行挖掘与讨论。
自1989年陈福康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研究藤井的文章以来，研究者针对藤井的《〈故乡〉阅读史》《华语圈文学》《鲁迅比较研究》等专著讨论较多，而针对藤井发表的其他著作及期刊论文讨论较少。2016年，于珊珊在撰写博士论文《论藤井省三的鲁迅研究》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她翻阅大量资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藤井的鲁迅研究。在她的论文中，藤井所提出的“罪与走”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研究者的论述之中{1}，于珊珊将之视为超越鲁迅时空之上的鲁迅比较研究{2}，但关于“罪与走”的具体内涵还有待进一步阐发。
正因为忽视了“罪与走”所蕴含的重要意义，除于珊珊之外的研究者并没有联系早期日本鲁迅研究来考察“罪与走”的提出，也没有立足于藤井其他文本来探讨“罪与走”的多重含义。基于此，笔者将细读藤井诸多文本，从“罪与走”的提出入手，重点梳理有关“罪与走”的多重复杂内涵，并对其进行归纳与阐释;通过对“罪与走”多重含义的整理与分析，重新审视藤井的鲁迅研究;讨论“罪与走”的多重内涵在研究鲁迅时所带来的启示与其存在的缺失，以期丰富对日本鲁迅研究的理解，并为中国鲁迅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罪与走”的文化旅行。
“罪与走”并非藤井鲁迅研究中的一个孤立话题，它是基于日本鲁迅研究独特的历史传统，以及藤井自己的研究经验而展开的，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故在考察其多重含义之前，有必要先回到藤井提出“罪与走”的具体语境中去。
藤井曾在接受访谈时提到，早期日本鲁迅研究者，诸如竹内好、伊藤虎丸等对他的影响极深。③笔者认为，藤井“罪与走”的提出也与之深受两位著名鲁迅研究者的影响密切相关。竹内好最先在《鲁迅》中提出将鲁迅的文学看成是“赎罪的文学”，并将“罪”解释为“某种本源性的自觉”，这种“本源性”具体指的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4}同时，“罪”是一种“接近宗教的罪的意识”，是一种超验意义上的本体论追寻，“那种自觉，就像宗教家见到神一样，他（笔者按：即鲁迅）就可以使语言变得自由。他不受语言的支配，相反，站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也可以说是创造他自己的神”。{5}此外，竹内好还谈到之所以用“罪”来看待鲁迅，是因为鲁迅的表达方式是殉教者式的，鲁迅要向“中文里所说的‘鬼’或许与其相近”的东西“赎罪”。⑥也就是说，在竹内好看来，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罪”是用来说明鲁迅“文学自觉”的最好表征，同时也是鲁迅自我表达的内在方式。竹内好最早用“罪”来涵盖鲁迅文学创作的动机，作为日本鲁迅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提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重大。后继者伊藤虎丸在竹内好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有关鲁迅研究“罪”的主题。他认为，首先，“竹内好所说的‘罪的意识’这一用语，是为说明‘某种根本上的自觉’而做的‘比喻’”，因為在中国是没有所谓西方宗教学上的“罪的意识”的。其次，竹内好用“罪”来形容鲁迅是为了说明“‘文学的自觉’所孕育的某种力动主义的秘密”。{7}伊藤虎丸在论述中较好地把握了竹内好所说的“罪”，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谈道，鲁迅即《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狂人”在故事发展中不断对“吃人”现象进行反思，最后有了“‘我也吃过人’的赎罪的自觉的高度”{1}，这就是所谓“力动主义”说。在这里，伊藤把“赎罪”与“自觉”联系起来，并提出“自觉”及“罪感”都源于主体自身不断内化的反思过程，亦是“站在‘神’面前的‘恐惧’意识”{2}。最后，他进一步阐释了竹内好所说的鲁迅“赎罪”的对象——“是对超越者（‘无’）的‘责任意识’”③。在笔者看来，“无”其实就是对竹内好所说的“鬼”的再阐释，指的是东洋文化中像“神”一样带来“恐惧感”的东西{4}。这种“东西”是由内在于主体的文化之根所传承下来的，所以鲁迅对“无”的“责任意识”与自我内面的反思本质上是相通的，皆要求对文化“原罪”不断反思而实现自觉，从而完成“赎罪”。较之竹内好从“与政治的对决”的角度来解释，伊藤虎丸更为准确地从文化上把握了鲁迅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