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影响因素
银行规模对其信贷周期性具有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规模决定银行信贷扩张的意愿及能力，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影响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一、引言。
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早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凯恩斯的《货币论》到BernankeGertler(1989)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缓减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巴塞尔委员会相继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和《巴塞尔协议II》，但是实践证明，该协议不仅不能防范系统性风险，还加剧了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使金融系统变得更加不稳定，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维持全球金融及经济稳定，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以逆周期为主旨的《巴塞尔协议III》，同时，G20、FSB等国际组织也密切合作，推出旨在加强全球金融稳定的可共同遵守的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也推出了中国版本的《巴塞尔协议III》，通过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工具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希望这些监管工具的实施能有效克服银行行为的顺周期性。而国内学者研究普遍表明，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如刘涛(2005)、滑静和肖庆宪(2007)、许伟和陈斌开(2009)等;但也有少数学者如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的研究认为，我国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阶段性的顺周期性和阶段性的逆周期性。总之，对于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周期性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研究结论也未统一，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及检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选择16家中国上市银行1998—2013年的数据，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对这些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这些上市银行信贷行为在此经济周期内表现为阶段逆周期性和阶段顺周期性，这与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的研究结论相似，但二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别;银行规模对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影响也较显着。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的研究较多，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两方面说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与宏观经济相互作用，促使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产生波动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在理论研究方面，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信贷周期是由投资率相对于储蓄率的波动而导致，而信贷随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关系。此后随着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出现，信贷的顺周期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BernankeBlinder(1989)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存在，信贷配给是与银行理性行为相一致的长期均衡现象，并依此建立了关于信贷市场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即金融加速器(BB)模型，该模型的出现使信贷行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数理上得到了统一。BernankeGertler(1989)进一步用金融加速器模型解释了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状况决定了信贷供给与需求，而信贷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与宏观经济呈顺周期性关系。信贷需求方面，当经济繁荣时，投资与消费需求增加，银行信贷需求增加;信贷供给方面，当经济繁荣时，资产价格提高，以相关资产为抵质押进行贷款的供给增加，信贷的供给与需求增加使得产出增加。反之，当经济萧条时，信贷供给与需求都减少，促使产出进一步减少.随后,Bernanke,Gertler,Gilchrist(1996,1999)将外部金融环境变化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分别融入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使金融加速器理论进一步完善，形成了逻辑性更强的BGG模型，从而得出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信贷需求的变化可以传导并放大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宏观经济波动。还有一些学者沿着金融加速器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使得信贷顺周期性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更加完备。
一些学者还从其它视角阐述了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作用机制。如Minsky(1997)，Borio,Furfine,Lowe(2001)认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普遍对风险认知的错误也会产生顺周期性。该观点认为，银行在经济繁荣时过于乐观，信贷标准降低，增加信贷供给，消费者与生产者也会过于乐观，增加信贷需求;反之当经济萧条时市场参与者过于悲观，减少信贷需求与供给，从而引起经济产出波动。Berger等(2001)也持相似的观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监管规则也可能导致信贷的顺周期性，BlissKaufman(2003)，Heuvel(2002)认为，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银行的资本缓冲会减少，为了达到资本监管要求，银行不得不减少信贷供给。总之，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在学术界已成为主流观点，也一直是指导监管当局制定监管政策的重要原则。
实证方面，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多，基本证实了信贷顺周期性的存在。如GertlerGilchrist(1991)考察了上世纪50年代到90代年美国制造企业的数据，发现当宏观经济紧缩时，整个社会的信贷需求与供给会减少，繁荣时会增加。GertlerGilchrist(199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加速器机制存在双重不对称特点，即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企业信贷需求的变化比经济处于上行阶段大;不同规模企业的信贷需求也具有不对称性，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变化比大企业大。Borio等(2001)研究了10个OECD发达国家1979—1999年间私人投资和GDP比率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信贷和GDP比率快速增加，而当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则明显下降，从而证明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BikkerHu(2002)进一步分析了26个OECD国家1979—1999年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当经济扩张时，信贷规模增加，经济衰退时减少。HofmannWorms(2006)对德国及欧元区国家以及Greenlaw等(2008)对美国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Craig等(2006)选取一些亚洲银行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这些银行具有顺周期性。Jeong(2009)对韩国银行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国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Bebcuk等(2011)进一步对全球144个国家1990—2007年的银行数据进行研究，也同样发现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因此，上述学者实证检验基本表明，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
国内也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刘涛(2005)选取1994—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季度数据，研究经济波动与信贷波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顺周期关系。滑静和肖庆宪(2007)利用多元GARCH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存在显着的顺周期性，两者的当期波动状况不但受其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还受各自前期波动的交叉影响。方芳和刘鹏(2010)以信贷周期和货币周期为例，对中国金融业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与金融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顺周期性，这种关系自上世纪末开始逐渐增强。周助新、胡王婉(2009)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53—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呈顺周期性。李麟和索彦峰(2009)认为在全球经济变动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波动及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的双重特征极易触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许伟和陈斌开(2009)的研究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国银行业信贷和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信贷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张金城和李成(2011)对中国五家国有上市大银行信贷及资本监管的周期性进行分析，同样也认为上市国有大银行的信贷和资本监管具有顺周期性。而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银行信贷活动不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1)运用周期滤波方法分析1991—2010年间中国GDP与信贷余额的季度数据，结果显示信贷余额表现为阶段顺周期和阶段反周期关系，特别是次贷危机后，信贷与产出显着背离。
学术界大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验证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但是在理论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上述理论有失偏颇，信贷的供给与经济产出并不是想当然的呈顺周期性关系。如MyersMajluf(1984)认为，当经济繁荣时，从资金成本角度看，企业会去杠杆化，使用成本更低的自有资金，从而减少对信贷的需求;而当经济萧条时，消费者为平滑其消费水平，使其在经济萧条时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太多，会向银行借款，增加信贷需求。因此，该种理论认为，银行信贷与产出具有逆周期关系，但是类似观点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顺周期性，这一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较发达，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银行行为具有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因而研究认为银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有其必然性。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较多，银行信贷行为基本上是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在把经济增长作为考察各级政府政绩的指导原则下，中国银行业信贷行为是否也同样具有顺周期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后文将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来对我国银行业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展开研究。
央行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影响生产与消费，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央行希望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政策工具，实现调节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最终达到影响产出的目标。如从1998年到2013年，央行调节存款准备金率达到42次，有时单独一年也频繁调节，如2007年调节了10次，2008年调节了9次。在利率方面也是如此，如2007年央行调节利率6次，2008年调节了5次。
1998—2002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增长率在8%左右;2003—2008年上半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增长率从8%增加到13%左右;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增速下降到9%以下;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增速超过10%;从201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紧缩阶段，增长率下降到7.5%左右。因此，中国经济从1998年到2013年经历了紧缩—过热—紧缩—过热—紧缩几个过程。
而1998—2013年，中国各上市银行信贷扩张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98—2002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迅速扩张，如民生银行(2001年、2002年)、深圳发展银行(2001年)、浦发银行(2002年)、兴业银行(2001年)的贷款年增长速度超过80%,民生银行2001年更达到了108%,其他银行信贷在此阶段也快速增长;2003—2008年上半年，经济处于过热阶段，为了抑制过热，政府加大调控，导致各银行信贷增长率迅速放缓，基本在20%左右，国有四大行更低只有12%左右;从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政府大力救市，进行大量投资，导致银行信贷增速迅速提高，普遍超过30%,如2009年中国银行为48.97%,建设银行为30.84%,农业银行为33.05%,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更高，如宁波银行66.54%,中信银行60.3%、南京银行66.8%;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为抑制通胀，银行信贷增速迅速放缓，基本回落到20%以下，2011年国有四大行信贷增长率在12%左右，其他商业银行也基本在15%以下;从2012年到2013年，经济又进入紧缩期，央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使得各上市银行的信贷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各上市银行信贷增长率普遍在15%以下，如兴业银行为10.4%,工商银行为12.7%,中国银行为10.87%.因此，我国各上市银行从1998年到2013年信贷增长经历了迅速增长—放缓—迅速增长—放缓—放缓的变化过程。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上市银行信贷供给的关系，文章将用图形直观对比二者的关系。图1反映了2000—2013年我国上市银行信贷增长率加权平均值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关系，由此可以发现，二者的对比关系基本与上述分析相符。进一步选择一些具体样本，如民生银行，观察其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图2所示，也同样发现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与上文分析相稳合。
四、实证分析。
1.基本模型与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1998—2013年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以BergerUdell(2004)、JimenezSaurina(2005)的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该模型表明，影响信贷增长率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增长率(GDPG)和其他一些变量。
为了检验我国上市银行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文章对模型(1)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加入了一些可能影响信贷供给的因素如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不良贷款率等因素，调整后的模型如模型(2)所示：
进一步考虑银行规模可能对其信贷供给产生影响，文章既区分国有四大银行与其他上市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的差别，还进一步检验同一银行在不同规模阶段其信贷周期性的差异，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交互项GDPG*ASSETS,得到模型(3)：
由于文章研究信贷增长率(LOANG)与宏观经济增长率(GDPG)的关系，因此重点关注GDPG的系数，如果10,则表明信贷供给具有顺周期性;如果10,则表明信贷供给具有逆周期性。文章选取以下因变量、自变量，如表1所示。
文章目的在于考察中国上市银行信贷周期性,首先对1998—2013年时间段上市银行的周期性进行检验;然后以2010年为界,分别检验2010年前后上市银行信贷周期性及其差别。之所以选择以2010年为界的原因在于，2010年前后央行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3,同时如图1和图2所示，上市银行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速二者的变化趋势也存在一定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表明，1998—2013年上市银行信贷行为整体体现为逆周期性;而如果以2010年为界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2010年前信贷增长率(LOANG)与经济增长率(GDPG)显着负相关，说明在此时间段，上市银行信贷具有显着的逆周期性;而2010年后的信贷增长率(LOANG)与经济增长率(GDPG)显着正相关，说明在此时间段，上市银行信贷具有显着的顺周期性。
对于上市银行信贷整体表现为逆周期性及在2010年前表现为逆周期性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当经济紧缩时，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主导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而造成信贷急剧扩张;反之，当经济过热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速放缓，从而造成信贷增速放缓。如1998—2002年的经济紧缩期间，特别是2002年左右，银行信贷急剧扩张，巨额的投资使中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复苏;但巨额的投资又引起中国经济呈现产能过剩，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及经济过热，政府进行了相应的宏观调控，使得银行信贷增速在2003—2007年间急剧放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复苏，从2008年末开始，政府以四万亿元投资为基础，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银行信贷增长率迅速提高。正如上文所分析及如图1和图2所示，在2010年前，各上市银行基本是逆周期投放信贷。2011年开始，2009年的刺激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中国经济进一步产能过剩，结构进一步畸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经济结构转型，但又忌于2009年大规模刺激产生的巨大后遗症，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更加审慎，刺激经济的力度相对温和，导致经济增长与信贷增长同时陷入了低增长阶段，在此时间段二者的变化趋势相同。因此，上市银行信贷1998—2013年时间段整体表现为逆周期性，在2010年前表现为逆周期性，在2010年后表现为顺周期性。
文章在分析资产规模对银行信贷周期性的影响时，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分析国有四大银行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别;二是分析同一银行在不同规模阶段其信贷行为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比国有四大银行信贷的周期性更显着;同一银行在资产规模较小时比规模更大时的逆周期性更显着。
银行规模对其信贷周期性具有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规模决定银行信贷扩张的意愿及能力，银行信贷扩张速度及波动幅度又影响到信贷周期性。一直以来，规模是决定银行实力与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国有四大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为了提高自身实力与竞争力，股份制商业银行极力通过信贷扩张扩大其规模。如2004—2013年，民生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了7.94倍，兴业银行扩张了8.86倍，中信银行扩张了7.41倍;而同期工商银行信贷规模扩张3.59倍，建设银行扩张4.42倍，中国银行扩张3.87倍，农业银行扩张3.18倍。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国有四大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波动幅度也比国有四大银行高，如民生银行最高108%(2001年)、最低13.96%(2012年);兴业银行最高86.76%(2002年)、最低15.09%(2012年);浦发银行最高79.5%(2002年)、最低14.43%(2013年);工商银行最高25.3%(2009年)、最低5.8%(2005年);建设银行最高30.84%(2009年)、最低10.6%(2005年);中国银行最高48.97%(2009年)、最低4.13%(2005年)。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波动幅度比国有四大银行显着，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也比国有四大银行显着。
进一步分析同一银行在不同规模阶段信贷扩张的差异，发现当银行规模较小时信贷扩张速度较快，当资产规模较大时则相对较慢。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在2005年左右资产规模基本超过5000亿元，其信贷扩张速度在此规模前后有较大差异。如浦发银行在资产较小时最高扩张速度是79.5%(2002年)，规模较大后最高扩张速度是33.15%(2009年);华夏银行在资产较小时最高扩张速度是70.7%(2003年)，规模较大后最高扩张速度是22.7%(2010年);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也是如此。这种信贷扩张速度的差异可能与宏观经济环境、监管环境等有关，但是这些股份制商业信贷扩张速度在不同规模阶段确实体现出较大差异。同样，在2009年这一轮新的信贷扩张期，即使在更严厉的监管规则约束下，规模较小的银行如宁波银行信贷增速达66.5%、南京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达66.8%,该速度比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高。因此，银行规模对其信贷周期性影响显着。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文章将产出缺口GDPGAP替代经济增长率GDPG.结果表明，解释变量及自变量的显着性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我国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稳定。
五、主要研究结论。
文章以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选取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上市银行信贷的周期性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中国上市银行信贷行为总体表现为逆周期性，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上市银行表现为阶段顺周期性和阶段逆周期性。在2010年前，上市银行信贷行为表现为逆周期性，而2010年后，上市银行信贷行为表现为顺周期性。二是银行规模对其信贷行为的周期性影响明显，规模较小银行或同一银行在规模较小阶段其信贷的逆周期性更显着。我国上市银行信贷行为的周期性主要是由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所致，并非银行自发的按市场规律行为使然，因而我国上市银行信贷行为与发达国家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的原因有本质区别，这种原因使得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在经济上行期急剧上升，在经济下行期迅速体现出来，使得宏观经济波动剧烈，产生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政府不减少对宏观经济及银行行为的干预，则银行监管当局所制定监管政策的针对性及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削弱，在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当前银行业监管的大背景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银行的监管政策进行相互协调便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未来防范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保持中国金融系统稳健经营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Bebczuk,Burdisso,Carrear,Sangiacomo.ANewLookintoCreditProcycl—icality:InternationalPanelEvidence[R].Workingpaper,BCRA,2011.
[2]Berger,Kyle,andM.Scalise.DidUSBankSupervisorsgettougherduringtheCreditCrunch?DidTheygeteasierduringtheBankingBoom?DiditmattertoBankLending?[M].InF.Mishkin,ed.,PrudentialSupervision:Wh—atWorksandWhatDoesn't,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301—349.
[3]Bikker,Hu.CyclicalPatternsinProfits,ProvisioningandLendingofBanksandProcyclicalityoftheNewBaselCapitalRequirements[J].BancaNazio—naledelLavaroQuarterlyReview,2002(55)：143—175.
[4]Bliss,R.andKaufman.G.BankProcyclicality,CreditCrunches,andAsym—metricMonetaryPolicyEffects:AUnifyingModel[J].JournalofAppliedFi—nance,2003,Vol.13,Nr.2,Fall/W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