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昆仑文化
“横空出世莽昆仑”！昆仑山犹如一条玉带，横峙西北大地，将无数江河湖海揽入怀中。
昆仑文化因昆仑而得名，更因西北大开发而声名鹊起，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日渐形成一股“昆仑文化”热潮。虽然很多地方，包括甘肃、新疆都在打造昆仑文化，但大家普遍共识的只有青海，因此有学者主张将昆仑文化界定为“青海昆仑文化”。
那么什么是昆仑文化呢?顾名思义，就是以昆仑山为精神载体的文化，是对广大青海人民几千年独具特色的卓越创造的肯定，是对神秘高原的自然、人文、审美经验的积累，是对生息繁衍和社会进步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汇。作为昆仑文化，它过去反映着中国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代，今天仍是我们探究中华悠久文明的源头。
昆仑山，最早见诸于文献是《尚书——禹贡》。《河图》描述其“天中柱，气上通天”。《水经注》言：“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尔雅》言：“河出昆仑”。《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淮南子——地形》更对大禹在昆仑上的神奇进行了渲染。《神异经》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所理，与天感应，巡幸昆仑，昆仑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奥林匹斯”，是“百神之所在”、“帝之下都”、“万山之祖”、“中国的脊梁”、“亚州的脊梁”。
《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后汉书西域传》、《汉武内传》、《穆天子传》、《庄子》、《楚辞》、《诗经》、《列子》、《史记》、《拾遗记》、《博物志》、《独异志》等，无不留下昆仑神话的烙印。居住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更是创造万世万物的始祖母。在许多神话传说当中嫦娥就是偷吃了后羿从西王母处讨来的仙药而成仙，可以说，昆仑山因此成就了世界最后归宿的地位。屈原《九歌》中说：“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楚辞章句》王逸注说：“昆仑山名，在西北，元气所出，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县圃，登之乃天”。许多人以此生能够登上昆仑山为人生的一大幸事。
在古希腊神话中，远古时期世界发生了大洪水，诺亚用方舟拯救了人类。而在昆仑神话中，伏羲与女娲在大洪水时，幸运地躲在昆仑山上，他们等洪水退却后，走下昆仑山，结婚生子，繁衍人类。这场大洪水对人类留下的震撼，持久而深刻。洪水是人类的东方迁徙的开始。
翦伯赞在《先秦史》中指出，“在野蛮时代之初，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的诸羌之族，亦开始新的迁徒。一部分沿南山北麓之天然走廊，西徙新疆，与原住塔里木盆地的诸氏族发生接触。中国传说中，许多神话人物皆与昆仑山有关，或与西王母有往来，正是暗示这一历史内容”。李文实更是得出结论：羌人先民最早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缘，接受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是“炎黄”的后裔并以此凝聚着整个民族的共同心理，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他说，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有关，而炎帝部落既是青藏高原古代先民羌人的祖先，又是华夏族的结合体。一批批昆羌人走下昆仑山，来到东方，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
戴传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人类文化与生物演变“共生”规律的角度，探讨了青海远古文明的重要地位，认为水是人类文明发源的象征。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则均发源于青海，素有“江河源”之称，号称“中华水塔”。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戴传贤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他撰文称：“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的”，“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源泉地，是各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他还说：“如果把中国与欧洲比，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青海就是岐山”。
正是受此影响，昆仑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有了象征意义：由于人类认识的扩展，昆仑已不局限于青海昆仑，“昆仑文化域外别有”、“海外亦有昆仑”、“昆仑到处皆有”这种独特现象。四十年代中期罗家伦先生考察青海，有感于昆仑，曾挥笔写下了题为“中华民族的故乡”的诗歌，其诗称：“青海青，黄河黄，还有那滔滔的扬子江；牛儿肥，马儿壮，昆仑山下好牧场。白云千里鸟飞翔，我们发源在青藏高原，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故乡。”这首诗经音乐家王永阶谱曲后，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至今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
据考古发掘，早在2—3万年前，青海高原就已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原始的远古文化。在沱沱河沿、海西小柴旦湖等处，发现距今至少2—3万年前的石器等物品。在距今约6800年的贵南拉乙亥、宗日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2500—3600年的齐家文化遗址、辛店文化遗址，以及分布广泛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彩陶、如舞蹈纹彩陶盆、双人抬物彩陶盆、彩陶鼓以及大量的骨刀、骨叉、骨勺等生活器具和玉器、青铜器等礼器。而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公共墓地、民和喇家部落遗址的发现，更加肯定了青海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事实。贵南尕马尔台出土的七星纹铜镜成为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而被誉为“彩陶王国”的乐都柳湾，在其彩陶表面发现的一百多种符号，又被文字学家视为中国汉文字之始。柳湾出土的彩陶之多，符号之丰富，远远超过了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
我们可以在青海彩陶中看到那早期人类闪动的艺术灵魂。这些彩陶集制陶、雕塑、绘画于一体，其色彩搭配合理、图案组合相宜、线条粗细得体、画面等分均匀、画工技艺娴熟。彩陶纹样纹饰有鸟纹、变形鸟纹、竖线折尖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有的像流动的水波，有的像洒落的种子，有的像开张的渔网，有的像游弋的鱼蛙，这些简单而原始的线条描绘着史前人类心目中自然而朴素的美。其中鸟纹极可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表现。而“米”、“北”、“〕〔”等近百种彩陶符号可谓是中国古老的文字的起源。最让人赞叹的是舞蹈纹盆，舞蹈人像手拉手，一幅活生生的集体舞蹈画面，古朴中透着灵动，隐隐弥漫出一种远古文化的神韵。而分布广泛的古岩画更为研究高原历史与生活提供了生动的证据。
昆仑是最早的佛教传入的地区，也是藏传佛教下路宏传之地。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相映成趣。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的酥油花、堆绣和壁画，合称“艺术三绝”。小镇隆务镇“热贡艺术”更是蜚声海内外，影响遍及国内藏区及印度、尼泊尔。在观赏宗教艺术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寺院娱神舞蹈表演——跳欠，乡村的血祭——“腮插钢钎”、“额开山红”仪式和原始遗存——“於菟”。
青海被誉为歌舞之乡，“花儿”的海洋更是歌的源头，舞的源头。从舞蹈彩陶盆中看到中华乐舞的影子，正如有了“花儿”曲才会有中原俚曲“叶儿曲”。无论《六国朝》、《四国朝》、《异国朝》、西凉曲都是胡乐蕃曲在中原的演绎，纳入王廷，成为雅音。现在居住在河湟地区的汉、藏、回、土、撒拉等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外出打工或路途赶车，只要有闲暇时间，都要漫上几句悠扬的“花儿”。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儿”、漫“少年”的金嗓子。《四季歌》被选入“中国十大经典民歌”，被广为传唱。根据《四季歌》等河湟“花儿”曲调创编的舞蹈《花儿与少年》曾风靡全国，并被全国人民所熟悉。
青海藏族更是舞蹈的极大成者，舞蹈种类繁多，有在欢快的旋律下，边歌边舞的“伊”舞；有曲调庄重饱满、动作粗犷豪放的“卓”舞；有以鼓点伴奏、踏节而舞的“热巴”舞；有以牛角胡琴手领跳、动作幽默、极富感情的“热伊”舞以及寺院组织的僧俗，在唢呐伴奏下场面宏大、气派宏伟的“锅哇”舞。雪山之下，草原之野，万人起舞，惊天动地，甚为壮观。200多年前，在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诞生的藏戏，经过历代高僧和艺人们的创造，吸收安多地区其它藏文化的营养，发展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剧种。黄南州藏戏团排演的藏戏《意乐仙女》轰动了大江南北。香港艺术界评价“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中国艺术界也评价“青海藏戏甲天下”。
刘千立说，果洛是格萨尔王国的故地。《格萨尔》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生动地再现了青海高原古老的藏族文化和古代藏族社会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堪称藏族的百科全书。在青海辽阔的藏族地区，格萨尔说唱艺人更是比比皆是，仅在青海玉树地区流传的故事就有五六十部之多。已经文艺工作者整理成章的就有近百集。其中《霍岭大战》还被搬上戏剧舞台，演出后引起极大轰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裴文中先生三十年代初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青海史前文化的地位。他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混合》一书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中间包括陕甘二省……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顾颉刚教授在《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中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的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的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的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祁连山南北河湟之地，而且青、甘、陕、川一带，主要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五千年文明都可以在此溯源觅踪。正如有些学者所讲，不能认为西部从来就是落后的，其实很早时候，由西边、北边、东边进入大陆的文明在此交汇，并由此向东传播。青海历史上像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大家都在这里交流，然后又从这里“派发”出去。这与羌部落起源于青海高原，通过唐蕃古道和河南道向外发展是一致的。
从宗日遗址和喇家遗址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腹地生活着一批高度文明的原始居民群体。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地区人们为衣食忙碌的时候，高原人已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在尖扎发现的据今约5000年，并刻有北斗七星和牛郎星的石刀，使我国观测天文的历史提前了１000多年。而喇家石磬、沈纳铜矛，体形之大均可谓器中之王，王者之器。他们是代表一个王国王权与神权的礼器。喇家石磬虽经过4000多年的沧桑历史，至今依然音质清脆。对照这些实物，可以肯定这里曾是我们民族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喇家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东移，为顾颉刚、姜亮夫、萧兵等专家提出的中国神话起源于西部的论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气候和洪水等原因他们放弃了原本生活的土地，宗日、喇家的后人在东方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就有了文明的东播。
炎帝神农，传播农耕。在喇家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小麦麦种。大禹导河，从堵到疏，反映了卓越的水利文明。
当然，昆仑文化还包含着草原文明，易华在《中国家马与游牧民族起源》中指出，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显示出氐羌是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它起源的时间和地域与家马的起源正好吻合。氐羌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开始向四周迁徙和分化，将养马的技术逐渐传播到了中原，西南和东北。
昆仑文化是玉文化，屈原《九歌》中提到：“登昆仑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齐光”。“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指出了昆仑玉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对玉石文化的追崇。
民族文化研究专家任乃强先生从考察世界文明起源与生物的关系上指出：“盐是人类文明发源的重要象征”。他认为，在几十万年前从印支半岛北上的若干群猿人，到达青藏高原的北部的羌塘地区，以羌塘的几百个盐湖为住地，然后古羌人向东发展到昌都东北的察零多盐泉，后来发展为苏毗、东女国和西康地区的一些部落，再往东到通天河及黄河上游地区的哈姜盐源，形成又一个羌族文化中心，“后来发展为‘多弥部’、‘党项部’，与康区的‘白兰部’和昌都的‘苏毗部’构成古羌族的第三个文化核心”。这第三个古羌人文化核心形成时间，大约距今一万年以上。从哈姜盐池向北发展，发现了察卡盐源，从而形成了又一个羌族文化中心。他们的后裔成为汉代河湟、大小榆谷的羌人，创造了青盐文明。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指出，在中国文字中许多表示“好”以及相当于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文化的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在喇家遗址中我们发现了西方人特征的人骨，完全可以与遗址出土的刀叉联系在一起，证明很早以前，昆仑文化与西方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流。
昆仑文化并没有因人类迁徙而衰落，而是更多的民族迁徙促成一次次文明的崛起。至今还能听到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的马蹄声。
丝绸之路不仅存在于河西道，而且存在青海道(羌中道、吐谷浑道)、河南道，过去认为青海道只是辅道，但从近年来的出土文物看，东西方交流在此并没有中断过。西宁和乌兰出土的大量四世纪的波斯银币，香日德出土的五世纪中叶的罗马金币，都兰出土的北朝至唐末(六至九世纪)的大量丝绸，印证了青海道的地位并非辅助。特别是都兰吐蕃吐谷浑墓出土的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令人叹服，它包括了几乎唐代所有的丝绸品种。其中，抛梭织法的织金锦和嵌合织法的显花绫、丝素绫等品种，属最早发现的该类织锦物。另外发现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粟特人的织锦和古波斯人的婆罗钵文织锦及金饰品。
和亲也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亲千载路，天马踏歌来”。据李泰年统计，全唐诗900卷49403首诗中，与昆仑文化相关的“和蕃”和“和亲”诗36处，“羌笛”１20处，落梅曲有246处，闻柳曲25处。如岑参的“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汉风似胡家”，高适的“黄河不用更防秋”，杜甫的“黄河北岸海西军”和“青海黄河卷塞云”，等等。此外还有唐代诗人赵彦昭、刘宪、储光羲、皇甫曾、邵元土、杨臣、耿讳、权德兴、孙额、韦元旦等23个诗人先后咏唱和亲和蕃。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骆宾王的《边城》“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和“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唐诗《时世妆》，生动地道出三江源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渗透，三江源头吐蕃的赭面风习传入长安，一时成为长安妇女追逐时髦和风姿的标志，“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娇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鬟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忧……元和梳妆君记取，髻椎面中无华风”。
民族的交流，使青海成了联系东西的重要交接点。随着小月氏、匈奴、鲜卑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在高原扩散、交流、融合，昆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包容性。鲜卑部落与当地羌汉各族杂居，建立了强大的南凉国和吐谷浑国。
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看到和听到的情趣盎然的汉族社火、舞姿婆娑的土族“安昭”，高亢激越的撒拉“新曲”，歌喉圆润的藏族“拉伊”，悠扬动情的蒙古族马头琴声，都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是昆仑文化对其它文化的接纳和吸收。它最终丰富了昆仑文化的内涵，体现出它文化的强势。
结论。
昆仑文化作为黄河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始终为中华早期文化的扩散提供着动力。昆仑文化的原生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再加上昆仑文化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就形成了“源头文化”。昆仑文化可以是根部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之源、艺术之源、精神之源；昆仑文化是多元文化，昆仑文化的发散，构建了昆仑文化不同的版本，在多元的经济区域中，造就了风格异殊的人文景观，造就了绚丽多彩的诸多亚文化；昆仑文化是包容文化，始终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体现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点；昆仑文化是特色文化，是保持特色的文化、主导特色的文化、开创特色的文化；昆仑文化还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它不断渗透包容，不断扩大着内涵与外延，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始终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这种文化到了今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可以说，昆仑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淳朴包容、乐观向上、坚韧不拔，不断创新的进程。我们常讲，2１世纪的竞争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软实力，谁能够抢占文化先机和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昆仑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将为我省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源泉和动力。我们将最终发现昆仑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