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
关键词刘和;学;史学特殊世界上古史研究视域和0世纪救亡图存代洪流共铸就了刘和先生国明史观其学研究及学思想正是这明史观集体现。
概而言刘和先生学研究既体现了对华固有学术传统充分尊重和吸纳又折射出0世纪以华学人面对全球化浪潮致力华古老传统开发出新气运不懈努力。
刘和先生深耕细耨包括国世界不地区上古明并基础上反观以学代表传统国学术和化由所达到“会通”境界研究者学养普遍专门化、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当代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由学入学《四库全总目》部总序将汉代以学发展划分6阶段而“要其归宿”又“不汉学、宋学两胜”而已。
简而言汉学胜“根柢”宋学胜“精微”。
所谓“精微”发挥儒学义理;所谓“根柢”考据事实精核。
考据和义理是二千年学发展两翼。
虽两常常相攻驳实际却是相得益彰缺不可。
无根柢“精微”不免流浮浅或可炫世然浪淘沙终究会历史长河消失得无影无踪。
《汉·艺志》首先六艺类设“学”门收学者著述仅、7而已由可以概见西汉期学发展基规模。
至清编纂《四库全》已分学训诂、、韵3类共收历代学者著述8部、95卷。
存目收著述则有37部、07卷。
两者相加共有著述8部、卷。
这是迄清前期止历代学发展基规模。
有清代考据学更是取得巨发展阮元、王先谦先刻《清》、《续清》共收清人各类著述39种、830卷雖其必尽是专门学著述但清代学发展主要考据领域因这些著述也可基反映清代学发展总体规模以及深和广。
学是学研究基础。
清人张洞曾云“由学人学者其学可信。
”今人研究学如没有相应学功底没有对前人学术继承就很难做出成绩。
当然仅《四库全总目》所列训诂、、韵3类并不能将研究学根柢学全数囊括。
例如由学献多先秦旧籍代久远其留下记录很少因欲通学往往又取地下出土献与参证。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不唯可以用考证先秦古史其相参证方法亦可用考证包括学籍各类先秦古献。
是故金石学早《隋·籍志》就曾被编者属部学类。
除、训诂、音韵、金石学外传统目录学更是所有学术领域入门径是基础基础。
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开即谓“目录学学紧要事。
必从问涂方能得其门而人。
”故张洞四川学政任上特编《目答问》择、史、子、集四部共二千余种善、精图以示诸生并谆谆告诫云“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这些都是有关献目录学治学者重要性论述。
总对今天研究者而言二千年学研究无论是知识体系上还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积累了极其丰厚学术遗产。
显然要推动当代学研究进步发展必须具有继承这份学术遗产能力尽管这份遗产对很多研究者而言已厚重到近乎难以承受程。
《人历、人宥试释》刘和先生就利用古音通假对“人宥”做了令人信考证。
按“人宥”辞出现《尚·梓材》所周公康叔受封段训诰其原作“汝若恒越日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
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王启监厥乱民。
”其“人宥”辞共出现两次次与“杀”连用次与“戕败”词连用体味用都应与用刑、用罚有关。
而据《说·^部》“宥宽也”与“杀”及“戕败”义正相反故伪孔传释义皆“宥”前断开以所说“宥”是对“杀人历人”及“戕败人”宽宥。
例如其释“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即云“以民当敬劳故汝往国又当详察奸宄人及杀人贼历人有所宽宥亦所以敬劳。
”其释“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亦云“听讼折狱当从宽恕。
故往治民亦当见其君事察民以误残败人者当宽宥。
”显然对奸宄、杀人、戕败人等极恶劣犯罪行如何能即行宽宥？其然要做进步释。
故伪孔传再强调其“历”或“误”等原因即非有而实是出失误就比今日刑法也规定如是非蓄而仅是因失致人死伤者量刑应该酌情减轻样道理。
唐孔颖达也按照样思路做进步释“以民须敬劳故汝往国详察其奸宄及杀人人二者所历人原情不知有所宽宥。
以断狱从宽故汝往治亦当见其君事而民有误残败人者当宽宥。
亦敬劳也。
”伪孔传和孔疏释义上然是做到了通顺但都存致命硬伤即两者都迁就“宥”而不得不增即毫无根据地给原奸宄人、杀人人及戕败人人增加了“误”或“原情不知”等主观性理由以宽宥待开释。
显然如按照这种方式曲实与贪官污吏枉法断狱行并无二致。
其实细味原周公训诰“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与“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实组排比句只不两句所要讲述排比容前换了位置。
前句格式是“君怎样民就怎样”;句格式是“看到民怎样也就知道君是怎样了”。
清孙诒让《尚骈枝》即云“上二句说敬劳先云厥君云肆徂;下二句说宥罪人先云肆往云厥君。
皆谓上行下效语并略惟有慎到耳。
”不孙诒让虽然看出了段前排比所表达“上行下效”但仍然没有何要对奸宄人、杀人人及戕败人人实行宽宥处理这具体句义问题。
只不他将句理“彼诸臣以奸宄杀人历人罪而枉法宥亦因见君任戕败人罪或宽宥不治故效而曲宥有罪也”即认定宽宥罪人其实是枉法行而非如伪孔传、孔疏所云是推行宽以待民仁政。
但孙说亦不无增嫌所谓“枉法”义是无法到对应词。
宽宥罪人行固然可以增理枉法然也可以增理行仁政只看释者主观上愿增入什么而已。
而且如周公训诰告诫康叔执政不要枉法行事特地举出宽宥奸宄、杀人、戕败人这样具体罪行免迂曲也没有很代表性。
显然《梓材》段理实是学研究老难问题虽千余年学者讨论即使考据学兴清代也没有得到根。
其关键所就是对“宥”训释问题。
只要是从“宥”面义出发就难以调和其与奸宄、杀人、戕败人等极端恶劣罪行关系问题。
事实上先秦献有很多通假即用仅取其音与面义往往毫不相干。
不明白这道理便难免望生义误越释越不通。
戴震段玉裁《说》作“序”就曾阐明这道理“夫六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何以得？训诂音声相表里。
训诂明六乃可明。
儒语言知而轻凭臆以诬圣乱吾惧焉。
”按因声以是清代学者非常重视种重要考据方法也是清代考据学们项重要发明。
由清初顾炎武首奠其基出现了如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陈奂等众。
不利用音声以其及义首先要判断是否存通假。
这是因汉般是单音节这就必然会产生量音这与西语主要是多音节词因而不会出现量音词不。
如把音都视作通假关系必然给训释古代献带更混乱。
许慎《说》释“六”云“假借者无其依声讫事”但代所谓通假却不是无其依声讫事而更多是有其但行以音相代。
这可能与印刷术出现以前古献流传要手还存口耳相授献流传方式有关。
这就导致是否存通假关系判断上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提出通适标准。
不如种古献处行使用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不那么这些就应该存着通假关系。
针对“戕败人宥”辞刘和先生根据王充《论衡·效力》引作“强人有”指出“宥”与“有”存通假关系（另按孙星衍《尚今古疏》引马融亦云“‘戕败人宥作‘强人有”）。
外他还举出《韩诗外传》卷六二十二“见人不善惕然掩有其而兼包”句其“有其”即“宥其”这说明“有”“宥”相通不是偶然现象。
而“有”又可与“友”通假。
刘和先生举《论语·学而》“有朋远方”句《白虎通·辟雍》即引作“朋友远方”又举《荀子·略》“友者所以相有也”以及《释名·释言语》“友有也相保有也”等辞例认《梓材》“人宥”“人”和“宥”不应断开理“人宥”即“人有”“人有”即“人友”是指某类人。
外他又引省吾先生观指出“人历”即“人鬲”。
如《梓材》“奸宄杀人历人宥”和“戕败人宥”等实际指是针对“人鬲”和“人友”这两类人所犯各种罪行。
其“人友”包括姓“族友”、异姓“婚友”及众臣僚是西周期城邦政治主体即城邦公民共体。
他们拥有公民各种政治权利也承担各种政治、军事及济义。
而“人鬲”则指除族友和婚友外黎（鬲）民这些人没有己族或没有被城邦礼法承认族因而只能以“夫”单位出现。
他们不是城邦主体只是从属城邦政治被统治者。
如上所述《尚·梓材》段训诂关键是“宥”。
伪孔传望生义以宽宥直“宥”始千多年众多学们都被引入歧途即使是以考据擅长清代学者也没能拨开这团迷雾。
刘和先生利用传统学因声训诂方法朝了这关键性问题致整段献理难题也就随而冰释。
依前述孙诒让说法《梓材》“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这段上二句与下二句“皆谓上行下效语并略”。
今观段前两用排比复合句前复合句讲是“敬劳”复合句讲是“奸宄”实谓无论事还是坏事都是君行臣效或者是君行民效。
如则周公针对康叔训辞所告诫“上行下效”义便能做到坏并举行显然更加全面。
而伪孔传及孔疏只谈统治者敬劳和仁政明显不够全面。
如行才更加合西周初年周公这样政治口吻与其社会政治现实更加吻合伪孔传及孔疏则明显带有儒理想主义政治理念色彩但却严重脱离了当政治现实。
据刘和先生所释“宥”我们还可以进步推断“肆往奸宄”其实应该断开“肆往奸宄”和“杀人历人宥”都应该独立成句。
并且依前句“肆徂厥敬劳”句“肆往奸宄”亦应省略了代词“厥”实当做“肆往厥奸宄”。
前句“肆徂”即句“肆往”“徂”“往”义。
“肆徂厥敬劳”与“肆往厥奸宄”前相对指出了臣民两种不表现。
“徂”或“往”应表示臣民发展方向“徂厥敬劳”即往他们敬劳方向发展可以变成敬劳人;“往厥奸宄”即往他们奸宄方向发展可以变成奸宄人。
而无论发生怎样结都是受其君影响所致。
“杀人历人宥”单独成句是对前句“奸宄”容具体说明。
样前复合句句“亦厥君”与二复合句二句“肆亦见厥君”应该也是基义否则前句“亦厥君”“亦”无从着落。
另外句“事戕败人宥”“事”当是“使”西周铜器铭“事”“使”形实无分别。
《梓材》西周初年作品行然不辨“事”“使”人录这献将“使”误隶成“事”是完全可能。
“肆亦见厥君使戕败人宥”即“也正可见是其君使（他们）戕败人宥”义。
这“使”不定是亲下令指使而应是影响、致使义。
如则“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厥）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使戕败人宥”全句可以释也正是他们君主先敬劳他们才往敬劳方向发展;而他们往奸宄方向发展残杀人鬲、人友也正可见是他们君主使他们戕败人友。
段两复合句前句顺序是先君臣句顺序则是先臣君正合钱钟先生归纳古人行“丫叉句法”特即“先呼应有起必承而应承次序与起呼次序适反”运用是“甲乙——乙甲”作次序“逆接遙应而不顺次直下。
”当然先秦写定距今皆数千年久《尚》估屈聱牙尤难因而任何种考释都不敢称彻底问题这既是治国故学者应有严谨态也体现了对前代学者学术劳动充分尊重。
刘和先生依通假释“宥”“友”说当然也可以做进步讨论但他考释无疑能够圆其说成必然会漫长学发展史或《尚》学史上留下笔记录。
而且相较前人旧说他考释也确实段献提供了更清晰、更令人信理。
除上举以古音通假对《尚·梓材》“人宥”辞做重新释外刘和先生利用其深厚学功底还了不少学献问题。
例如他结合伪孔传、蔡沈、王引等人见将《召诰》“面稽天若”“面”“勉”又将“天若”“天所顺”并将全句“努力考察天所顺从民心”就是前代学者研究基础上取得进步发展。
又其据《太平御览》卷八八0所引《纪年》力证理雅各所译今《竹纪年》周隐王二年“齐地景长长丈余高尺”“景”实“暴”即“齐地暴长長丈余高尺”。
改正即致全句义清楚明朗。
虽然《竹纪年》不学献围但这种考据方法也正是传统学看路数。
除释学著作词、句子外刘和先生还继承清人考据方法和成就基础上对古《尚》真伪问题做细致讨论。
按古《尚》真伪是学史上问题清代学者阎若璩《尚古疏证》力证其伪已近乎成定论。
晚阎氏学程廷祚就作《晚订疑》据许慎《说》所引《尚》证其所引皆伏生所传9而古5无引由证明东汉期古5已佚东晋所出古《尚》是伪提供了新证据。
刘和先生则充分肯定程廷祚考证方法基础上进步集出《说》引《》相关条目共73条又辨定其9条引《逸周》条所谓《周》《周礼》误终确认实际引《》共63条。
63条引今《尚》8者共55条引《泰誓》3条两者合计58条都与晚出古《尚》无关。
而其余所剩5条5“梧”“憔”既不见今也不见晚出古不足许慎尚见今所存古《尚》证据。
“眄”见晚出古《尚》《商·说命下》但许慎谓其出《周》两者所说不。
“篚”见晚出古《尚》《周·武成》二似可证许慎著《说》尚得见今所存古《尚》。
不“眄”又见《孟子·滕公上》所引“《》曰”“篚”则见《孟子·滕公下》所引“《》曰”而东汉赵岐《孟子》皆称《》逸而不出其名。
这应能说明东汉期“眄”“篚”二所出《尚》相关已佚许慎是据《孟子》所引而复引实并见其全。
“拜”见古《尚》《命》即通假但亦见《序》故亦不当作许慎得见今存古《尚》证据。
凡种种都说明许慎著《说》孔氏古《尚》“今目以外者当已逐渐失传了”。
刘和先生利用清人考据法出更精其所得结论然也就更公允可信。
《与其底》刘和先生考证了世界局所出国学整理社936年编印《春秋三传》版指出其实际是清康熙年所编《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基础上增删而成。
对《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优刘和先生认共有3方面是引据浩博足称“清以前国研究《春秋》学成很引”是研究《春秋》学史人所不能不看参考。
二是重视《左传》对宋元明期穿凿附会微言义多有批评。
三是卷首王朝世表、列国年表、列国爵姓等作研究《春秋》学工具还是很有价值。
但清代所编所以只强调尊王不谈攘夷对《春秋》传思想是种扭曲。
而据《汇纂》编成《春秋三传》刘和先生亦指出其所做增删既有合理处也有不合理处但对故作玄虚不如实标据以成编底提出了严厉批评反映出他对传统学术版目录学高重视这无疑是种十分严谨治学态。
作国传统社会主流识形态学历二千余年发展学人辈出学术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只有深通学研究发展历史才能有效地继承前人研究成从而推动学研究进步发展。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统思想》刘和先生系统梳理了“统”思想从《公羊传》到董仲舒再到何休发展程。
他指出《公羊传》“统”就是以“统”反对春秋期诸侯“专地”、“专封”、“专讨”等政出多门而不出周天子政治乱象是对《春秋》以及孔子思想相关容或思想倾向进步阐释。
董仲舒则将《公羊传》“统”思想与其天人合学术体系结合起从而“统”思想到了根层面依据。
董仲舒还据三代传承及“三正”法推衍出黑、白、赤三统循环迭生“三统论”并通连续性与空体性对立统关系将“三统论”与“统”思想有机地结合起丰富了《公羊传》“统”思想。
刘和先生充分肯定董仲舒学术贡献认“冶空体性与连续性炉统思想”“正是国思想传统特”。
这结论对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极具启发价值。
其科是随着实际政治更迭而采取绌旧迎新政治史叙事即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其二科是格局针对不历史现象与叙事者关系远近而采取不叙事态即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由形成所见、所闻、所传闻3种不叙事格局。
其三科是空格局针对不叙事对象与叙事者关系远近而采取不叙事立场即其国而外诸夏诸夏而外夷狄由形成其国、诸夏、夷狄3种不空叙事格局。
三科每科各有3条细目或日3种处理方式合起称“九旨”。
显然《公羊传》“统”说何休这里形成了涵更丰富学术体系。
刘和先生还具体分析了何休“张三世”说所建构衰乱世（即所传闻世）、升平世（即所闻世）和太平世（即所见世）体系指出何休这种违背历史常识见实际是“传看出了先阶段与空外层次函数关系”是“种特识”。
显然何休所谓三世非指实际历史客观存而是传执笔者（孔子及其弟子们）写历史程通、空座标系体现出种政治观念或政治抱代由远及近——即由所传闻世到所闻世再到所见世而空则由近而远——即由其国到诸夏再到夷狄。
座标系动态并非历史事实而是“辞”或者进步说是“异辞”所体现写者不政治规划。
太平世是儒以天下胸怀具体表现。
《学》里说“学道明明德亲民止至善”又说“身修而齐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从“外王”角讲“至善”就是“天下平”而亦唯有“天下平”才可称“（太）平”。
按何休《公羊传》说法“所见世著治平夷狄进至爵天下远近若。
”即写春秋阶段即所见世史事所用“辞”已然混其国、诸夏和夷狄用其褒贬法。
故其《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邾娄子、宋世子佐、淮夷会申”条即云“不殊淮夷者楚子主会行义故君子不殊其类所以顺楚而病国。
”写“辞”既是不分外、华夷非太（）平世而何？千年而下刘和先生可谓何休“张三世”说真正知音刘和先生通梳理汉代公羊学“统”学说发展既进步研究汉代公羊学发展提供了清晰学术脉络也再探寻公羊学“统”说现实义提供了坚实考据前提。
刘和先生就指出“（公羊学）把统基原因或前提理儒仁学实行及由而不族群化趋这种思想对国历史上统事业发展是有其深影响。
”显然汉代公羊学所包含超越不化、不族群具体差异兼容立场对当代日益严重由区域化或明不而致相误乃至激烈冲突现实问题也极具重理论价值。
二、由史学入学刘和先生学研究所以能够取得超越前代学者成就除了他充分继承、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学者学研究方法和成就外更他具有前代学者也包括当代众多学者所不具有世界上古明史广阔视域。
作位对包括国世界不地区上古明都有深入研究史史学研究考信方法和上古明史广阔视野都其相关学问题提供了不传统学者研究路径从而有效地推動了学研究当代发展。
宗法制是学史上重要课题但有关君统和宗统是否统问题却长期得不到。
引起争论主要材分别出《诗》和《礼记》。
按《诗·雅·公刘》“食饮君宗”毛传云“君宗也”这是将君统与宗统视体。
《诗·雅·板》“宗维翰”毛传又云“王者天下宗”这是明确肯定周王既是天下君又是天下宗主。
但是另部儒《礼记》又明确记区分宗、宗宗法制仅行卿夫阶层而天子与诸侯则仅有君统不宗统也就是说君统与宗统不而二。
如《丧记》云“别子祖继别宗继祢者宗。
”郑玄‘锗侯庶子别世始祖也。
谓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
别子世长子其族人宗所谓世不迁宗。
别子庶子长子其昆弟宗也。
谓宗者以其将迁也。
”《礼记》另献《传》除有相表述外还进步说“有世不迁宗有五世则迁宗。
世不迁者别子也。
宗其继别子所出者世不迁者也。
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显然《诗》及毛传君统、宗统统派而《礼记》及郑则君统、宗统分立派。
究其质可以简单概括统派重视是“亲亲”君主身上增加层血亲温情面;而分立派强调是“尊尊”明确君主尊严不应受血亲关系损害。
故郑玄《公刘》笺释“宗”“尊也”不以宗法释其《板》笺“宗”亦云“王姓嫡子也”总是维持了己君统、宗统分立不以宗统害君统立场。
但由君统、宗统分立派宗宗统是从继别子者开始而宗宗统还要到别子庶子长子那里即继别子庶子者才得以开始这就使得有批人既无法进入君统也没有宗统可进这就是可以继承君位嫡长子外群公子们。
而《传》对这批人宗属问题也做了特殊说明“公子有宗道。
公子公其士夫庶者宗其士夫嫡者公子宗道也。
”郑玄“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宗使宗”即由君昆弟或君储（嫡长子）昆弟担任宗子统属其辈众公子形成型宗（）族团体。
由君或君储存有无（嫡、庶）昆弟现象所以公子宗属是不确定《传》归纳出三种情况即“有宗而无宗者有宗而无宗者有无宗亦莫宗者”。
据唐孔颖达疏即如有嫡昆弟则公子所从宗而不再另设宗即所谓有宗而无宗;二如没有嫡昆弟则以庶昆弟公子所从宗即有宗而无宗;三如公子仅有人则其既无所宗当然样也无宗者。
依《诗》说则君、宗二统合然没有《礼记》君、宗二统分立所带上述问题。
但《礼记》对言凿凿甚至细节考虑也无处不到显然也非无根谈。
总历代学们分别据《诗》或《礼记》、毛传或郑或持统论或持分立论纷纭定。
针对这学史上老难问题刘和先生亦作专予以讨论即其《宗法辨疑》。
刘和先生该史立场对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己见即考信史实才是学问题科学手段“某种学见和历史实际发生矛盾候”“首先必须综核名实考信历史事实。
”对这学研究史学方法他还具体归纳出3方面容凡是学争论皆须考信历史。
学们观是否是真实历史存是判断其对错终标准。
学问题要放历史环境从揭示学身矛盾出发梳理。
3只有通分析学问题产生历史条件才能彻底说明学问题才能提出佳方案。
相较传统学们仅学领域打刘和先生强调考信史事研究方法无疑是真正能够引导相关学研究走出困境唯办法。
《宗法辨疑》刘和先生列举了众多铜器铭及传世献材力证君统、宗统合二是西周乃至春秋期存历史事实。
其如西周期《何尊》（《集成》60）“王诰宗子京室”《驹形盏尊》（《集成》60作《盏驹尊》）“盏拜稽首日‘王弗忘厥旧宗子”“王佣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集成》8）“王子午择其吉金作鬃彝鬲鼎用享以孝我皇祖考”等皆可证两周期臣子或王子能够与其君论宗属关系并可以对其所出君主行孝享礼。
刘和先生还举出不少传世献所可证臣子可以与君王论宗属关系材。
如《左传·公二年》称“宋祖帝乙郑祖厉王。
”《国语·鲁语上》称“天子祀上帝诸侯会受命焉。
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夫佐受事焉。
这些史都说明诸侯可以以其所出王祖并国对其行孝享祭祀礼。
另据《左传·襄公十二年》记“吴子寿梦卒临周庙礼也。
凡诸侯丧异姓临外姓临宗宗祖庙族祢庙。
是故鲁诸姬临周庙邢、凡、蒋、茅、胙、祭临周公庙。
”杜预“周庙”云“王庙”;“宗”云“所出王庙”;“祖庙”云“始封君庙。
”这是认周代诸侯国不仅立有始封君庙另外还立有王庙及所出周王庙。
如宗法仅别子祖继别宗始则诸侯立所出先王庙便成无根谈。
而如依照“公子不得祢先君”规定则诸侯己国立先王庙就更是种悖妄举。
结合地下出土铭与传世献考证两周史实包含对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继承因素但更是对王国维所阐明现代历史学科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利用。
而利用史学研究方法学问题也正是王国维相关学问题研究重要特征。
例如《尚》《高宗肜日》学史上向有两说说高宗（即武丁）祭商汤所作说祖庚绎高宗庙所作。
王国维举甲骨卜辞“贞王宾丁肜日无尤”、“贞王宾甲肜日无尤”、“贞王宾武丁肜日无尤”等辞例指出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其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人而非主祭人”由力证“高宗肜日不得释高宗祭成汤”。
当然刘和先生提出以考信史事作研究学基方法并不味着史学方法旦引入就可以所有学问题。
还举上述有关宗法制讨论例其所涉及到历史问题与学问题样也十分复杂。
其制规定也很难持续数年而毫无变化和发展。
君统和宗统是不是从先周公刘期直到战国代都保持着合二统关系我们应该持变化立场看待它而这正是以往学们视角盲。
据《史记·周纪》“不密末年夏氏政衰稷不不密以失其官而彝戎狄。
不密卒子鞠立。
鞠卒子公刘立”则公刘应该生当夏末商初。
公刘又庆节、皇仆、差弗、毁喻、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共八代才传到古公直父。
古公宣父受薰育侵凌不得已率部众豳迁歧下。
至才贬戎狄俗营筑城郭室屋方始“作五官有司”。
按《周纪》述周人世系从稷到古公直父历夏商二代共千余年才仅有十余代前人研究其肯定有不少脱漏。
但古公直父传季历季历传王王再传武王这世系传承距西周王朝建立已很近当准确。
也就是说周人直到古公宣父代即殷商晚期才开始有比较规模政治制建设而上数至公刘期多只能是处从原始社会向明社会渡早期阶段其明发展程约只相当苏秉琦先生所说“古国”阶段所建立不是刚刚脱离部落形态较稳定早期政治体而已。
这候即使有宗法制其目也只能是系宗族血亲力量巩固刚刚建立起早期国统治。
显然这阶段如将君统和宗统分开强调君权抑制族权甚至出现分立派所描述君主绝宗形势不仅刚刚建立起早期国难以维持即君主人人身安全都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
从这角讲《公刘》所说“食饮”应正是早期国统治者还没有完全脱离民众尚能与民众打成片表现。
而“君宗”讲正是公刘既周人早期古国君主也是部族首领早期政治体就是这样借助血缘纽带维系。
君统与宗统然应是合二。
毛传以“君宗”以“宗”释“宗”不定准确“宗”就是以宗即视公刘宗族长但整体上应该说能够准确地反映早期政治运作历史特。
而郑玄定要将“宗”释作“尊”并无必要。
至西周王朝初建立当周人看就是场邦周对邦殷胜利。
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所控制地区面积周人都无法与商人相比。
这种政治局势下周人了巩固新兴王朝统治开始量分封周人姓和异姓诸侯到各地建立军事、政治据从而将原属殷商王朝广区域牢牢地掌控起。
周人分封原则按照春秋期周襄王臣富辰描述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具备血亲关系是分封对象首选。
富辰还进步总结了天子抚民两基原则首先是“太上以德”即强调高统治者身德行与能力二就是“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即利用血亲关系加强统治。
显然周武王刚刚建立西周王朝就迫不及待地将血缘关系撇开强调族权不可侵犯君权制造君统与宗统分立也是不现实。
但是族权君权毕竟有着天然两面性。
方面它确实能够对君权起到维护作用另方面它与君权也会形成相冲突态势。
恩格斯曾指出国与氏族社会差别是公共权力设立并且“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直接就是己组织武装力量居民”它是种“凌驾社会上力量”显然宗族权力不具有这种凌驾社会上、且与结成政治共体普通居民不再直接结合属性其所包含天然长成血亲关系必然会对权力身产生定危害。
春秋期曲沃代翼晋国政治竟然向着剿灭公族方向发展就是族权与君权剧烈冲突晋国国君政治选择。
这是西周以强调亲亲原则外另种政治选择。
这种政治现实下《礼记》强调公子不得祢先君只能别子另立宗统以至造成天子、诸侯绝宗情形是完全有可能出现。
当然将君统与宗统区分开应有其实现历史条件即西周王朝统治已逐步稳定不再要特别强调亲亲原则维护周王对王朝统治。
刘和先生所举臣子与周王明确论排宗属关系《何尊》及《驹形盏尊》（《盏驹尊》）代皆属西周早期或者属期前段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期以西周铜器铭就不再能够见到臣子与周王论宗属关系了。
其所举西周期铜器《善鼎》（《集成》80）“善……用作宗室宝尊唯用绥福前人”“前人”有简称“人”“神”等是铭常见对宗族或族祖先褒扬辞并不定指周王例如西周期《瘐钟》（《集成》08）即云“乍人宝协觫钟。
”瘼所出微史族是武王克商际才投奔周人与周王并无干系。
因而“前人”辞并不能用证明直到西周期以臣子仍可以以王己宗室祖。
君统、宗统分立应有西周王朝鼎盛期国力强历史背景其君权有比较客观外部环境实现强势压制宗权。
据铜器铭及传世献西周穆王统治期其国力达到鼎盛与包括王朝廷礼制各项制也得以确立反映册命铭上是行格式统且保持稳定不像西周早期铭行上往往很有性特色。
因推测《礼记》所君统与宗统分立或当发生。
但随着西周王朝衰落并终东迁方面周天子君权失了有效压制宗权能力而随着王朝力量削弱利用宗权维护王朝统治又成政治运作选项再强调君权与宗权分离并不利巩固周王统治;另方面宗权或是出天然血亲关系或仅是了宠耀众然也不会再遵守君统、宗统分立制。
是诸侯得以天子祖并行孝享礼现象又再出现至君统、宗统必然又再合二。
刘和先生所举君统、宗统合传世献及铜器铭材除前述几例属西周早期外其他各例所反映又都属东周以史事。
其记王子午享孝其皇祖考《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地器。
而《战国策》所孟尝君条已晚至战国期而且出冯谖所谓“狡兔三窟”计谋可见当诸侯别子立不立先王宗庙并无制规定纯粹是人行请立也可以立不请则然也可以不立。
另外《左传·襄公十二年》杜预鲁“周庙”“王庙”实有问题考虑并不周到。
按杜预分别“姓临宗”“宗”“所出王庙”“宗祖庙”“祖庙”“始封君庙”。
依鲁出王则鲁所立“宗”当即王庙而其始封君周公因祖庙即周公庙。
但前又以“周廟”即王庙如则“宗”与“周庙”二者王庙。
据《左传》“凡诸侯丧异姓临外姓临宗宗祖庙族祢庙。
是故鲁诸姬临周庙邢、蒋、茅、胙、祭临周公庙。
”但吴实出太伯并非出王从血亲关系上讲王太伯侄孙吴系周人从周人集团分出早王前。
因如将“姓临宗”“宗”释成“所出王庙”则鲁吴子寿梦卒临王庙显然不妥。
因仅从宗族角讲王实无统领所有周人格。
吴人可以奉太伯及太伯父古公直父祖但绝无奉王祖可能性。
因周庙绝不应该是王庙也就是说杜将“宗”或“周庙”都“所出王庙”即王庙极可能是错误。
诸姬并不都出王除了吴姬外还有燕姬出召公而召公也并不王出。
若《左传》所记姓诸姬临宗（周庙）制确实存则宗（或称周庙）应与任何周王都无关系它应是对前国期诸姬纯血亲关系种确认其所享孝祖先代上应远早西周王朝建立。
概而言王系以下无论君统和宗统是否合都不到与吴系关只能向上追溯两才能扯上关系。
王庙临吊不相干吴系或燕系姬姓子孙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可思异。
或者以认这正说明君统和宗统合二王系作周人君又是众姬宗因而有对天下众姬合族格和义。
但事恰发生鲁国而鲁并不是众姬宗。
相对周王而言鲁与众姬样不是宗支焉得有立王庙众姬合族格？因鲁所以姓临宗（或周庙）只能是出血亲关系相助恤与宗、宗宗法制无关。
又或以王系众姬世不迁宗吴姬、燕姬虽与王无关但皆姬姓宗因身宗王系就有了众宗合族。
但如严格从宗法制所强调宗、宗角讲王又显然并非系宗始祖又何得独王立庙对众姬行合族、收族义而不季历、古公直父或其他更早周人祖先立庙合族、收族？我们认如《左传》所“周庙”或“宗”真可以合所有姬姓族则唯可当庙主应该只有周人始祖稷。
据《诗·鲁颂·豳宫》鲁有先妣姜螈庙则鲁姬姓男性始祖稷立庙也应当是情理事庙临吊诸姬丧也就再合理不了。
若上述推证无误则杜所谓鲁立王庙说并不可靠。
据《左传》所谓姓所临“宗”宗所临“祖庙”及族所临“祢庙”三庙其庙主有远祖有始祖有父恰无所出王反倒正可以作君统、宗统二分说证据。
总宗法制是学史上老难问题将讨论局限学领域显然没有办法提出更方案。
刘和先生力倡从史学考信角对这些学老问题予以重新审视无疑是科学方法。
当然正如前所论早期明史史稀少又十分复杂不史必能够相支持这些史往往是不代记传播程又不断被不代学者所。
刘和先生《史学和学》对也明确指出“宗法君统宗统问题不能如简单了事不从这里可以看到金对学史上问题具有十分重要义”所论公允平实。
以上所述刘和先生利用考信古史方法对宗法制核心问题——君统与宗统是否统问题所做系统讨论所涉古史容主要发生早期国史领域。
而他《说及其反映史事》除量利用传统学研究方法及早期国古史相关记做系统考释外还使用了不少世界其他地区早期明史事以参证学这门古老传统学术入了全新血液。
据上公刘是约生活夏、商际周人首领《诗·雅·公刘》记录是他率领周人从邰迁豳程和史事。
据《史记·周纪》公刘期“周道兴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唐司马贞隐谓“即《诗·雅》‘笃公刘是也。
”有关《诗·雅·公刘》毛传和郑笺都做了比较详细释但他们西周王朝视角又将他们所习知儒政治理想渗透其结就把公刘描述成“充满圣贤气象雍雍穆穆君主”甚至以早公刘居邰周人就已拥有了三军制。
这些释都很难史实层面上予以考信也必然会导致毛传和郑笺很多地方难与《公刘》诗义相。
像商人即使建立王朝也还曾数次迁都。
因《公刘》所公刘邰迁豳事只有把它当作起早期历史上常见事件放其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揭开史事真相从而对诗所容及其义给出令人信释。
《说及其反映史事》刘和先生首先指出毛传和郑笺将公刘描述成位圣贤君主并且周人当就已有了三军制都不合历史发展客观实际这就相当给该诗义诠释定了基调子而这基调正是建立对世界各地早期明发展程充分认识基础上无疑也是准确。
《公刘》共分6刘和先生逐做释并考证其所反映史事认6完整记录了公刘邰迁豳全程写准备粮草与列队启行二讲到达豳地与当地人交往三讲公刘考察豳地地形并与周人商讨定居事宜四写公刘与周人宴饮并被推举宗族长及首领五写定居治理安排六讲建立永久性居室。
而这逐渐发展层次与古代部族般迁徙是完全吻合。
因有世界早期明史研究背景做具体考释刘和先生不少观无疑超了被奉诗圭臬毛传和郑笺。
例如三有“庐旅”句毛传谓“庐寄也”“庐旅”即寄旅是思对“旅”并没有做进步释。
郑玄则将“旅”释作“宾旅”因周人相对豳地人而言外客故称作“宾旅”。
“旅”确有宾旅义因这种释面上看并无问题但不免有将世现象置上古代嫌。
刘和先生则引容庚先生有关“旅”造义考释认“旅”象聚众人旗下形即“众”义但非乌合众而是有组织众人是由原始部族共体成员组成兵农合旗下众。
从世界早期明史看这种共体往往都是从氏族、部落等原生组织形态发展而。
而其用聚集成员旗帜也往往绘有熊虎等动物图像显然应与原始社会图腾标志有千丝万缕关系。
因《公刘》所谓“庐旅”“旅”不能简单地理宾旅或者军旅而应将它理血缘与地域合兵与农合“浑然分”早期共体。
显然这考释要比将“旅”简单释成宾旅或军旅都更准确与《公刘》所述史事历史语境也更加吻合。
又如四有“君宗”句。
从面上看“宗”是以公刘宗族长“君”是以公刘君这都没有什么错误。
但公刘代“君”是否已达到了世所理君主程从早期明发展史角当然又可以做进步讨论。
刘和先生引《逸周·谥法》“从成群日君”、《白虎通·三纲六纪》“君者群也群下所归心也”等史指出君古义应当是指这种能够让群众归心首领才发展出我们现所理君主义。
从世界上古明史角看样语例古代希腊也是存。
刘和先生举古希腊代“巴赛勒斯”词其义君或王但这词荷马代所指正是军事首领。
这与汉语“君”演化轨迹完全致。
显然《公刘》出现这“君”不应以世专制代君主视而应看作是原始社会晚期军事首领。
另外所描述公刘宴饮周人場面有“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又有“乃造其曹执豕牢酌用匏”表现正是周人族众共归心公刘情形。
因《公刘》所谓“君”其实际历史涵只能理周人推举公刘己军事首领而已不能简单地以世君主理其公刘社会角色。
这对“君”所包含历史容考释无疑是传统代学们难以想像。
再如五“彻田粮”句。
句“彻”与周人赋税制密切相关。
《孟子·滕公上》语三代税制称“夏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亩而彻其实皆什也。
”故历代学们见到“彻”往往就向周人税制方面理如郑玄句即谓“什而税谓彻”。
按如《孟子》所言无论是夏氏五十而贡还是殷人七十而助税率都是什。
因郑玄所谓“什而税谓彻”其实等什么都没说因针对夏氏也可以说“什而税谓贡”针对殷人也可以说“什而税谓助”至什么是“彻”并没有具体释。
实际上从《孟子》看彻与贡、助样都是交纳赋税具体方式而不是指税率。
关“彻”《说》释其“通”故历代学往往以释周人收取赋税方式包括贡和助二种即通夏商义。
古学商承祚先生则据《说》所“彻”古从鬲从又释其象食毕而“彻”。
徐舒先生亦谓“彻”“彻取”义。
所谓彻田就是彻取公社土地部分作公田而已。
刘和先生则举古代希腊有种田地叫做其原义就是“切割出”或“划出”土地。
这些切割出土地由荷马代军事首领、迈锡尼代国王及神庙所占有其产出然也归这些占有者所有。
显然这正是早期明社会赋税制得以产生种重要方式。
这对“彻”考释无疑提供了更多历史涵使我们对周人这税制质及代特征有了更加深入理。
刘和先生利用世界早期明发展史材考释《诗·雅·公刘》诗义并参证其所反映史事这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突破及其所取得成就对当代学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学作传统社会主流识形态是规包括学术活动切社会活动指导思想。
史学活动缺少了这指导思想甚或违背了这指导思想传统学人看都属离叛道然也就不可信据。
故传统史学各种评价标准“义例雅饬”是首要义而“考证详核”却只能居次席。
不所讲由学人史学却不是说刘和先生生居当代却还抱着传统学那套以己史学活动指导思想。
按刘和先生虽然精学和学并能有效地使用史学方法研究学老问题提供新思路、新见但他学术位却是史学并非学。
刘和先生曾著《史学和学》对国古代学与史学关系做系统、深入研究。
该他对史学和学关系做了方面总结。
是系统论述了学与史学二千余年发展和动历史;二是归纳出学史学研究3种义即提供、提供对古代献释、提供整理古代献方法;三是探讨了学史学研究价值局限;四是概括了学与史学相近以及相合处如都重视传统都对各学科容兼容并蓄都世致用等容。
尽管上节已述他对利用史学史事考信方法学问题深有心得并取得了卓越成就但该对史学学研究义却并没有特殊措和系统讨论这显然与他是以史学研究标谈学与史学关系有关是其史位必然结。
刘和先生由学入史学以史学其学术指归表现他学研究往往是史学追问旗帜下进行。
这方面可以举其《三朝制新探》例。
朝是古代君臣议论政事场所据《周礼》朝又分燕朝、治朝和外朝也可称朝、朝、外朝合称则“三朝”。
三朝制是学研究老问题刘和先生所撰《三朝制新探》对这传统课题做了系统讨论。
但他讨论三朝切入却是东西方政治体制对比问题回答是什么古代西方政治体制是多种多样却唯独没有出现专制君主制;而古代东方却仅出现种政治体制即君主专制体制？按古希腊城邦体制虽然也存着王权但又存贵族（长老）议事会和公民会从而对王权形成制约使无法发展成专制君主。
刘和先生指出国王和两会议并存从世界明史角看是由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向早期明社会演进程正常现象。
其国王是军事首领发展贵族议事会和公民会则由部落代长老议事会和全体部落成员会延续而。
那么国早期明演进会出现完全不情况下子从原始民主制跨越成专制君主制吗？刘和先生所以选择三朝制这学老问题做系统讨论是因三朝制存能够说明国早期明发展阶段样存着类似原始民主制残余。
国早期明發展既有其特殊容又遵守人类明演进般规律。
《三朝制新探》刘和先生首先运用学研究基方法对三朝名称、方位、功能做了详细考证。
但他讨论并不止否则就与传统学研究并无二致而是进步对三朝所体现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属性做更深入研究。
例如他引《周礼》郑考证朝路寝庭其重要功能是“图宗人嘉事”。
按《周礼·春官·宗伯》云“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礼亲成男女以宾射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礼亲四方宾客以脂礼亲兄弟国以贺庆礼亲异姓国。
”刘和先生据指出从嘉礼这6方面看朝是礼仪活动主要场所并且这些礼仪活动具有浓厚血缘关系特征参加这些礼仪活动多是与国君姓宗人和异姓婚姻甥舅并且活动还保持着乡党论齿伦理规则。
显然朝“定程上保存原始、以血缘关系基准礼仪”与早期国君主是由原始社会部落首领化而有直接关系由部落部血缘关系所导致原始社会平等伦理残余朝保留了下。
治朝即朝路门外相对朝路寝庭治朝路寝庭门外所以有献又称外朝但相对外朝而言有又可称朝。
治朝是周王与公卿夫每日议事、事及办事地方。
《尚·顾命》记了康王即位治朝和诸侯及公卿夫相见全部程其包括新王和诸侯相重新确认君臣关系相勉励对方恪守职事等容。
刘和先生指出这礼仪程君臣要相施礼说明还保留了定原始平等关系。
外朝外门（即库门、皋门）以门（即应门、雉门）外是国人可以随便出入地方。
国有事公布官员惩戒有罪者以及国人有冤情上达都可以这里进行。
因外朝面积肯定远朝和朝相当型广场。
外朝重要政治功能有三种即召集所有国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周礼》所记外朝“三询”其他传世献尤其是《左传》有明确记不应是向壁虚造。
考释三朝制基础上刘和先生进步分析三朝所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特征并与古希腊、罗马政权体制做比较指出朝是国君私人地但主要进行宗教和礼仪活动不是国权力心因而不能仅凭当存朝这种场所就将国早期明视作专制体制。
治朝才是国君和公卿夫议事场所但国君并不具有专制权力。
国事断要他与公卿夫讨论才能做出。
治朝某种程上与古希腊、罗马贵族会议和元老院相似带有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贵族体制性质。
外朝是国处危急或关键刻包括国君、公卿夫等全体国人议事场所“三询”所讨论都是关乎全体国人存亡命运重事件。
这里议事倡议者——国君当然具有定话语引导权力但定权全体国人。
显然就性质看国古代外朝与古希腊、罗马公民会呈现出某种程相似性。
由刘和先生指出国上古期与世界其他地区样都存着军事民主制代流传下民主制残余这方面是因军事民主制权力结构早期明发展程必然产生重影响早期国政权体制具体形式不可能是毫无历史传承条件下全新创造。
另方面与早期国都还没有发出较规模疆域和人口有关当全体国人都是构成国武装力量基专制权力发展必然要受到严格限制而普通国人或日公民权利、地位然能得到更有力保障。
不虽然上古代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形态其开始阶段具有定程致性但发展走向却呈现出很不。
据《周礼》所治朝（即朝）是天子和诸侯议断国事场所是王朝政治心。
《太宰》“王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治朝路门外群臣治事朝。
王视则助王平断”可见王朝重事件断是治朝进行。
治朝路门外门从空上看居君主私（路寝）与国人公（外朝）这种兼顾外空布局显然也是权力格局表现形式。
然据《礼记·玉藻》记诸侯制云“朝以日视朝朝。
朝辨色始人君日出而视退适路寝听政。
”郑玄“朝路寝门外正朝也”则诸侯虽视治朝（称朝据郑则当《周礼》所云治朝）但听政却路寝比《周礼》所云朝路寝庭还要私密。
《国语·鲁语下》“寝门妇人治其业焉上下。
”这种朝政断场所空差异反映正是政权体制性质差异。
据《周礼》则君与普通国人尚处分权状态国政权体制保留了定民主制属性。
据《礼记》则国权力已是君主私囊物呈现是君主专制政权属性。
刘和先生指出《周礼》和《礼记》所朝会制不正是上古国政权体制由保留较多原始民主制残余早期明体制向君主专制体制发展真实反映。
春秋以上包括春秋期君臣议事治朝屡有记录。
战国开始则不唯国君朝全体国人外朝不再见史乘即君路门外与公卿夫议事治朝也绝迹史所录。
因讨论国古代政治体制不古希腊、罗马发展道路三朝制消亡、议事断场所空移正是破这历史迷团把钥匙。
由学而终入史学不唯新史学问题得以旧学研究也由焕发出新学术生命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四、世界上古明视域下、史定位学研究传统国存数千年久不仅具有崇高学术地位还具有十分神圣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而从世界上古明史角看学则又不是人类其早期明发展阶段所培生出种学术化现象有其产生与发展主客观条件也必然要遵守学术发展般规律。
刘和先生对古希腊、古印等地区上古明都有很深学术研究这使他具备了不绝多数学者宽阔视野。
他看各国、各地区早期明发展阶段都会出现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学术思想。
这些学术思想既引领着知识界和思想们思辨、超越与突破以其核心所形成社会观念与社会实践对普通人社会生活也产生着重影响。
这些学术思想及培植、发展它知识活动与国“学”有着样属性当然也都可借国“学”名而概称。
例如《史学、学与思想》“序言”他就直称印上古明社会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宗教“学”对古希腊智慧学——哲学也冠以“学”名。
刘和先生对这种称名并没有做系统论述但这种“假（借）名”法无疑对我们己学研究具有重要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层面义。
从研究视角看它实现了观到外观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山。
只有外观才能把握认识对象全部看清认识对象整体。
不唯如观还往往味着不由主仰视而外观才能提供平等视角从而实现客观认知。
以古印、古希腊参照我们会发现学只是特殊国上古明背景下产生种历史现象它固然包含了圣贤们思辩和教诲要人景仰以及遵从。
但它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物只有把它放回到历史当才能得其真相才能更地认识它从而真正地吸取它所包含种种智慧和营养以现实。
显然这研究方法和视角换是推动学当代发展必要条件也是超越传统学研究前提条件。
对世界不地区上古明深入了赋予刘和先生以特殊视角反省国传统学术特并由深入把握国化精髓。
這不仅表现学领域还表现其他传统学术领域以及不传统学术领域——例如学与史学相关系理上。
这不仅国古代史们留下了浩如烟海各类史籍是其他任何明都无法比拟;还这史学传统呈现出不其他明地区史学甚至与当代历史学都相异其趣学术追和学术特征这也是有目共睹。
尽管有关国传统史学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评估当代仍有很争议极推崇者有极贬低者亦有。
但这学术化现象巨繁荣是不争历史事实当然也是值得深入讨论重学术课题。
而要回答这问题仅国化部打不免难识庐山真面目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多元化比较视角则无疑能提供相对完整思考。
回答《史学、学与思想》这论集得名由刘和先生以问答方式从古印、古希腊“”“史”关系出发对这问题做了系统讨论言虽简而赅收入是《史学国传统学术地位》又对这问题做了更系统专门论述。
他看国传统史学其发生及早期发展阶段实面对着迥异古印、古希腊史学成长和发展历史背景。
印占绝对支配地位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学”其对终极目标——“彼岸世界”关极地挤占了致力关“岸世界”史学发展空从而导致古印并无真正义上“史学”。
而古希腊尽管也有发达史学但史学样受到古希腊“学”——植根逻辑理性土壤哲学挤压。
哲学实质主义质使其学科属性上即具有排斥历史特。
尽管哲学界也有哲学就是哲学史说法但这哲学史并非哲学质变迁、发展历史只是哲学们不断接近世界质历史而世界质则是恒常是绝没有历史。
这与历史学将其认识对象——历史视作是变化、发展客体前提假设上是截然不。
哲学与史学这学科基础层面鸿沟定了哲学不以追现实世界“有限”价值其指归智慧而智慧才是古希腊哲人们倘佯思辨域真正乐趣所。
这种追“无限”智慧学虽然不会像古印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那样信仰层面就已不给史学留下些微余地但必然学术层面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根性影响。
古希腊哲学德谟克利特（约前60前357年）就断言“我们无所知;我们认识到切只是‘约定俗成而成真即因习惯而成真”“全部真理唯有‘原子和虚空”。
可以想像这种真理观语境下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然失了知识探寻义其所达至也永远不会是真理。
古希腊历史学们当然不能完全这种极端性真理观念但又不可能不受到定程影响。
有着西方历史学父称希罗多德（前809300年）虽略早德谟克利特但其著《历史》开即声明他写作目是“保存人类功业”“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丰功伟绩不致失它们光采”其所体现对特殊种群、特殊政治实体及般性世俗生活超越充溢里行。
虽然古希腊历史学不可能直接回答哲学所关实质主义问题但其所受哲学影响呈现出实质主义学术倾向也是显而易见。
反观国史学从开始就将它视角投向具体社会实践而非超越性实质主义关。
《汉·艺志》记“古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春秋》言《尚》。
”可以说国传统史学从其诞生期开始就把现实社会政治设定重关对象并赋予身以重社会政治责任包括监察（“慎言行”）和立法（“昭法式”）两基方面。
刘和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国史学传统与古希腊史学传统这重差别并籍进步指出国传统学（乃至子学）都有其赖以成长共历史主义土壤坚信“真理只能从变化动态把握”从而有着与古希腊学术传统相径庭“反实质主义”学术倾向。
这观无疑对当代包括学、史学、子学等整国传统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当然刘和先生指出西学术传统这差异限其释《史学、学与思想》这论集标题主要是阐明研究国传统史学离不开学义。
但如我们换角这论述实际上也正阐明了研究传统学样离不开传统史学这根性问题。
清末张洞所谓“由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今天立场反观言其应主要包含思想史义即以学作评价位学者史学成就根标准;当然也包含定史学义因学研究也能发挥史学研究提供可靠保证作用。
不明学献何作、何人作、何所以作等学基问题擅用其所史考史便难免附会穿凿。
故其《目答问》“略例”明确史部籍选择标准是“义例雅饬考证详核”也是从思想性和史实性两方面讲。
不如我们发生学角看学与史学关系实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顺序和逻辑顺序。
尽管今、古学关孔子“述而不作”谓有不释但五原始都出现孔子前是都承认历史事实。
五《》《春秋》都属史学献。
如说《》还具有历史档案性质《春秋》则已属成型史学著述。
外《诗》也有不少诗史性质作品。
因从产生、献生成角看儒学形成史学无疑是其重要知识。
刘和先生针对学植根历史主义土壤论述以及国古代哲学（包括学和子学）是“历史智慧学”总结无疑学研究当代发展提供了超越传统学人史学视角。
当然清学诚提出“六皆史”说已献归属、论学方式以及学术研究社会价值等多层面对史学质性做系统表述。
但深刻揭示出传统学和子学所体现“历史智慧”属性从而将学学术根深植史学认识恐怕还是“六皆史”这传统旧说所无法涵括。
尽管都具有人思考属性但史学与宗教、哲学反思人途径是完全不。
史学是全方位关人世俗生活学术致力从人类以往实际生活实践寻、归纳出普遍原則从而人现实生活指明方向。
宗教是通创造超越世俗神批判性地反观人并通神权威确立人规维系人类生活使社会不致人欲泛滥下走向崩溃。
哲学则致力从世界质角人类演生出普遍原则从而超越些世俗纷扰达至“澄明”境成就写“人”。
显然做种超越世俗权威存宗教带给史学必然是挤占甚或是打压。
而哲学作智者游戏它虽不脱离人身但脱离人世俗情趣样具有突出超越属性。
从它视角也只能投给世俗学——史学略带鄙夷情。
但如仅是如宗教外部强加或如哲学仅仅标出人类生活超越性然不足以反映全部人类生活其所规定或所发现“人”必然普适程上要打折扣。
人毕竟不纯然只具有趋超越精神属性亦样具有致力生存物质属性。
尤其信息技术高发展当代以及可以想见识形态、社会舆论传播形态平面化、心化已呈不可逆势因仅从社会精英所追超越层面回答人类社会“人”问就提问层面看显然不具有全面性;就回答层面看必然也难具有普适性。
而全方位关人类切生活史学必将回答这追问程日益呈现出越越优势。
从这角讲刘和先生从上古多元化视角对国传统史学发生及发展历史背景所做深入探讨我们重新评估这悠久学术化现象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以上是笔者学习刘和先生相关论著心得体会。
先生学深识卓非余生子所能妄拟因定有量达、误乃至唐突地方唯望先生哂置。
[作者许兆昌（968年）吉林学学院教授吉林长春3000][收稿日期09年0月30日]（责任编辑李媛） 相关热词 学探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