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班主任工作的哲学依据_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
儒家所掌管操控的礼乐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着将野蛮之人提升为文明之人的历史意义。
这套符号不仅确立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丰富和传达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并最终以诗、乐、舞的形式为中国的古典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家在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的天人关系的架构中展开自身的思想体系，独任清虚、绝礼去仁，以幽深微妙的言语、高蹈隐逸之士的心态关怀人情世相，追求返朴归真。
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如建立“兴、观、群、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如形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写意风格。
班主任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建筑师，班主任工作是对学生的身心施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感化。
随着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自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外来思想的冲击，现时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这给班主任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难度。
我们在纷繁的应对中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手足无措，时而志得意满，时而惊恐万分。
悲喜交加的我们不甘于在困惑中沉没，于是，一面研究新时期的青春物语，一面回溯历史寻求传统的精神支柱。
劈开历史的繁芜，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彰明较著与博大精深锁定了探求的目光，撷略取微，愚以为儒道的消长互补可以作为繁杂现实工作的哲学依据。
一、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 “仁者爱人”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儒家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仁”最主要的含义是“爱人”，孔子“爱人”的目的是“惠则足以使人”，即为了得民心，以更容易治理民众，缓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孟子也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认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教育中的一切技巧和方法，离开这一基础都将变得苍白无力。
一个对学生冷漠无情的人，是根本无法实行教育的，更谈不上教育艺术。
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管理；没有爱，就不能掌握成功教育的管理方法。
儒家还崇尚“忠恕之道”。
“忠恕”意义有二，其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学生发展了“恕道”，成为“矩之道”，可以表述为：你所讨厌的上级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你的下属；你所讨厌的下级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你的上级。
这就叫君子先做出榜样，以便大家都来学习榜样的道理。
不难发现，儒家的“忠恕之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际交往（当然包括师生之间）中“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矩之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论的“换位思考”、“理解万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自然而无为，道无形而实存，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道家对“道”的追崇可以理解为是对客观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具体到人际交往就是对客观的“人的本性”的尊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道都注重对“人本”的探求和尊重，只不过“仁”更侧重主观情感，而“道”更强调客观存在，二者是互为补充的。
二、儒家的“礼乐教化”和道家的“无为而治” 儒家思想着重礼乐和道德教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这里的“礼”我们可以理解为秩序，具体到班级管理中就是班级规约的制定和执行，如学习目标的制定、奖惩措施的落实等。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似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意即，领导者如果以德治路线来进行管理，那么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位居于天的中枢，而其他星星都会围绕着它而转动，这种比喻颇生动准确。
一个班集体中，如果大家都能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围绕着班主任的目标、宗旨、价值观、道德规范而行动，那么这个集体必定处于最佳状态，而欲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德治”，即用道德引导他们，用规约来整顿他们，那么他们不但有进取之心，而且会做到人心归服。
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人性化”，一个班规要既具有一定的规范约束力，又不能流于形式或失于人心。
“一熨斗烫平”非长久之计，“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才是更高的境界。
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老子所谓“有为”指违背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则）的“妄为”、“强为”，而“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加强制的状态、过程和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精神境界。
比如老子反对法令滋彰，认为国家政权为管理人民而制颁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为回避、利用这些法令、规章而采取的手段越多，国家为禁制人民而使用的刑罚越繁苛，人们的反抗越强烈，社会也就越乱，越不安宁。
老子也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
他们认为，以德、礼治国，和以政、刑治国，同样是有为。
他们认为要想使国家安定，民风淳厚，最好是“绝圣弃知”、“绝仁弃义”。
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为班级管理中的也应反对“法令滋彰”――班级规约的繁杂紊乱以及管理方法中事无巨细的量化操作都不足取，如小学初中实行较多的“百分制”、“千分制”到了高中就应该简化虚化或废弃。
其次，作为班级领导者的班主任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班委或同学，做到分工协作，职责分明，各尽其力，各展其长。
班主任看似清闲，却能把整体及所辖部门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
反之，如果班主任大事小事皆要亲自过问，则会使工作顾此失彼，贻误全局。
更不利的是，班主任事事过问，还会束缚学生的手脚，使他们养成依赖心理，失去工作责任感。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学生和一个班级。
所以，儒家的“礼乐教化”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可以各取所长，互补为用的。
三、儒家的“和为贵”和道家的“弱用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坚持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识，却不肯盲目附和；而小人则一味附和，却不肯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
孔子这里所说的“和”是追求对立面的协调、统一。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意思是，礼仪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最可宝贵的也在这里。
因此，作为班级的领导者当然要有“和为贵”的思想，应当具备维持“和为贵”的能力与技巧。
如前文所提，现代师生、生生关系的多样化、复杂化会使得矛盾多样化和复杂化。
特别像全员寄宿的学校学生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尤为突出，如个性交往的不同、卫生习惯的差异、作息时间的错位等。
当然，我们主张“和为贵”，并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也不是排斥竞争，孔子主张“和”也不是排斥竞争，只是其思想主流是“和”而不争，排斥的是无序的竞争，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否则就无法前进与发展。
《老子》认为事物是运动的，对立着的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各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强和弱、大和小、先和后、刚和柔……莫不如此。
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他把这概括为“弱用论”。
对于弱者来说，内而同仇敌忾，外而得道多助是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以正治国”，尽量加强自己的实力，是以弱胜强的基础；“以奇用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有效手段，以弱胜强要后动制敌等等。
像这样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以弱胜强术，在班级管理特别是学习激励中可见奇效。
如“内而同仇敌忾”可理解为全体同学的齐心协力；“外而得道多助”可理解为老师的解惑答疑；“以奇用兵”可理解为学习方法的灵活多变等等。
总之，对学习成绩优异的渴望是每个学生个体和班集体的共同愿望，但无论如何，班集体中个体的学习成绩总有高下优劣之分，而“弱用论”的借鉴可以激发每个学生的积极性，让暂时领先者胜不骄，让暂时落后者败不馁，从而营造出整个班集体学习风气上的争先恐后，力争上游。
因此，我们也可把儒家“和为贵”和道家“弱用论”对照参看并兼而修之，不同的阶段发挥各自的功效或融合使用。
总之，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道家则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两种境界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相互批判、彼此消长的动力形态，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从二者的相互批判、彼此消长中获取融合的信息，作为具体德育工作的哲学依据。
【温在权，浙江省温州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责任编辑/赵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