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发展演进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演进图谱。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呈现渐进式、阶段性特征，研究重点大体上经历了“基本制度”（1949—1978年）—“经营机制”（1978—1992年）—“企业制度”（1992—1997年）—“所有制结构”（1997—2002年）—“实现形式”（2002—2012年）—“实现形式2.0”（2012—至今）的演进过程;从横向来看，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性领域和关键性议题初步形成了“一体三翼”的研究格局，即 “基础理论”“性质结构”“实现形式”和“生产效率”四个方面。在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方面，至少可以思考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在核心命题层面回应“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二是在基本事实层面客观认识传统公有制与传统私有制的现代转变;三是在问题导向层面回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诉求;四是在价值归属层面重申所有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所有制 中国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9—0013—10。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①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最具“中国化”的代表性。尤其是1978年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围绕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情况，逐渐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由于所有制问题关涉国内外不同群体、不同部门之间的物质利益，因而又具有深刻复杂的意识形态性。反观我国学界，目前已就所有制的经典理论和实践过程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因此，我们尝试回顾相关研究进展并就其中几个关键议题进行讨论，以期共同推动这一议题的时代发展。

一、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况与演进线索。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可谓是“百家争鸣”。从研究队伍来看，既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场坚定、基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又有一大批观点鲜明、影响广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和论证拓展了所有制问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深刻影响了我国基本經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从研究特点来看，所有制问题研究呈现渐进式、阶段性的特点，表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历届党代会的推进而不断出现新议题，并通过实践要求不断反思所有制基础理论本身，从而在研究图谱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演进线索。

1.基本概况。

就“所有制”的问题域而言，在CNKI关键词搜索框中输入“所有制”一词后，系统自动反馈相关检索词条，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产权制度”等。上述关键词基本反映了当代所有制问题研究的大体轮廓，且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知名刊物。

所有制问题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深化。在理论上，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新篇章。1978年董辅礽率先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并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反思传统所有制理论中全民所有制只能有“国家所有制”一种形式，分析了“国家所有制”中“以政代企”和集体所有制中“以政代社”问题，并建议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离”，由此揭开了学界关于所有制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在实践中，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探索，人们意识到经营形式改革可能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于是城市也相应地进行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形式改革，“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成为80年代国企改革的两条基本思路。顾钰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72页。当年，以主张企业承包而闻名的杨培新被称为“杨承包”，以主张股份制改革而闻名的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在这些“热词”的背后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讨论，即究竟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线还是以所有制或企业改革为主线，前者通过放开价格盘活市场，突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后者则通过所有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激活生产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在上述探索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三种取向：一是反思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经典理论并尝试作出新阐释，如《论“社会所有制”》（于光远，1994）、《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兼评谢韬、辛子陵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试解》（王成稼，2007）、《再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涵义——兼评王成稼研究员的有关诠释与观点》（卫兴华，2008）、《鉴别两种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胡德平，2017）等;二是重新澄清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原则，如《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吴宣恭，2013）、《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周新城，2018）等;三是结合我国所有制领域改革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作时代化理解，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刘国光，2011）、《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发展》（顾钰民，2012）、《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程恩富等，2015）等。此处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其研究指涉均是我国所有制改革问题。从中可见，所有制问题意义之重大、涉及面之广、关注度之高，单是吴小平《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2018）一文就足以引爆网络，更遑论学术探索与争鸣之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