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活到多_杨永泰:蒋介石身边的“活诸葛”
蒋介石的第一高参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17岁考中秀才，22岁到北京政法学校专修法律。
两年后，杨永泰学成回到广州，任《广东报》记者、编辑。
他思维敏捷、文笔雄辩，很快成为广州的名人，并开始涉足政坛。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大权，不肯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南下广州组建政府。
孙中山很赏识杨永泰的才干，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的财政部长。
杨永泰接到任命后，迟迟不肯上任。
因为当时广州有两股势力，一股拥护孙中山，另一股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派。
这些人虽然也是国民党人，但在很多问题上不满孙中山，他们属滇桂军阀，盘踞广州已久，势力比孙中山大得多。
不久，孙中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愤而辞职。
杨永泰又被西南派举荐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杨永泰见西南派兵强马壮，便走马上任，一年后升任广东省省长，可谓官运亨通。
然而，好景不长。
西南派排挤走孙中山后又起内讧。
政局变幻，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崛起。
1921年，孙中山重建民国政府，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杨永泰自知无法立足，便潜行北上，最后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
随着国民革命军节节向北推进，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个人野心日益膨胀。
1927年4月，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没过多久，因内外交困，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8月宣布下野。
南京政府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牢牢把持。
寓居在上海的杨永泰见此情形再也坐不住了，他毛遂自荐，向李宗仁等献上一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主张，并表达了想再度跻身政坛、效力于政府的愿望。
李宗仁却说：“此人虽具才华，可是立场不坚定，只重眼前利益，不讲原则，如何敢用？”杨永泰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继续蛰伏，静等机会。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返南京执政，任命心腹熊式辉担任淞沪警备司令。
熊式辉在广州时同杨永泰要好，上任后找到杨永泰，对他说：“畅卿兄，现在是蒋总裁执政，终于到你大展拳脚的时候喽！”熊式辉的一席话，说得杨永泰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蠢动起来。
杨永泰这几年虽然蛰居未出，对政局变化却了如指掌。
他敏锐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系对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形成极大威胁。
杨永泰向熊式辉阐述了自己对政局的分析和看法，并写出了应对之策，请熊式辉转呈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杨永泰呈上的书信，不由得眼前一亮，惊喜地说：“真乃子房之才，诸葛再世！杨永泰在哪里？我要马上见他！” 蒋介石为了表示礼贤下士，亲往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官邸与杨永泰见面。
蒋介石连忙上前拉住杨永泰的手，动情地说：“吾辈革命，倍感艰辛，每日思贤，几若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实乃天助我也，请先生一定大施管乐之才，为民国革命献计献策！” 杨永泰受宠受惊，几乎落泪，说：“杨某奋斗半生，坎坷未遇，今日始得见明君，日后定当肝脑涂地，以报总司令知遇之恩！” 铲除各路诸侯 蒋介石问杨永泰想在南京政府担任什么职务，杨永泰谦虚地说：“我倒不在乎职位高低，只要能效力于总司令，我就心满意足了！”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担任自己的贴身秘书和谋士。
由于战略得当，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却不买蒋介石的账。
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
这时，杨永泰再次献策，说：“目前最为紧要的是――削藩！” 蒋介石听罢，眉毛一扬，眼睛里立即放出光芒，问：“此话怎讲？” 杨永泰将自己的“削藩”策略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带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举行祭告典礼。
蒋介石在祭礼上抚棺恸哭，泪如泉涌，弄得其他人也频频落泪。
通过这次祭灵大典，蒋介石将自己“孙总理正式代理人”的身份深深植入人心。
不久后，蒋介石又主持召开国民全体代表大会，会上，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国家财力紧张为由，申请对各路诸侯裁军。
一提到裁军，李宗仁和白崇禧首先不服，随即挥兵起事。
蒋桂战争爆发，一场激战后，桂系很快败北。
接着冯玉祥、阎锡山又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
仅用了3年时间，蒋介石就将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摆平，了却心头大患，杨永泰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立下首功。
逼迫红军长征 蒋介石“削藩”成功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摆在面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日益壮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但都失败了。
蒋介石问杨永泰：“畅卿，在你看来，我们怎么做才能取得剿共成功呢？” 杨永泰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慢慢开口讲起来：“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
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
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两个字，一个是“三”，一个是“七”，又继续侃侃而谈：“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
对贫穷困苦孤寡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
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之基础上，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政策。
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定会初见成效。
” 杨永泰的“剿共”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一听大喜，当即照此实施，任命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
杨永泰走马上任后，大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很快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出政治威力。
加上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及时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却。
1933年5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杨永泰随赴江西，担任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
蒋介石想调集重兵100万，用十倍于中共的力量，将红军赶尽杀绝。
可在调集军队时又面临军费严重不足的难题。
杨永泰听说后，急忙给蒋介石打去电话，提出了一个“禁烟督察”的歪点子。
所谓“禁烟督察”，其实就是打着禁烟的幌子，将鸦片实行全国专卖。
这个办法虽然高明，却见不得阳光。
蒋介石在电话里连连称好。
经过几个月运作，全国各地的禁烟督察都为蒋介石送来了雪片似的钞票，“剿共”军费困难得以解决。
第五次“围剿”终于打响。
这次“围剿”同时向全国各地红军展开进攻，重点“围剿”中共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
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杨永泰则在后方一边大肆鼓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理论，一边散发反动标语传单、排演反共戏剧，同时大搞赈济、惩治劣绅等活动，以制造影响，收买民心。
杨永泰还亲拟了一份《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同时提议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 国民党对红军第五次“围剿”政治宣传到位，蒋介石军队进展顺利，战果显著。
中央红军则受到重创，被迫从江西根据地撤出，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兵不血刃夺四川 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在总统府召开盛大庆功会。
庆功会闭幕后，蒋介石拉着杨永泰的手走进自己办公室，说现在中共红军已被赶到云南和四川的不毛之地，清剿工作就留给当地武装做吧。
蒋介石倒了两杯白兰地，和杨永泰碰杯后一饮而尽，问道：“畅卿，下一步我们需要做什么？” 面对荣誉、掌声和美酒，杨永泰并没有完全陶醉。
他放下酒杯，说道：“目前内患已不足为虑，外患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杨永泰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东北被日军占领，华北日益危机。
一旦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天府之国四川必将成为大后方。
但四川大小军阀割据称雄，民国政府中央还很难插足其间。
为了今后长远打算，他建议蒋介石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红军，二来中央军队可以乘机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
蒋介石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称赞杨永泰目光长远，是鲜见的国士之才。
不久，蒋介石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命杨永泰为重庆行营秘书长。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四川西南地区，杨永泰本想以剿灭红军为由，派中央军入川，却被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军阀刘湘领兵拦住了。
刘湘认为川军兵强马壮，剿灭共军不需要中央军的力量。
中央军对刘湘这样的地头蛇，也无可奈何。
没过多久，刘湘“剿共”连吃败仗，这才知道中共红军的厉害，只得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要求，但又要求以中央军不得派兵入川为前提。
蒋介石接到刘湘电报后，踌躇不定，杨永泰献策说：“目前应同意刘湘的所有要求，答应给钱给军械，我们也提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政府要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扎重庆！” 刘湘觊觎着蒋介石的钱粮军械，觉得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便答应了。
1935年1月，蒋介石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入川参谋团，指导川军抵抗红军，贺国光担任团长。
贺与川军实力派刘湘、杨森等有同学之谊，容易被对方接受。
杨永泰带领贺国光和他的参谋团入川后，首先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
省政府组建完毕，杨永泰又趁热打铁，向刘湘建议打破四川大小军阀的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四川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任免调动，皆由省府重新安排。
刘湘对杨永泰的建议拍手叫好，心想18个行政专署的专员都是自己委派的亲信，四川的政权不还是在自己手里吗？可他哪里知道，他的那些亲信大多已被杨永泰争取过去了。
这些暗中投蒋的督察专员到了各自的专署，都纷纷组织各种县政训练班，从训练班毕业的亲蒋人士都被安排在四川省的各个部门。
就这样，杨永泰不费一枪一弹，便架空了刘湘，牢牢地控制住了四川政权。
杨永泰又建议蒋介石仿照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
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
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学员们进行拉拢分化。
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了蒋介石。
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杨永泰又向蒋介石提议，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饮弹江汉码头 杨永泰“削藩”、剿共和夺川这三步棋都走得很漂亮，此时他已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此时的杨永泰可以说是权倾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重要的军政文电，都要经他先行过目才转蒋介石，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得先经他的批准。
杨永泰成为蒋介石的红人后，先后与国民党要员张群、黄郛等人结成新政学系，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别，国民党党政委员会的6个处长就有5个出自新政学系门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一直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当时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
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势力被荡平，蒋介石越来越不满意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一直暗中谋划削弱以二陈为核心的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认为这是削弱CC系的好机会，便同意了，并把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
杨永泰的这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冷宫。
各县设书记长，又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赶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
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系手中转到了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对杨永泰的这一做法痛恨至极，但由于杨永泰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行事，CC派敢怒不敢言，但暗下决心，一定要报此仇。
杨永泰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大红人，野心日益膨胀，甚至想逐鹿国民党行政院长。
CC系这下急了，很多垂涎此位的高级官员也纷纷弹劾杨永泰。
蒋介石最终把行政院长的位子给了自己的襟兄孔祥熙，杨永泰心里十分难受，以出国看病为由向蒋介石请求辞职。
这些年来，你为党国操心过度，劳累成疾。
这样吧，现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位置空缺，需要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担当此任，你就到那里施展一番拳脚吧！”蒋介石这样做，一是为了平息众怒，二来也想让杨永泰独领一方，在地方上有所作为，以后进一步重用。
1935年12月，在蒋介石的一手安排下，杨永泰安稳地坐上了湖北省主席的位置。
他到湖北主政后相当勤勉，博得了湖北不少人士的好评。
但杨永泰干得越好，CC系的人越不能容他。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出席宴会。
宴会结束后，他在汉口专用轮渡码头准备返回武昌，突然冲出一名刺客，朝其连开数枪。
杨永泰应声倒在血泊中，临终前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说完便咽了气，终年56岁。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后，在全国军政界引起强烈震动，蒋介石更是十分震惊。
不久，国民党秘密侦查厅宣布破了刺杨案，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受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刘芦隐指使；刘已在上海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永泰遇刺案，实际上是CC系一手策划的，却拿已病逝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刘芦隐做了替罪羊。
杨永泰死后，民间开始流传一副嵌名对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卿幸已死，民安国泰”，横批：“杨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