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话语\表演政治和中国经验
摘要：本文以陈小眉的两本学术著作《西方主义》、《正角登场》和新书书稿《奠基伟人的回归》(暂定名)为基础，讨论了贯穿于迄今为止她学术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面相：个体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以及对蕴舍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政治性和戏剧性的强烈关注。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思考，陈小眉将革命和后革命中国的文学、文化乃至政治事件编织进了她的中国故事之中，并且不懈地向汉语和英文世界的读者们讲述这些不应被遗忘的社会历史和现象。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1—0046—09。
美国著名汉学家陈小眉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东亚语文系，担任该系系主任，同时在比较文学系、戏剧舞蹈系、电影专业兼任研究生指导教授。1981年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她正是带着一种那个时代的非常典型的“西方想象”，即想把西方最好的学问，尤其是理论思维学到手这个目标走出了国门。
陈小眉在美国的第一站是摩门教大学杨百翰大学，她进入了该校的英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她发现当时在英文系中最流行的理论话语是“后结构主义”，但是在一所摩门教会大学里讲“解构主义”(deeonstruetion)又是和他们以上帝为中心来解释世界的宗教办学宗旨格格不入的，所以那时老师讲这个题目也有很大风险。这给了她一个启发，原来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十分闭塞并有很多禁忌，没想到在所谓最自由的美国课堂上，也同样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管束。而且，她最尊敬的老师，那些最先锋的学者，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摩门教的主流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反抗姿态。这使她认识到理论的建构实际上是本人的社会经历与整个社区、甚至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一种对话，而其中那些具有抗衡性的话语往往最具有吸引力。八十年代末，她以论文和讲演的形式提出“西方主义”的理论，力图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叙述框架，质疑西方的话语霸权，同时也想对中国的文本形成自己的一个说法，用中国的视野来看世界，而不是用西方的话语来主宰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这一理论建构的结果是，英文学界发现终于有了一个非西方的学者来挑战西方权威话语。所谓“挑战”不是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故事，而是根本地质疑西方话语自身的困境及内在于这些话语内部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陈小眉教授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China)早已成为一些海外汉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演艺学(performance studies)等学科的经典读物。学术界评论者认为本书是对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有力回应，它立足于中国语境，首次提出了“西方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存在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西方主义”案例做了广泛而深刻的论析。此书就新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特定现象——对西方文化乐此不疲的描绘以及对自身文化往往非常消极的刻画等，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解释。相比流行于西方理论界的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视野和方法，作者则从一个更为复杂的角度出发，检视了东西方世界在文化、政治上的种种关联。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中，西方世界往往主导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挪用行为，并以此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意图和目的。而本书作者通过“西方主义”这个概念，想要强调的重点却非常不同：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对西方话语的挪用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放效果。作者认为，当下批评界对“东方主义”的指控往往过于简单，同时严重地忽视了跨文化及多元文化关系中存在的复杂性。她以中国当代文化为例，仔细考察了从电视纪录片、莎士比亚戏剧、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直到旅居海外作家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等一系列形态各异的文化作品与现象。同时她还将中国研究(或汉学研究)放置进西方理论话语——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学阐释学——构建起的复杂语境之中，从而凸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研究东西方以及当下存在于两者间无法回避的符号关系时，中国研究(或者汉学)的方法正好能发挥一种积极、重要的作用。《西方主义》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重构了跨文化挪用以及后殖民主义论争等焦点问题，进而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模式。
《西方主义》一书的出发点即在于回应有关跨文化挪用研究中的种种争议，特别是回应跨文化挪用中可能会对“他者”产生错误感知这样一种认识。陈小眉在书中以《河殇》这部充满争议的纪录片为例，指出其努力刻画“科学和现代的西方”形象的行为，往往被过于简单地认为宣扬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因为，如果考虑到“后毛泽东时代”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么这种“西方主义”的行为就可以被看成是某种有力的反官方话语，并被中国知识分子用来讲述那些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方面不能谈论的事物及想法。这样，西方“他者”就成为了一个政治解放的隐喻，以对抗集权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压制行为。虽然“西方主义”有时被认为是全球的、“中心”的话语，但它有时同样也可以被用作“边缘”的话语，并被用来对抗某一特定文化中处于中心的统治力量。在这样的特定情景中，僵化地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就有可能使本土作家丧失话语权，不可避免地支持了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力图维持的现状，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这种形形色色的西方“他者”恰恰就是自身内部反对声音和力量的有力同盟。
为了进一步阐释西方事物的积极作用，《西方主义》一书还考察了后毛泽东时代的西方主义式戏剧。作者指出当时被重新搬上舞台并被广为接受的西方戏剧，诸如莎士比亚、易卜生和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正好充当了反官方知识分子话语中的他者。而且它们也确实有力地挑战了文革之后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作者指出，这些相距甚远的西方文本之所以获得流行，是因为它们传达的生存体验正好契合了1980年代前期中国观众的生存体验。因此，这些观众往往是“误读”了诸如《麦克白》、《李尔王》、《一报还一报》、《威尼斯商人》、《培尔·金特》以及其他类似文本，把它们与亲历的文革创伤性经验联系了起来。而这些西方剧作的成功排演，也绝非意味着中国观众将欧洲的殖民主义强加于自身。与之恰恰相反的是，通过对西方他者极为巧妙的“误读”，“东方”“反帝国主义式”地挪用了“西方”，并借此来追求自身的政治目标。正是出于这个最终目的，中国的戏剧家、批评家和观众才能使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手段合法化，同时通过再现一个戏剧化了的西方“他者”形象，成功地解构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