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官员的选任标准
摘要：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监察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察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保证了监察官员的素质，使监察机关的效用得以有效的发挥。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4－０206－02。
由于监察官员特殊的政治身份，自监察制度确立以来，历代朝野上下都十分重视其任选。强化任用标准，是加强监察官员管理的第一步。综观我国封建社会对监察官员的选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在个人品质上，应当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尽忠职守。
嫉恶如仇、不畏权贵、清廉自洁、尽忠职守，这是监察官基本的品格要求。所谓“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1]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尽忠职守、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敢谏敢言”的个人品质，方能起到表率作用。
监察官以纠劾百官、讽谏君主为主要职责，如果上畏君主、权臣，下重功名利禄，则根本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选任监察官的首要条件必然是刚正坦直、不阿附权幸、敢于直言进谏。汉代作为选官主要方式的察举制度正是以荐举谏官而开其端。文帝二年十一月， 因有日食现象出现，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人主之“不逮”。 此诏所征监察人才，其监督、劝谏的对象是至上的天子，若非有置生命于度外勇气的人，是绝不能胜任监察官职位的。《册府元龟·宪官部》的“刚正”和“直谏”两条载有先秦至五代的刚正直言监察官吏三百多人。《渊鉴类函》卷8曾说：“秦汉以降，御史莫不用刚果劲正之士。”西汉孝景帝时郅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后迁为中尉，“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汉宣帝时严延年“以选除补御史椽，举待御史。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幼奏光‘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汉代魏相，“为人严毅”， 宣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一举荡平专权乱政的霍氏集团，为“孝宣中兴”之功臣，史称“孝宣中兴，丙（吉）魏（相）有声。”曾任太中大夫的刘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执。”[2]东汉后期的侍御史杨秉，先后任四州刺史，“以廉洁称”， 拒百万贿财于门外，尝以“三不惑”自许。“三不惑”者：“酒、色、财也。”唐代的权万纪“性强直，好直言。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以公事奏劫魏征、温彦博等。太宗以为不避豪贵，甚礼之。”宋元明清也把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作为选拔台谏官的首要标准。宋代司马光曾说：“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包拯亦言，监察官“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监察官员说：“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品。”他要求担负“六部”对口监察职责的六科给事中“不爱富贵”而“惜名节”，要求他们“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要“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为朝廷、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康熙帝一再表示监察官“若挟其私心，天下必不能治。”因而拣选监察官当以勤谨、廉洁、公正为必须，“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康熙四十三年规定，降级还级，革职还职者概不选取，监察官须身无瑕疵，品行端谨。乾隆御史曹锡宝在和珅权倾朝野之时，弹劾其家人，目标直指其后台权要和珅。监察官若没有“大丈夫”气概与高洁的品格做支撑，是不可能勇而为之的。
第二，在文化素养上，应当思辨敏锐、学识渊博、明晓律令。
古代监察的对象涉及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等很多领域，工作量大，工作面宽，对监察官员素质的要求也就很高。
《苏东坡集·后集》卷11把各朝选官制总结为：“三代出于学，战国出于客，两汉出于郡县吏，魏晋出于九品中正，隋唐以后出于科举。”监察官的选任更加注重才学。这里所指的才学，实际上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知识。司马光就选拔御史提出了三个条件，他说：“凡择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名惜节，次则晓知治体。” 前二个条件是强调其廉洁介直，第三个条件就是强调通晓治国之术。而明成祖更是果断地指出，选御史“宜用学识通达治体者”，“勿用吏员”。将御史与“吏员”区分开，就是要求御史不仅仅是个吏能之人，而且还应是一个知晓治国之术、有清醒的政治意识的治国之人。监察官员“学识宏博”、“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文词畅达”，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自隋唐创建科举制度以后，监察官多须有科举身份，绝大多数是从进士出身的士人或官员中选取。据统计，《旧唐书·良吏列传》中载良吏54人，其中有25人位至台谏，25人中有14人是科举出身，占了全部监察官人数的56 %。宋朝的台谏官90 %以上有进士身份，南宋时期即使偶尔有非进士者出任宪官，也须先“特赐同进士出身”。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一文根据《明史》列传等资料统计御史209人资格，其中，进士出身者180人，非进士者只29人，两者的比例非常悬殊；“而非进士者中，举人又占了多数”。其比例之高，可见统治者对监察官学识的重视程度。清代，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制：只有进士出身才可考选监官。顺治十一年规定：“汉官由贡生出身者，不准考选科道”。 康熙十九年上谕：“汉官非正途出身者，虽经保举，不准考选”。由科举而入监察官，除了对官员学识方面的严格要求之外，当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唐代以后的科举考试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品行考察，送乡贡者，须有五人连保，证明其品行端正，无奸恶前科。 第二，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义为必考科目，学生备考的过程即是一个接受儒家伦理、修养德性的过程。
监察官员代皇帝或宰相行使督察百官的职责，纠治不法，因此，熟悉法律自然成了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汉代《四行之法》规定：“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按章考问，才任御史。”汉代的察举制就设有明法科，以明法选任监察官，当时有不少人就是通过这个途径走上仕途的。汉昭宣时期的于定国，由侍御史迁御史中丞，再升迁御史大夫，历任监察官职。他的律学知识乃从小随父亲学习而得，父死后为御史。汉武帝时曾任御史的张汤和赵禹都以习法而见长，二人曾共同参与立法工作，编定《越宫律》、《朝会正见律》等。由这样的法律专门家来执掌风宪之权， 当是驾轻就熟。《史记》、两《汉书》所涉及监察官员中的绝大多数或明于法律，或好学习文，或由荐举入仕。例如，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以廉称。”后官至御史大夫、宰相。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征拜侍御史。”李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岁中拜待御史。”[2]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都御史王文因御史多缺，奏请从进士出身的官员选拔，左鼎、白圭等十余人，经考察，“晓谙刑名，皆授御史。”。
第三，在经历上，应当具有较丰富的从政经验。
一个称职的监察官既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要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要明察事理、洞晓世事、通达治体，否则，空有满腹经纶而无实战能力，仍然无法胜任。只有具备了在地方州、县或朝廷某些基层部门任职的经验，才能体察民情、通晓业务，了解为政之要和官场运作规律，一旦身居台谏，就能有针对性地施行监察和讽谏。因此，历代朝廷选任监察官无不强调要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凡经历过基层（特别是州县一级）锻炼而声望又较好的地方官员，往往成为增补监察官员的热门人选。因为这类官员既熟悉官情，亦了解民意，自然能更好地去履行他们所肩负的监察职责。
汉代御史大夫一般从郡国守相中挑选，如，汉宣帝时，黄霸为颖川太守，以“治绩为天下第一”，征为御史大夫。汉景帝时，晁错由内史而为御史大夫。汉代的召信臣“举高第，迁上蔡令。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复征为谏大夫”。王涣“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在温三年，迁充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岁余，征拜侍御史。”唐代不少著名的监察官，如张行成、杨惕、萧至忠、李峤、裴度、元稹等，都是经由县一级的丞、尉、主簿等提拔起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就曾明确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3]至宋代明文曰：“自今非曾任两任县令，不得除为监察御史。”张逸“进士及第，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授监察御史。明清明确规定，凡地方州县官吏政绩卓异者，经历一定任期后，可由地方上级官员保举，再经过吏部审核后方能调人京都，考授科道官员。明时， “进士年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御史职”。实际充任给事中之职者，一般都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还规定，“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清代监察官多由在任的京官和在外知县、推官等政绩卓异者，经内外大员保举，考试合格入选。一般要求京官历俸两年、外官历俸三年即“俸满”方可。经验和资历需要一定的年龄“资本”，年龄过轻者自然不得任职科道。但同时，经验老到而年已衰迈无所作为者，也无法受命巡视，执行公务，当然也被排除在外。清时规定，年过六十五岁者，不得保荐监察官。其在任科道官，若老迈不能办事者，也要被勒令休致。综合19史统计，在所有曾任监察官的七十多位循吏中，有近80%都曾有过地方（或朝廷基层）任职的经历；大多后来官至台谏的酷吏也有地方（或朝廷基层）任职的经验。如两汉的尹齐曾为“刀笔吏”，杜周曾做“廷尉吏”，严延年曾为“郡吏”，李章、周纷、阳球等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唐代酷吏傅游艺曾任“合宫主簿”、毛若虚曾为“武功承”。
以上概述的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监察官员选任的基本标准，也是我国历代选任监察官员时重要的参考，它是从监察官职责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自然不尽相同，而且还会因不同时代的需要而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对于各级监察官的选任方式方法亦有所异。
参考文献：
[1]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卷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范晔.后汉书[M]卷76，77.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卷45，选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