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初唐宫廷诗创作
摘要：唐太宗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然而帝王的角色又促成了他对宫廷创作的热衷和认可，使初唐诗坛存在一个诗论与创作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又合乎情理的独特现象。本文旨在探讨唐太宗对初唐宫廷诗的创作态度，揭示宫廷诗这一特殊题材在初唐风行的内在原因。 毕业论文网 /2/view—458960.htm 关键词：唐太宗；宫廷诗；诗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87—03 说到宫廷诗，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没有止境的”“堕落”一直是作为评判它的不二准则。虽然先生在论及卢、骆、刘希夷、张若虚之作时是以“宫体”之名一以冠之，然而就其结论来看，实在是认为张若虚以“宫体”之名的创作，完成了对梁简文帝、隋炀帝“宫体”的“自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之博识通人，于卢、骆、刘、张之属，径目之以“宫廷”，以示与粱、隋真“宫体”之区别。本文拟就唐太宗与初唐宫廷诗创作的关系作一探析，以求揭示这一特殊题材在初唐得以风行的内在原因。 一、“求人之情”、“有益劝戒”的功利主义诗论 从历史上看，在一个专制的王朝里，帝王的雅尚崇挹，经常是影响王朝盛衰兴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文学领域内亦屡见不鲜：汉武崇赋，班马荣宠；建安三曹，五言腾踊……诸如此类，皆是由于君王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决定的特殊现象。在初唐时期，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上官仪等一批宫廷诗人的出现，正是与唐太宗个人的政治魅力与兴趣爱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考察唐初宫廷诗，太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而太宗的政治态度、文学观念及个人的雅好又的确是此问题关键之所在。 太宗自十六岁“应募”“炀帝雁门”之围，历经起兵太原，攻长安，灭恭秦，破刘宁，败夏郑，直至喋血玄武门而登基，他大好的青春都耗在了鞍桥马上、兵戈画戟中了，于诗书无暇顾及，正如他自己所说：“少尚威武，不精学业”。但太宗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能认识到自己所欠缺的学业的作用：“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这里的“文”虽然主要偏重于有益于维护其政权统治的“礼教”，但“礼教”和诗、书确实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这一点从太宗即位后对“文”的尊崇和极力研习可见一斑：“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考当时之行事”；“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仍淹留，欹案观故典”。 作为一代君主，长其统治、永其基业当为一切行为之标准。太宗的从谏如流，礼贤下士，开疆定边并最终成就“庶几成康”之“致治之美”，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想象，在太宗“致治”务实理想的驱使下，文学亦不能超越其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和宿命。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目用黄帝之“咸池乐”与“帝喾”之“六英乐”及尧舜时之淳朴之风才能使人情笃厚，才得帝业永昌。“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以羽畋，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际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册，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直接表示凡属文论事，皆须“词理可裨于政理”。在此基础上，太宗于《帝京篇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的明儒立礼的诗论。这样纯粹的功利主义诗论不仅和“乖巧”、“酥软”、“文字的裎裸狂”完全不相关涉相反，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政治先决的条件下，太宗的立场、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不坚定。由此可见，倾心于“求之人情”、“有益劝戒”的文学是作为君主的太宗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态度。 二、太宗与文学创作主张相背的宫廷诗创作 但太宗的创作事实却与上述理论、立场、态度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全唐诗》录太宗诗68题，共98首，《外编》及《续拾》又补录10首。这百余首诗按张采民《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所说区分宫体诗与宫廷诗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都可划归到闻一多先生所说的“乖巧”、“酥软”一类。理论和创作的严重对立成为了当代学人关注的焦点，或褒或贬，都是针对这一类“咏物写景”的宫廷诗而发的。但如果将这些抑扬之论暂存而不论，则会发现大家对这一类作品“酥软”、“乖巧”的特点还是基本认同的，这说明太宗在创作上确实是写了大量的“烂熳”的使“人情”浇薄的宫廷之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试从太宗的为政与为人的角度作以下推论。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犹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之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之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生虽以“关中本位政策”考定李氏父系祖上皆汉人，然细究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之团体，实是由“少数西迁胡化之汉族”所组成。姑称陇西李氏为汉人，实是由于宇文泰“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文化发源之地”的目的而强名之。 据此考察太宗一生行迹，在他即位以前，颇有其陇西父祖之胡化之风。以下细节可略见一斑： “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勇敢果断，于长安一战“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曾自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言语中自然透露出其前半生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的杀伐豪迈之气。可以想象，此时的太宗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习传统汉文化的繁文缛节的。 而即位后的太宗，于君臣之间必要的礼仪、皇室王权的神圣等诸多方面，仍然是颇多率性而为的“武夫”式的粗疏之风：“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 《周诗》曰：‘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经》书云‘齐侯、宋侯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妄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务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太宗燕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煽。初嗣位，与郑公语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从胡汉民族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太宗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亦可视之为略近胡风的了。 如前所述，太宗以史为鉴，是明白“永其基业”当维以“礼”的道理的。然桎梏既少，在以“礼”治国的过程中，其胸怀、胆识之开张、阔大自不同凡响，从以下事例亦可见其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的施政特点： 上以迁人多诈冒资荫，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曰：“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欲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职代会下仇迁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
朕复何忧!” 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得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面愧，一禽兽也，杀之何益!” 上谓太子少师萧禹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本心不直，则脉理有邪，强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官中书内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以上数例完全体现了太宗作为一个贤明、达观、仁爱英主的一面，在礼教的熏染、历史的借鉴、德行的大化中，太宗成就了他“超人”的一面。然而，这种“超人”的面目是需要外力来维系的，那时时在太宗心底涌动的原始本能的冲动以及“一己之小忿”的“人之欲”的不断冲击，是需要依靠道德、理性、王化来压制和束缚的。可想而知，“圣主”、“德君”、“贤仁天子”这样的“超人”并不好当，充满了紧张、亢奋和斗争。持续生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能不说是一种考验，甚至是一种折磨。勿庸置疑，让太宗脱下明君圣主的“超人”外衣，适当地舒展张扬一下被压抑的本能之欲，是极具人性化真实的。毕竟，太宗是人而非神，伸张一下自我的本真状态，亦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衣菲食者，正为苍生耳。”太宗为“超人”所累，于此可见一斑。下面的例子，不堪其累的“人性”之于太宗更是形神毕现： “太宗尝于一树下曰：‘此嘉树也。’宇文士及从美之。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而谢日：‘南衙群官，面折而迁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卿乎?’帝意复解。”虽为佳话，确也是真实“人性”的反映。初时的太宗，犹具“超人”的面目，等到士及美言一出，理性、王化之“盔甲”委然顿地，“人性”太宗、嘉树、美言，其乐融融，又与“超人”、“德行”何涉?及至太宗穿戴上这套实在是有些厚重的“盔甲”时，俨然又成了那个精谨有余、生动不足的奉“德行”为圭臬的明君圣主了：“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刘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太宗之重“德行”由此可见一斑。但从中我们亦可把握到太宗为人施政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以“超人”的面目治理国家，使“德行”大化天下，在此前提下，以“人性”的面目来舒张自我本真状态。这样，即便明知是阿谀奉承的“美言”，甚至是“佞言”，太宗也是可以不去过多计较的。 由此观照太宗的诗歌，对他诗集中存在如此多数量的宫廷之作就可以理解了。如上所述，为政必须是以“礼”为先，任何事都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即使文章也不例外：“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桓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馏这种有益劝戒的诗歌符合以“礼”为先的原则，也是太宗所极力提倡的。但太宗现存108首诗歌并不都是这种样子，相反，绝大部分都是象“结伴戏芳塘，携手上雕航”、“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碧林青旧竹，绿沼以新苔”之类雕绩满眼的句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太宗的帝王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象一般诗人那样拥有广阔的生活空间，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超人”的政治神坛上走下来，所面对的无非就是些“嘉树”、“美言”、台榭、妃嫔之类的“人之所欲”的“靡丽珍奇”，创作的题材自然也就难以有大的突破。虽然这些作品不至于象梁、陈、杨隋时代那样“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但收心敛性之后的“超人”太宗还是会满怀理性的以史为鉴，断然拒绝编次这些作品为集。可见太宗对于“人性”之于文章是有个度的把握原则的，这个度就是文章不能影响、妨碍“德行”的大化天下。基于梁武父子、陈后主及隋炀帝的教训，对那种“没有心肝、没筋骨”、“系于淫放”的宫体诗当然是不能大张旗鼓的进行倡导的。但在此前提下，其他题材文章，即便是“乖巧”、“酥软”些，只要是在合乎“度”的“人性”范畴之中，思想上少有桎梏、言行中颇多纵恣之气的，太宗还能够接受。这样，绮丽华美的宫廷题材就能够顺理成章的被纳入到太宗的视野中来。简言之，唐太宗的政治理想要求他摒斥“淫荡”的宫体，然而帝王特殊身份又促成了他创作的繁丽宫闱之风 据此，可概括出唐太宗对宫廷诗创作的基本态度：1、以礼为体，以文为用；2、文不乱礼；3、宫廷乃行。正是这样，太宗君臣虽然应制不断，奉和连连，却又“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形成一个在政治上尚礼、在文章上崇丽的独特现象。 责任编校 包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