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的传播特征及影响
摘 要：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进化、衍生出了灿若星河的酒文化。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酒文化在其繁荣的文学中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传播，在以文学为载体的传播主体中逐渐形成媒体传播路径和非媒媒体传播路径为主的诗酒融合气象。在动态传播和静态传播相结合的过程中，酒文化自身又因为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而得到升华。以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的传播研究为基础，从酒的文化内涵出发，结合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理论，通过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内容及其路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崭新的视角全方位提升对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独特传播模式的认识和把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6—0019—05。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6.003。
华夏巍巍五千年，底蕴深厚，文化繁荣而多样化。酒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作为酒的故乡，中国有着深厚的酒文化历史。在唐代繁盛而又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与酒相关的诗作名篇或是咏酒诗的记载就有六千余首，酒成为唐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符号和文化精神，我国的酿酒工艺、酒器酒具、饮酒方式和饮酒习俗等酒文化被唐代的诗、词、歌、楹联、题壁等多种文学形式记载和传播了上千年[1]。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酒文化在唐代文学的传播及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在唐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阐述和界定酒文化与唐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深入发掘酒文化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的深厚历史渊源；以此为基础，从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群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以上三方面总结及精炼其传播特征；最后，通过对唐代文学传播的特性研究，反面论证蕴含其中酒文化的传播效果，探讨其在以唐代文学为传播载体下而产生的深远影响。
“酒文化”的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酒文化是一种以酒为物质承载方式，以与酒有关的行为制度、风俗习惯等为中心的独特的文化形态[2]。在历史的积淀中，它逐渐将诗词、书画、戏剧、歌舞融于一体，散发着特异的光彩和人文魅力。三国有曹操对酒当歌，慨叹人生几何；唐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宋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酒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食用饮品出现，而且逐渐渗透进了人们的智慧和艺术创作。
唐代文学即公元618年至907年间唐朝产生的文学。在前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吸收其它朝代文化的精华，逐渐形成了内涵深刻而丰富、具有辉煌成就的唐代文学。无论是唐代的国宴、家宴，还是酒肆、市井，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酒都作为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出现在其中。同时，唐朝对外交往频繁，善于吸收各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西域的乐舞艺术、梵剧、古日本文学等等，与唐朝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促成了豪放、包容、绚烂多彩的文学特色，其融入了文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创作灵感和主观感受，这些文学创作不单单是对简单的社会生活描写和反映，而是与酒文化的交融共通，并形成了唐代独有的诗酒相融气象。
唐代文人与酒为伴、酒兴诗亦兴，正如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写的那样“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辩惊四筵。”[3]216—25整首诗中，上到诸侯王公，下到布衣百姓，生动地写出了长安城喜酒、善于饮酒的八人醉酒之后的状态。李白与酒更是结缘至深，诗酒相融，如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醉歌——《襄阳歌》，诗中描写到“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GFEA8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3]166—3，借酒抒情，把他那佯狂放荡的醉态和醉中想象描绘的异常精彩，将自己的放浪形骸与人生无常表达得淋漓尽致。
简而言之，酒文化与唐代文学逐渐由两个不同的文化元素变为相互促进和融合的关系，这其中，酒文化以唐代文学作为传播载体，唐代文学以酒文化为传播内容，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气韵之独特，形象之丰富，传播之广泛，在历代文学历史中均为少见。酒文化以各种文学方式的呈现和传播，是一种文明借助另一种文化艺术形成的独特传播形式和传播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播一词，在现代汉语里的解释是“广泛散布”。在英文里，传播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mmunication”，即“表达、交流、交际、传递、通讯、联络”等含义。传播，综上来说，是在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进行的，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是信息交换和传递的过程。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有着明显区别于其它朝代的新气象，这种诗酒相融具有非常明显的传播特性。
饮酒之风自古有之，从最初视酒为尊贵和权力的象征，天神之赏赐，《大唐新语》卷八载：“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魏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栢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4]至唐代的酒之普及流行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酒的受众群体遍布社会的各个阶级，具有明显的层级分化特征。酒文化在文人群体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内涵对于诗人的创作和情感的抒发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素质，酒是心中情感的抒发和寄托，使得酒文化的内容亦不断得以丰富。而歌妓群体，作为一种独特的群体存在，酒更多的是一种职业需要，她们的出场往往都伴有酒的出现。同时，有关酒的传说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酒的祭祀文化、神话传说等更进一步促进了酒文化的传播。
随着唐代酒的种类和质量不断提高，酒文化亦在发展中日渐繁盛。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酒文化的发展。由于唐代尚未形成今天的大众媒体，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的传播路径主要包括非媒体路径和媒体路径两种渠道。其中非媒体路径包括宫廷宴饮、文人雅集、民间集会和歌妓传唱等形式。媒体路径则大致有作品集传播、题酒诗联传播和题壁传播等几种方式。唐代文学以诗歌见长，融合杂文、小说等多种形式，酒文化与唐代文学二者交汇促进，促进融合，在文学家的身体里产生独特的意象，进而转化成诗篇、名句、绝笔，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
酒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中，内涵不断丰富。唐代酒的发展十分繁盛，饮酒之风风靡整个社会。唐人嗜酒，酒之于他们不仅仅是一种酌饮的享乐品，而更多的是享受一种精神层面饮酒文化。在杯酒之中，他们可以释真情、表真意，又可以饮酒赋诗，行令玩娱，他们在酒中注入了更多的生活元素和情感意义。这一时期，与酒有关的各种习俗、技术、礼仪亦纷纷出现，促进了酒文化内涵的更加完善和全面发展。而在此过程之中，由于唐代文学的兴盛及发展，各个阶层对酒的认识逐渐深化和提高，直接促进了酒文化的升华，使其上升为一种精神意境，文学与酒文化之间产生了独特而又微妙的质变效应。
在这些流传后世，被人们传诵了千百年的唐代文学精粹中，酒的影子如影随形，酒的内涵丰富多彩，酒之风貌越发广泛流传，对宋以后的文学乃至东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在文人群体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酒神精神承载下的文化内涵对于诗人的创作和情感的抒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素质积淀了更多的精神意义。他们饮酒更多的是心中情感的抒发和寄托，使得酒文化的内容亦不断得以丰富。伴随着唐代文学的繁盛，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亦随之形成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风格，且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酒文化确实是名符其实。如日本贞观十九年，菅原道真作《暮春见南亚相山庄尚齿会》：“逮从优庄尚齿宴……游宴追寻白乐天。”[5]自从人类社会创造出了酒这种物质财富，它就在人类的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了阵地，逐渐形成了一种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酒已由单一的日常食品升华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令后世对酒本身产生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依赖感和敬畏感，最终演变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一种符号。
唐代文学的发展使得酒文化的传播摆脱了粗鲁低俗、愚昧无聊、丑态百出，使得酒文化的传播优雅、有情趣、有格调、有追求、有意义。从唐代文学作品中对环境美学的追求可以了解到，文人饮酒特别强调环境的优美，气氛的和谐融洽。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场景：暮春三月，桃花飘香，春风沉醉，李白和他的堂兄弟们乘良辰美景，坐在桃树下，“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3]4—76，因而有“不有佳咏，何伸雅怀”[3]3—142之感慨。因此，酒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文学的艺术魅力在唐朝得以完美契合，二者相互渗透，极大地提升了酒文化的品味。
唐代文学的形式丰富，题材多样，其中以诗歌成就最为瞩目。而酒文化在诗歌中也体现得最为突出。唐代诗歌，无论宴饮、送别、边塞，酒都是经常性的意象和元素。虽说早在《诗经》中就有一些宴饮诗，譬如：《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但其中酒的意旨，主要是物質层面的，精神意味完全属于从属的性质，无法企及唐代诗歌中的那种醇厚的精神意蕴。在唐代诗歌中，无论是送别、宴饮、边塞，众多主题中都可以看到诗酒的联姻。譬如送别诗，就有白居易“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一无树，那得泪潸然。”[3]1—7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3]37—1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3]37—5陆龟蒙：“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杖剑对尊酒，耻为游子颜。”[3]25—5；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3]19—1。边塞诗，如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3]85—1；岑参：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3]11—8 “清风飒来云不去，闻之酒醒泪如雨。”[3]11—1；高适：“徒然酌杯酒，不觉散人愁。相识仍远别，欲归翻旅游。夏云满郊甸，明月照河洲。莫恨征途远，东看漳水流。”[3]65—1，“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3]7—1；宴饮诗，如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3]33—1；李白：“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3]39—1；鲍溶：“金鸟赦书鸣九夜，玉山寿酒舞千官。”[3]18—1；酒与诗歌何以具有如此亲密的关系？笔者以为二者都与“感发”有关，或者说，都源于二者所具有的感发性质。叶嘉莹教授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中说到：“诗歌之所以异于散文，除去外表的声律之美外，更在于诗歌特别具有一种感发的质素。诗歌是诉之于人之感情的，而不是诉之于人之知性的。与此相类，酒也是诉诸人的感性、感情，而非理性的，也具有某种感发的性质，所以就有借酒排遣、借酒消愁、酒是色媒人之说[8]。南怀瑾更有“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之说，虽然有失之片面之嫌，但其所言“诗酒田园”，的确是中国文人所期待的生活伴侣和所向往的美好境界。
随着历史的发展，唐代诗歌犹如时代中的灵魂被不断冲刷和磨砺，其内容不断丰富，既能敏锐地映射时代变迁，又能在诗律技巧上不断地创新和改良，突破了原有的旧诗词格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代文学气象，诗词逐渐成为唐代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