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实用和道德藩篱的近现代科学和科学教育】什么是幼儿科学教育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些人有着相似的成长足迹:他们都从中国农村的私塾走进西洋的高等学府;都经历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都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为己任;都为他们钟爱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
他们是那个时代精英的缩影,充满着学识、气魄与责任。
蒋梦麟就是其中的一位。
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归国后供职于江苏省教育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任《新教育》杂志主编。
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至1945年任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年。
蒋梦麟的作品中透露出学者的敏锐、教育家的使命感和政治家的冷静沉着。
《西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梦麟在西南躲警报时,在黑暗的防空洞里用英文撰写的,他说这部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受到青年读者的极大欢迎;这对蒋梦麟鼓舞很大,因此他决定撰写与《西潮》衔接的《新潮》,可惜的是作品还未全部完成,他就去世了。
《西潮与新潮》一书收录了两部书的原稿,作者以极其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成长中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悟,见证了西潮冲击下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的轨迹。
一、解答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5卷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这个著名的问题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而蒋梦麟恐怕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蒋梦麟的求学经历镌刻着时代的斑驳烙印,两个时代和两个世界在这里交汇。
童年的蒋梦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儿童一样,枯燥乏味的诵读日复一日。
青年时代他参加过科举,也曾在新式学堂就读。
之后远渡重洋,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达9年之久。
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经历让蒋梦麟在中西文化差异方面有了直接的发言权。
蒋梦麟看到了近代中国科学的落后,产生了“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纯粹科学”的疑问。
蒋梦麟认为,所谓纯粹科学是以探寻真理本身为目的的科学,不带有其他功利的目的,西方在生活、军事等方面的领先正是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而中国人更关注科学的实用意义和道德意义,思想和实践始终囿于实用和道德的范围之内。
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西潮与新潮》中,蒋梦麟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如果有人拿新奇的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可见,我们中国人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本身更感兴趣,关注实用的习惯使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
我们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规律产生兴趣,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
《大学》中曾提出了求知的一般步骤,是从格物、致知开始的,但是根本的目的却不是“物”和“知”,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
因此我们关注的科学往往是更具有道德意义的,是能够用来解决人际之间关系问题的,而并不关心科学规律本身。
苹果落地,牛顿可以想到万有引力定律,而中国人却能找出道德意义。
“一件东西成熟了就自然掉下来,意味着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如果你家花园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
”蒋梦麟就是用这样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诠释着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基,读者不免为他的犀利与精辟折服,罗家伦先生曾以王安石的两句诗来评价蒋梦麟的自传:“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 蒋梦麟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一直未曾离开教育界,因此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付诸于实际。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校长,蒋梦麟试图将中国的教育和先进的文化融合,在抗战胜利前的二十多年中,他一边反思,一边孜孜不倦地为中国教育寻求振兴之道,反思和重建科学教育的努力为世人所称道。
二、科学教育的反思与改革 蒋梦麟是教育学博士,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他反复强调科学和科学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致力于改造中国人仅对科学的用途感兴趣的心理状态。
科学能驾驭自然力,供给人生的需要。
”然而,蒋梦麟又引用杜威的话警告大家:“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
”显然,他希望人们用科学装点生活,但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仅靠追求实用是无法实现的,这样获得的只能是最表面的认识,科学教育必须经历一个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再到接触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
在蒋梦麟的著作中,从来都充满着冷静的思索。
不守旧,不唯新;不激进,不绝望,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显得很是另类,然而正是这种寻觅中庸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谦逊使他能更透彻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教育与文化。
他在论述中国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的另一大阻碍――过于强烈的道德观念时亦是如此。
蒋梦麟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分析研究孔孟以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制度,他对中国传统道德持批判与继承兼有的态度,虽鼓吹西化,却并非全盘西化。
一方面,他指出中国现代的科学教育应穿越道德宇宙的藩篱,去探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伦理法则,为知识而求知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中国道德体系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积极作用。
在《西潮与新潮》中,他指出:“中国的道德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
”可见,在伦理道德方面蒋梦麟持有谨慎的态度,他虽不认同中国教育中过多的道德成分,却并不主张彻底的颠覆,而是主张发掘传统道德在科学内容和科学态度方面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与西方走一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开始将科学教育的思想转化为实践改革。
他告诫青年:“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事之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
”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科学本质,养成科学精神,成为具有独立清晰思考能力的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梦麟在北大的工作重点也是加强自然学科建设。
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先后建立了多所实验室和研究室。
此外,蒋梦麟运用现代的图书馆理念,将原来的图书部扩建为美国式的图书馆,从筹款、设计、建造到人事,无不亲自负责。
蒋梦麟的理想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发现的科学,还要开展自己的研究,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前列。
这位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为北大日后的学术积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此外,蒋梦麟也在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寻找道德体系上的支撑和调和点。
他认可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教育中,“善”逐渐演变成了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只是遵守传统教条。
而真正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养成健全之个人”,也就是充分发展儿童的个性和兴趣的教育,这是对性善论的现代诠释。
他主张将中国儿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发展儿童的个性。
这些要求正是蒋梦麟担任《新教育》主编时该杂志的指导思想原则。
他鼓励学生自治团体的充分发展,给学生张扬个性和表达自由思想的平台;改革北大课程设置,实行选科制,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此外,他还力邀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来北大讲学,激发学生对现代科学的兴趣。
蒋梦麟培养学生个性、兴趣的思想和改革实践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蒋梦麟在《新潮》的引言中称:“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
”掩卷沉思,蒋梦麟先生究竟和我们分享了什么经验? 他从中西文化差异入手,记述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思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探求中国教育的振兴之道。
文化只是一个载体,国家教育的强盛才是目的。
“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蒋梦麟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做了他所处时代的解答,但却并不过时,70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在热议如何走上强国之路。
他期盼着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教育能够冲破实用和道德的藩篱,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出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蒋梦麟先生不仅把这种理想和期望当成一生荣枯的重要因素,还脚踏实地地躬身践行着一个教育家的强国之梦,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书写出波澜壮阔的篇章。
文中所引除标明的以外,均出自蒋梦麟著《西潮与新潮》一书,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