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艾干预中心 广东防艾的人性化干预
“高干队”干预初见成效 2006年5月，广东省卫生厅、公安厅和司法厅联合建立了5个艾滋病综合监测点和64个I类监测哨点，覆盖了吸毒人群、暗娼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孕产妇和男同性恋等重点人群。
在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鼓励艾滋病感染者接受规范治疗方面，广东省财政对收治医院每年每收治1例抗病毒治疗病人补助1万元。
至2006年12月，全省已有384名病人接受了免费抗病毒治疗。
2006年12月世界艾滋病日前夕，40多位广州娱乐场所主管服务小姐的经理(俗称“妈咪”)在番禺参加了“娱乐场所防治艾滋病同伴教育员”培训班。
该培训班采用了互动知识讲座、分组讨论以及游戏等方式，让这些酒吧、夜总会、卡拉OK的“妈咪”们系统地了解艾滋病、性病防治以及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强化其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技能。
早在2004年，广州市就成立了艾滋病高危人群行为干预队伍，简称“高干队”，目前全市共有队员180多人，成员主要是各级疾控中心的医务工作者。
他们主要在两个区域开展娱乐场所服务小姐预防艾滋病性病干预工作，其中甲区为大型娱乐场所、夜总会、卡拉OK，乙区则同时对发廊、出租屋等松散的性工作者队伍进行教育。
来自广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三陪女”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近年大幅上升，2003年不足10％，到2006年已达80％以上，与此相应，暗娼中HIV抗体检出率也呈下降趋势，从最高的2％以上降到2005年的1％以下。
“堵”与“疏”的争论由来已久 从“高干队”的成立可以看出，广东防艾已从过去的以扫黄为主的被动防治转向主动的人性化干预。
不过，广州市防艾的干预方式也受到―些人的非议或质疑：“高干队”是否间接鼓励卖淫?他们应向警方举报提供性服务的娱乐场所，以堵住性病传播的源头。
卫生部门到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和开设“妈咪”培训班，是不是承认“小姐”的合法性?因为向娱乐场所的高危人群传授防治艾滋病的教育课程，广州、哈尔滨、重庆及其他采取类似措施的城市的疾控中心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其实，“堵”与“疏”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就有人指出，事实证明，即使卫生部门向公安机关举报了涉嫌卖淫的娱乐场所，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卖淫活动，她们换个地方照样接客，既然“堵”没有效果，倒不如从“疏”入手。
2006年7月29日，卫生部发布消息称，国家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免费供应安全套。
从同年8月起，北京、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都宣布实施艾滋病预防干预工程，在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全面发放安全套，推广“100％安全套”计划正成为阻断、遏制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重大举措。
正方意见认为，推广安全套是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有效措施，代表人物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行为干预专家吴尊友博士。
同时，反方意见传来安全套并不安全，卫生部门应该从社会医学的角度出发，将洁身自爱的传统性文明和道德力量化为巨大的卫生资源；避孕套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应该主张进行婚前禁欲、婚后忠贞教育以及绝对禁娼。
反方代表人物是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朱琪。
100％安全套：泰国的成功模式 中国的“100％安全套”举措并非首创，而是借鉴了泰国人的成功模式。
1990年泰国由政府总理带头，进行全民参与的宣传教育，采取各种干预措施，特别是在娱乐场所宣传100％使用安全套。
而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PDASE作人员也会定期到曼谷的红灯区举办“避孕套之夜”的活动，每次免费发放的避孕套总是很受欢迎。
PDA还把一句流传广泛的谚语“ANADAY”变为“ACONDEMADAY”，向泰国民众大力宣传“坚持用避孕套就不会患艾滋病”，这些活动已深入民心，PDA的创始人之一的米财先生因此被国际组织誉为“避孕套先生”。
结果，泰国娼妓人数减少，使用安全套的人数上升，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迅速下降，到2004年年底感染人数控制在100万人左右，15年间减少了700多万人，成功控制了艾滋病的大爆发。
国际抗击艾滋病专家莫里森说：“中国在处理艾滋病病毒及疫症的政策措施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把艾滋病认作羞耻和污点，因为艾滋病患者往往集中在有毒瘾的人以及娼妓中间，而这些人被认作是肮脏卑贱的群体，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抗击艾滋病斗争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 2006年11月底，在广州参与学术活动的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预防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教授表示，对艾滋病的高危人群绝对应该进行干预，给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和发放安全套不需再争论，干预不是将暗娼合法化，更不会鼓励卖淫嫖娼，没有证据表明干预后卖淫嫖娼的数量增加。
务实的人性化干预举措 有学者指出，中国估计有100万艾滋病感染者，实际知情者只有3万，还有97万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感染，和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同样懵燃不知。
再看看广东，从1995年至今，省内通过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逐年增多，已经接近吸毒感染者的比例。
在感染者中，接近八成是男性，女性感染者比例也不断上升，孕产妇感染及母婴传播个案增加较快，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虽然国家对卖淫嫖娼一直保持打击力度，但地下的性交易依然死灰复燃。
简单的打击取缔难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对高危群体给予防艾指导更加务实，也更显人性意义上的监测和干预，这难道不正是体现了政府的执政智慧吗? 前不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开设了一门关于艾滋病防治政策的课程，很多人难以理解，有些官员心存疑惑：“难道组织上怀疑我行为不轨?”主持中央党校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项目的靳薇教授称，这说明我们的官员在观念上存在障碍，一部分人认为疾病问题无关宏旨，有些人则害怕艾滋病损害地方形象和官员的政治名誉，“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政府官员认识到，艾滋病防治不只是一个涉及疾病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战略问题。
”清华大学当代研究中心教授李�则表示：“在党校系统开设防艾政策课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一个国家如何处理艾滋病，涉及到政府效率、公民品质、卫生防疫系统、权利尊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检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标识。
党校有责任引导各级政府官员提升防艾的战略意识。
” 由此看来，“防艾”是“防艾”，“扫黄”归“扫黄”，二者不是对立关系，何况，防范性病是卫生部门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