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风景的凝视

纪梅。

风景早已成为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被摆放在提供“观看”的橱窗里，被限定了对景物千篇一律的“看法”。转换为旅游产品的景物是风景的祛魅。阅读沈苇的《新疆词典》有如为风景复魅：他展现出深邃的视野，展现出穿透风景的凝视。就一般旅行来说，广阔的新疆堪称巨大的耐消费品：喀纳斯、喀什、天山、天池、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这种地域印象与新疆独特的自然生态风情有关，与当代意识形态宣传及旅游经济也不无关系。新疆这个遥远、辽阔、多民族生活的地方，在近几十年的主流书写中被提纯为一系列符号和情境：歌舞之乡、瓜果之乡、民族之乡、黄金玉石之邦，等等。除此之外，一个观光者来到新疆还能够看见什么？

阿多诺曾在《美学理论》中说：“自然的美，在于历史的静止不动并且拒绝展开。”纯粹的观光行为将“风景”削减为“历史”和“土地”的对立面，以凸显不落入时间的超脱、诗意、轻盈。观光客怀着兴奋与憧憬来到新疆，其壮美丰富的风光如春晚载歌载舞的维吾尔族姑娘的五彩裙摆，应和了他们内心的预想和期望。直到“历史”和“土地”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干扰”了风景。

但新疆对于沈苇来说，它的历史与土地早就开始了对一个诗人内心的启蒙。1980年代末，诗人沈苇自江南来到新疆，并从此定居于此。早期的诗作袒露了一个初到者对异域风光的惊叹：“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依傍着梦”（《一个地区》）。辽阔瑰丽的西域地景构筑了这首诗唯一的主题和情境；“依傍着梦”的“那人”是西域风景可替代的“寄居者”。当诗人的目光转向“一头饮水的毛驴”“收葵花的農民”“开都河畔的一只蚂蚁”“红其拉甫的孩子”“三个捡垃圾的女人”等更细微之物，面目模糊的“那人”逐渐成为风景的受教诲者和受启蒙者：“窗子取缔我目光/替我面向喀纳斯风光/一门几何学的教诲/让我向外瞅/也向内看”；“——喀纳斯不是别的，不是景色的大地/而是景色的星空：一个风景的宇宙”（《喀纳斯颂》）。在诗人这里，风景由名词而动词化了。它不仅摆脱了被观赏、被打量、被估价的恒常身份，还反过来改变了观看者的目光和主体性身份：“一个移民，一个丢失来路去踪的人”，变成了“异乡的本土主义者”（《论新疆》）。

散文体的《新疆词典》（增订版）是诗人对新疆风景的复杂体认的一次完成、一种转换。由111个词条按英文字母顺序编排而成的《新疆词典》，包括随笔、札记、散文诗、小说、传奇、童话、寓言、传记、剧本、田野调查等多种文体，内容涉及自然、生物、风俗、地理、历史、人文、典籍等。或许在沈苇这里，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是新疆多元性的类比，堪比新疆在物种、民族、语言和地貌上的多样性。

相对于更关注瞬间感知经验和情境的诗歌，《新疆词典》对物象的描摹更为详尽，对地方文化和文明进程的追述、分析也更为纵深广阔。同时，《新疆词典》依然保持着诗歌般的敏锐观察力和令人惊叹的想象，更可贵的是，没有稀释语言的凝练、诗性和美：“新疆是一个在黄金和玉石的光芒照耀下的‘美的自治区。”（《喀什噶尔》）沈苇的诗歌和散文，是两颗以想象和沉思凝结的互相照耀、明亮的美的果实。

沈苇说：“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新疆，而不是一个被风景主义和风情主义遮蔽的地区。”观光客不会发现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南疆和北疆展开它的页码，沙漠、戈壁、绿洲、群山均是华彩的篇章和段落”（《喀什噶尔》）；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触目可见的土灰色几乎是时间本身的颜色”（《屋顶》）；骆驼是“行走的雅丹地貌”（《骆驼》）；额尔齐斯河则是“一位行走的智者。……它是从众多河流自杀性的鲁莽冲撞中学会慢的，它懂得节约自己的体力，知道‘快的有害——它用‘慢来品味和占有时间”（《额尔齐斯河》）；牧民毡房里的羊毛地毯是游牧民族的“飞马”，在他们入睡做梦时“带他们去更远的远方”（《地毯》）；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的湖水由“唱着哀歌的天鹅的泪水”汇成（《天鹅》）……。

在新疆风光的盛大和热情中，观光客陶醉于微醺，忘却了来路去踪。沈苇也没有忽略如翡翠镶嵌在吐峪沟峡谷中的葡萄园，区别只在于，诗人认为“深秋萧索的葡萄园，冬天葡萄树埋墩后的景象，似乎与精神化的吐峪沟背景更加相配”。美和芬芳供所有人共享，却只有极少人能体察热闹之后的忍耐与苍凉：“安放在峡谷中的这块翡翠，只是圣地暂时的佩饰，生土与山峦的荒凉，却是事实上的、永远的无边无际。”（《葡萄》）。

《新疆词典》是穿透了风景的凝视和沉思，是对地景进行生态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挖掘和辨析：“在塔里木河中下游，我见过许多‘胡杨墓地。胡杨死去，村庄消失，人烟断绝，记忆也被流沙一点点掩埋。”（《胡杨墓地》）塔里木河的断流导致胡杨的枯死，随之消失的是一个族群的社会生活和存在痕迹。正如已经消逝的楼兰、尼雅、小河、罗布村寨……对时间的上溯是对人们的精神遗址的挖掘、对历史的复原和对遗忘的反抗。在胡杨墓地，沈苇不仅看到了生态恶化，也看到了人类和历史在既往和将来的变迁、走向。两条河流塔里木河、人类历史之河——在诗人的凝视中流淌、交汇、诀别。

雷蒙·威廉斯曾在《乡村与城市》中说：“一个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是风景。”约翰·巴瑞尔也指出劳动者如何被隐藏在“风景的阴暗面”，“以免他们的劳动破坏了观看者对自然美的哲学沉思”。在无花果之乡阿图什，游客大快朵颐时不会留意果农的愁容：一位爷爷因想为家里好好挣一笔钱，用一口大锅熬煮了二十七吨无花果酱，仅白糖就用掉了几十麻袋，“结果他的果酱一吨都没卖出去，赔个血本无归，只好把大缸大缸的果酱埋到了戈壁滩上”（《果园·男孩》）。W.J.T.米切尔在《帝国的风景》中进一步论述说，风景的阴暗面“不仅仅是神话的，也不仅仅是一种与非人类的‘自然相关的退化、冲动的力量，而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阴暗面”。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中，新疆地处偏远，正如人为万物灵长。通过引述库尔德宁山谷一位老牧民的感叹，沈苇轻轻嘲笑和颠覆了这近乎固化的观念：“北京好是好，可惜太偏僻了。”（《暖谷》）他尊重老牧民的感知方式、空间和地理观。他也像经文所告诫的那样，怀着尊重和怜悯经过一切“卑微之物”。即使卑微如“黄泥小屋内的炉子、水桶、木箱、桌椅、板凳、火炕、毡毯、铁锹、镰刀……”当诗人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仿佛是为其招魂，予其重生：它们已“不是用具，而是全部的忍耐”（《黄泥小屋》）。

沈苇将植物视为“亲人”。或许是因为相对于人和其他动物，植物更显柔弱，也更易被忽略、轻视。写到“植物亲戚”时，他总怀着亲切、温和、柔情以至敬重的口吻：“与胡杨、红柳一样，它（梭梭）是沙漠里最顽强的植物，是植物中的英雄。”（《梭梭》）“土豆精神，一种无名的敦厚，一种平民化的饱满，弥漫在日常的瞬间和细节中。它其实是一种宽慰人心的气息，带着大地失传的音讯和母性的温暖。”（《土豆》）“动植物两界，植物是真正做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它们随身携带毒性，是出于自我保护和正当防卫的需要，……人类分泌和制造的毒素，已远远超过自然之毒、见血封喉之毒。‘毒的平衡被打破了，即意味着‘善的隐匿与‘天人合一的溃败。”（《神树·鬼树》）这些文字透露了诗人质朴的世界观和生态观：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平等、尊重是人与人、人与万物的相处法则。那些看似卑微的植物，不仅蕴集柔韧之力，也提喻着自然伦理、秩序平衡。沈苇洞悉、尊重并维护它们的天然权力和存在秩序。他看到并为我们还原了万物的独特性和主体性。《新疆词典》是一个个主体性的人、物、情感的集合。它们共同编织了诗人对一个地方的多维观察和立体赋形。

沈苇也怀着同样的敬重追忆那些使一个地方文明化的人们：如哈萨克人的“精神长老”、诗人阿拜，其诗歌、歌曲、格言、警句已化为哈萨克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如《柔巴依集》的作者欧玛尔·海亚姆和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突厥语大词典》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这些人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亚的文明进程，也影响了阅读他们诗作的诗人。我们能在沈苇的诗作中感受到来自《柔巴依集》的节奏和情感的投射：那夹杂着欢乐的忧伤和痛楚，散发着朴素和简明的优雅，以及粗犷豪放中的温润和柔情……在体例和形式上，《新疆词典》与《突厥语大词典》多有相似和呼应：它们都按字母顺序编排而成，涉及箴言、韵文、谚语、诗歌、民谣、叙事诗和散文片断等。

沈苇说《突厥语大词典》“装载了十一世纪和十一世纪之前中亚大地的历史与地理、记忆与声音”。一千年后，一位诗人和文化地理学者以二十余年穿透风景的凝视、想象和爱汇集而成的《新疆词典》，同样装载着今天和今天之前的（广义上的）新疆的历史和记忆、声音和形象。通过《新疆词典》，沈苇将西域这部“圣哲之书”展现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