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之父是谁 从“传播”到“交流”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特点，使它适宜于运用“传播”模式，研究其传播的途径、传播的形式和传播的媒介等新的课题。
但是传播研究侧重于从原点出发追寻播撒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最后会导向一个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结论，这不利于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
“交流”，不是从原点追寻播撤的踪迹，也不是回过头来从踪迹逆向地追溯到原点上去，而是把相关的方面平等地看待，重视一种在场的相互关系。
在“交流”的研究模式中，海外华文学的内部关系是没有固定的指涉方向的，它未必一定指向原乡文化；文化或人的移动方向本身也不包含价值高下的区别。
在“交流”的研究模式中，不仅海外华文文学与其所在国的文学关系是互动的，而且它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互动的，这有利于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的真正价值。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 ；传播模式 ；交流模式 ；话语霸权 ；平等和独立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propensity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s instrumental in applying the “dissemination” model to the studies of new issues of this discipline, such as the dissemination approaches, modes, media and so forth. However, studies of dissemination by nature focus on the course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effects, directing ultimately towards a conclusion regard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as the nucleu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in accentuating the particular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Whereas, “communication” model neither intends to follow the path of the radiating traces, nor does it attempt to track down to the origins the other way around; instead, it arranges the concerned sectors equally as parallels with an existing co—relation highlighted. Framed in this research model,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s becomingly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orientation of the nexus within itself, and the inference tha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steer toward its native turns out to be consequential.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mobility of culture and individuals perse bears no hierarchal set of value judgments is proposed and reiterated. In other words,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not only interacts with its host countries, it also remains active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ciprocally. 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hat the genuine worth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will then be completely exposed.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model; communication model; discourse hegemony;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中图分类号：I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1―0000―00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的学科内涵和外延的确定。
换一种通俗的说法：你是把它当作中国文学来研究呢，还是当作外国文学来研究？这样提问题，或许会遭人笑话，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提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这个概念以来，事实上没有人把它当作外国文学看待。
这不仅是因为习惯上我们把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纳入到了这一学科里，而且提出这一学科概念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世界范围内除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整合起来，可是整合的目的并不是承认中国大陆文学的中心地位，相反是要强调世界华文文学的多中心格局。
另一方面，由于华文文学的汉语载体，作者的华人身份，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甚至都可以从中国五四新文学找到其源头，所以现在确实有人主张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看待，甚至主张写一部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当然，这种见解是欠妥的，因为海外华人作家相当一部分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虽然有人来往于中国大陆和海外，甚至其作品也在中国大陆发表，但这些作品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的。
它们写华人的跨文化游走中的困惑，其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按作者国籍选择想融入移居地的社会和文化，作者仅仅是在融入移居地的社会和文化过程中产生了不适应，才来书写对于原乡的记忆和对于亲人的怀念，可是这样的带有眷恋性质的感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薄的，最后会变成一种淡淡的文化乡愁。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明显地不同于北美及欧洲的华文文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它与中华文化有联系，但也有区别。
区别的背后是东南亚国家强化国家意识的政治意图及实施策略，也有华人族群为适应所在国的国家意识强化战略进行文化和国家观念重建的考虑。
因而，把东南亚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来，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尊不尊重东南亚华人主体意识的问题，而且会是一个十分敏感尖锐的国际政治问题。
绕一个弯来回答这一问题，我的意思是要强调两点：一是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划归中国现当代文学(注：这一问题，我将专门撰文，题为《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另行发表。
)，二是它悬置了文学的国别身份问题，仅仅强调其文化和文字载体的特点，就像我们讨论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时避开了相关的国家主体问题一样。
避开了作家作品的国籍身份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也就有了自己的规定性。
除了可以像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那样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一般问题外，它的研究重点，显然要放在海外华文文学因为它既非通常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又非通常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那种独特身份而具备了的独特内容。
所谓独特内容，按我的理解，就是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的经验。
这其实是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了连结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试图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吸收其中对我们今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十分有用的我们同胞在与中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获得的生存智慧，拿他们作为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注：陈国恩：《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就须提出研究的模式问题。
研究模式，不是机械死板的研究套套，而是针对研究对象的内容及其属性，基于研究目的而相应地确立起来的一套思维规则，它致力于要最有效地保证达到研究的目标，使研究的价值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出来。
换种说法，它是约束思维朝向既定目标前进和深入的规则，反映在思维过程中，就表现为思维本身体现了这些规则的理路和逻辑，而不是脱离研究对象的内容和研究目的性的外加的形式规范。
外加的形式规范，只会限制思维的创造性活动，妨碍研究的深入。
相反，与对象切合、与研究目的一致的研究模式，则是保证研究有效性的方法论工具。
切合海外华文文学内容及其特点、且具有有效性的研究模式，我首先想到的是“传播”。
海外华文文学，如上所言，是悬置了文学的国别身份，只着眼于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字载体所确立的一个学科概念。
它表明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同时，不管你承不承认，它的根又都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里。
所以它从一开始起，就有一个从中国向外扩散或者说是传播的问题，而且越是早期，传播的特性越是明显。
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移居海外，起初一般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并不想在移居地落地生根，而是想回来的，也即通常所说的准备落叶归根。
他们在海外谋生过程中基于内心需要而创作的作品，与中国的家乡和中国的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从中国这一面看，就是中国文学向海外的传播。
当然，我们应该对这种传播所涉及的范围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它不是中国文学传播到外国文学圈中，被外国文学所吸收，而主要是在外国的华人圈中传播，其影响早些时候仅限于海外的华人社会。
这对于海外华人社会保持有别于居住国的华人文化传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对形成海外华人社会和华人族群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传播研究的模式，与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有点相似，主要是追踪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的轨迹，比如寻找中国文学跨国旅行的过程，研究华人作家到了新的移居地后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状况，从中发现其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联系及创造性转化的经验等。
但是，传播研究的学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它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现代传播学基础上的，其目的不仅仅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文学的跨国界的旅行和影响关系，而是包含了与传媒理论相关的新的内容，比如文学传播的途径、传播形式、传播的媒介等。
换言之，它要研究由谁来传播、传播给谁，怎样传播，利用了什么媒介来传播等问题。
这些问题落实到华文文学的传播上，有一些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它肯定是由华人来传播，并且主要是在海外华人圈子里传播，被海外华人所接受，当然也会“出口转内销”，回头影响到中国大陆的读者。
这些问题一旦落实到更为具体的问题上，比如研究传播的过程，又必然会涉及到传播者的身份，他的价值取向，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等复杂的内容。
很显然，这是些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另一些问题，则更有意思，比如是口头传播还是媒体传播？口头传播和媒体传播，在华文文学的传播中是常见的两种形式。
前者通过日常生活的途径进行传播，往往是一些民间故事、家族轶闻等通过口口相传在华人社区中流传，构成了海外华人社群中的民间文化的部分。
这时，杂志的作用就突出了。
杂志的编辑方针，发行方式，出版数量，甚至版面设计、作品安排方式等，都会对作品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华文作家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些都可以成为华文文学传播研究中的饶有兴味的课题，深入下去显然可以取得很有价值的成果，从而拓展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
但是，文学的传播研究是一种定向的研究，即是从一个原点出发追寻文学作品及它所携带的特定文化的传播和扩散过程，研究它如何产生了影响。
对华文文学的传播研究来说，这其实就是追寻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社区乃至其所在国家的传播和扩散。
比如，研究五四新文学通过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其移居地的传播和影响，研究曹禺的话剧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演出及影响，研究抗战时期在南洋过路的中国作家，像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等，他们当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
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种研究模式所预设的思维逻辑的制约，它的结论和具体内容是可以预期的。
这样的研究，内容虽然可以十分丰富，但基本的结论一般都可以归结到对中国文学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所起作用的强调上，多样的传播方式和丰富多彩的传播途径，最后都会导向一个结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的新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社区播撒，而海外华文文学仅仅是中国文学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族群中所激起的回应。
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研究方式不容易发现对中国当前文学发展真正有用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异的因素。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传统中所缺少甚至没有的东西，只有新的东西才能推动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可是传播研究的方法只能发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它是对已有的东西的证明或确认，这除了能够增强一点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或者满足了一点虚荣心），对文学的发展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包含了一种话语霸权和等级观念，采取了一种认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姿态，缺少与海外华文文学进行平等对话的意识，缺少一种现代人，不管是现代中国人还是现代海外华人都已经十分看重的平等的主体观念。
其实，海外华文文学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文学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并不影响它在不同的所在国文化背景中形成独立于中华母体文化的新的“文化家庭”。
新家庭，迟早是要独立于父母之家的，而且新家庭不会是在血亲通婚的基础上建立，而是要把不同血缘的成员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点很像海外华文文学，即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在特定条件下结合的新生儿。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中，即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按照闻一多的说法，也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注：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
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别处，是它比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它是建立在不同于现在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基础上的。
比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它经历了从华侨文学到移民文学再到落地生根的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泰华文学等的发展过程，到后来它与中国的关系仅是一种隐秘的文化传统上的联系，而它与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则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
这标志着这些国家的华文作家已经确立了不同于华侨的、更不同于现在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认同的国家就是新、马、泰，所以这些地方的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翻版，更不能看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它们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联系、但又完全独立于中国文学的新马泰国家的文学，是这些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
从华侨文学到新马泰华文文学的发展和转变，折射出了这些国家强化国家意识的战略考虑，也反映了华人在这些国家强化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和最后采取的明智态度。
他们的态度，就是认同所在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因为他们明白这里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要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当然，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移民的进入，这些地方的华文文学又获得了新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源。
但在华文文学主体性增强的历史趋势中，新的中国因素会被吸收在华文文学的有机体中，而不太可能把历史趋势扭转过来，使华文文学朝着中国文学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它不是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相反表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表明了它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为图方便，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特点，我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一段话： 新近移民北美的华人，大多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移民出去的，有不少人现在都是往来于居住国与中国大陆之间。
他们长年游走于海内外文化边缘，写出了漂泊的心绪，也反映了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的生活状态。
这其中当然包含了错综复杂的中国文化因素，甚至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生活背景……但我们同样不能把这些作品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
把它们纳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不至于引起把东南亚和泰国、印尼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能引起的那种政治问题，但也未必能被当事者接受。
因为这些人毕竟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生存面临问题时所产生的感受和思考。
他们对中国的怀恋主要是一种文化乡愁，而其追求的方向则是想融入他们现在所移居的国家，建立起与居住地相联系的文化认同。
总而言之，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它有自己的主体性，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而且它内部的各个板块之间又是千差万别，不能笼统简单地归为一体的。
面对这样的对象，仅仅使用“传播”的研究模式就无法充分揭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向度的联系，也不能清晰地梳理出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引进新的更为有效的研究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交流有别于传播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不是从一个原点追寻播撤的踪迹，也不是回过头来从踪迹逆向地追溯到原点上去，否则好像只是关注原点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的内容就不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了。
交流，是把相关的方面平等地看待，不做谁是中心、谁是边缘的关系预设，也不做简单的发展水平高下、艺术价值高低的判断，因而就没有了谁是原点、谁是接受者的身份派定，彼此都是平等的，相互皆为一种在场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平等的在场关系中，任谁都拥有独特的主体性。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与我相互联系，有时联系还十分密切，但又不损害彼此的独立性。
这样的观念，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潮流，符合现代世界的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有利于防止话语霸权的形成，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增进世界的和谐性。
很显然，进入这样一种“交流”的研究模式，海外华文文学各大板块之间的复杂联系，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将显现出一种有别于用传播研究的模式所能得出的图景很不相同的新的景象，海外华文文学各大板块的独特性因此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这既是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和他们创作的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海外华文文学事实上存在着多个中心的这一现状的确认，肯定能得到海外华文作家的广泛认可，并且能够鼓舞他们更努力地发挥创造才能，把自己在移居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体验写出来，为华文文学贡献新的成果。
在交流的研究模式中，海外华文学的内部关系是没有固定的指涉方向的，它未必一定指向原乡文化。
我拜读了一些学者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他们经常持有一种固定的观点，认为华文作家与其所居住的国家一定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认为他们在与“他者”的接触中才认识了自我，因而也就比在中国时更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属于“自己”的温馨成分。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
但我敢肯定又不全是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所有移居海外的华人还依然把中华文化认作是“自己”的文化，把移居地的文化认作是“他者”。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现在一部分海外华人中可能是倒过来的。
也就是说，经历了一番打拼和磨练，他们在成功之后选择了新的国家认同，建立了新的自我身份。
在他们新的自我身份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中华文化的成分，可他们所自觉追求的却可能是居住国的文化价值。
于是，对他们来说，中华文化反而可能成了“他者”，可是这又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热爱中国，不热爱中华的文化。
这种现象在海外第三代、第四代的华裔中，其实并不少见。
连真正的外国人也可以热爱中华文化，热爱现代的中国，华裔后代为什么非要认同中华文化正宗才能说明自己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文化呢？ 有一种关于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文化之根的态度的分类，我十分欣赏。
它说的是华人移居海外后对中国文化持有不同的态度，分为“落叶归根”、“落地生根”、“斩草除根”、“寻根问祖”、“失根族群”等。
其中的“斩草除根”，说的是一小部分华人为了避免身份冲突的焦虑，想竭力忘掉自己的华人身份。
不管事实上这能不能够做到，他们的主观动机却是明确的。
对这样的华人族群而言，中华文化就是“他者”（“失根族群”与此类似），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指责他们数典忘祖。
中国人移居他国，除了逃避罪责，都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当然他们也要承担自己所做选择的后果。
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不能以保守的道德主义标准，认为移居国外就是不爱国。
因为想方设法移居国外的华人未必不爱中国，也未必不愿为中国做贡献，只是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得失的考虑。
一个时期，留学国外的学生不愿意回国，有许多精英留在了发达的西方国家。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回来了，到中国来从事各行各业，这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做的新选择，当然也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
可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海归派绝大多数都持有西方护照，不愿像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那批留学生那样放弃外国的一切回到祖国。
这是因为时代同了，人的态度也就两样，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计较。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部分新移民回到中国时总在抱怨，诉说在西方的种种不如意，比如生活不适应、文化隔阂，甚至遭遇种族歧视等等，可是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回到中国来。
他们抱怨归抱怨，心中倾慕的还是发达的西方，并且以能在西方站住脚跟为骄傲，那怕进不了西方的上流社会，仅仅跻身在西方的平民阶层，且要为此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也罢。
他们把仅仅站住脚跟，这样不能算是很成功的成功，看作是成功的标志。
这可以说明海外华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把海外华人按我们现在国内的见闻和标准想象成全都是认同中国文化的。
我设想，如果产生了把中国文化当作“他者”的有份量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反到有可能把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更深刻地揭示出来，把今天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显示出文学的深度，显示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别价值来。
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须依托于超越了中西文化某些局限的更高的文化修养，须有一种更为犀利更为独特的审视角度，需要更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更深厚的艺术功底，甚至它需要对中国的更深刻的爱――总之，它是不容易的。
说海外华人都认同中国的文化，把其居住地的文化认作是“他者”，恐怕只是我们大陆中国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是站在中华文化本位的立场上，用“传播”的研究模式来看待海外华文作家及其创作，它正好说明我们现在需要用一种“交流”的研究模式来加以校正和补充。
“交流”所牵涉的各方是平等的，没有文化或人的移动方向本身所标定的价值高下区别。
相反，倒是认为有可能是不离开中国对祖国的贡献有限，而离开中国学到了真正的本领，后来却能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个人也能由此获益匪浅。
这是一种现代人的人生观念，是充分体现人之自由本质并有助于发挥人的创造潜能的一种处世态度。
在这种建立在现代性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基础上的“交流”的思维模式中，海外华文文学因吸收了外国文化而相对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的特点就会凸现出来，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
研究者可以用求异思维的方法，重点考察海外华文文学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缺少甚至没有的东西，比如作者的身份焦虑，离散经验，边缘感受，包括他们为了克服种种困境所发明的方法，如确立“双重传统”，建立新的国家认同观念，融入居住地社区文化等经验；当然也可以考察他们艺术上受外国文学影响而进行的创新实践，如严歌苓经常提到的，她到了西方，发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开始把西方文学的素质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一种新的汉语体”(注：李亚萍、蒲若茜：《与严歌苓对谈》，《中外论坛》2005年第5期。
)，她取得了成功，她的《扶桑》享誉海内外。
《扶桑》当然有中国情调，而且严歌苓说过，她用中文写作与用英文写作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用中文写作时感情较为内敛，用英文写作时感情比较奔放甚至狂野。
《扶桑》用中文写成，风格是细腻的，但它的叙事方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又是新颖的。
叙事焦点的变换，场面的蒙太奇式的连接，造成了作品吸引人的独特风格。
这些新的东西，可能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缺少，却又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因为存在文化上的隔阂而不容易被中国作家真正有效地吸收的，海外华文文学因此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特殊的意义。
一是海外华文文学与各自所在国的文学的关系，不仅仅是华文文学受到所在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华文文学也影响所在国的文学和文化。
海外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产生，成为它所在国家文学的一部分。
它的这方面价值，在东南亚国家的文学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用“交流”模式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可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各自所在国家的文学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是“交流”的模式提醒我们注意，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不仅仅是从中国原点出发的单向度的关系，还有相向的或者说是相逆的关系。
这里既有从中国原点出发的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它常常表现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其间融合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经验和审美感受；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海外华文文学也反过来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移民文学，诸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美丽坚，一个中国女人的战争》等小说和影视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轰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影响了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任何影响的发生，从根本上说，只是激发了被影响者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在可能性。
新移民文学之所以会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新移民在西方的遭遇正好被处在改革开放重要时刻的中国民众所关心。
他们既是关心新移民，关心西方，也是中国，关心他们自己。
新移民文学中所传达的东西，大陆的读者和观众凭着天然的文化血缘太容易理解，太容易引起共鸣了，所以激起强烈的反响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此过程中，新移民文学中的新的人生体验，新的应对挑战的态度，也就启发了正在关心着外面世界的中国人，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他们的审美感受，进而影响到了大陆作家的创作了。
这种从源头出发再回过头来发生的影响，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当然，我们已经重视它了。
但如果能够从文化多元的立场出发，自觉地放弃华夏本位的观念，用“交流”的研究模式来研究这些现象，研究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多向度的关系，那无疑会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景象。
（责任编辑：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