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纺织品之研究鉴赏书介

《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文学作品的鉴赏如此,中国古代纺织品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纺织品太丰富、太复杂了,要鉴赏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鉴赏纺织品要知道其品种,了解其技术,读懂其图案,还要熟悉其历史背景、使用的场合、基本的用途、权衡价值等;另外,还要关注相关的服饰研究。要真正学会鉴赏,有很多先决条件和必要的专业知识积累,还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这些都要求我们广泛阅读相关的著作或专门的文章。

由于中国古代纺织品鉴赏研究是随着中国纺织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的发展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逐次地为文物爱好者推荐鉴赏纺织品文物的书籍,同时也介绍部分服装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从建国以后至今的古代纺织品、服装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在此,

第一个时期: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

其间中国纺织品考古已经由自己的考古学家进行,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和北京定陵等,研究者主要有夏鼐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纺织品考古的先行者和倡导者,曾主持过北京定陵、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发掘工作。夏鼐先生在纺织品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以考古发现的古代丝绸为证据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和《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三篇论文,内容涉及丝绸织物结构和图案、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古代丝绸考古研究新方法等,在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领域起着开山辟路的导引作用。沈从艾先生先以文学成名,是鲁迅先生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沈从文先生改行转入历史文物研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十年,先后完成《中国丝绸图案》(王家树绘图,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明锦》(张仃、雷圭元、吴劳合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9年)、《龙凤艺术》(作家出版社,196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等代表性的著作。其主要的贡献在于纺织品图案及中国服装方面的历史考订和整理,提倡将文献、图像与实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成为后来纺织品鉴赏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外,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也是一本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的著作。

第二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

十年的文革动荡岁月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负面影响较大,但纺织品考古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还不断地有新的纺织品出土,福建省福州市黄昇墓出土了大量南宋时期的纺织服饰,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纺织品研究和保护的重视,造就了一批从自然科学包括纺织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者。首先是我国现代纺织科学技术教育家陈维稷先生主编、周启澄先生丰笔的《中国人百科全书·纺织》卷和《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吏(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现代丝绸科学技术教育家朱新予先生主编的《浙江丝绸史》和《中国丝绸史》。而这一队伍中最为出色的纺织史学家是高汉玉先生,他以纺织工程为专业背景逐渐涉及纺织艺术史研究,其代表著作为《中国历代染织绣图录》(高汉玉、包铭新,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6年)。同时,在考古界亦有许多学者对纺织品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王先生从事马王堆一号墓、马山楚墓和大量西汉墓葬出土丝织品的保护和工艺研究,发表了如《中国丝绸文物出土与保护概括》、《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印花》、《中国古代绞缬工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汉纺织品》等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这些论文后被集中收集在论文集《王扦与纺织考古》(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选录的从1959年到1969年,在处于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和新疆两地发现的65件精美的汉唐丝织品,全部彩色印刷,另附有说明文字一册,也是其中较重要的阅读用书。

这个时期由于古代纺织品研究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人才梯队,同时在纺织科技史和染织美术教育方面也逐渐起步,所以学者人数较多。如陈娟娟、黄能馥研究故宫收藏及定陵出土丝织品,成为丝绸品种和染织美术史方面的专家,其综合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研究》(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和《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两本专著。分别以服饰和织物为主,文字虽然较为简洁,但插图十分丰富和精美。陈娟娟历年关于织绣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收录于其《中国织绣服饰论集》(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此外,缪良云、王亚蓉、武敏、贾应逸、彭浩、周汛等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也是学习纺织品鉴赏者需要阅读的。如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纺织工业出版社,1988年)、《中国衣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王亚蓉的《中国民间刺绣》(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年)、武敏的《织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贾应逸的《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彭浩的《楚人的纺织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周汛的《中国历代服饰》(与高春明合作,学林出版社,1984年)等。

第三个时期:文革以后至今。

其间纺织品考古继续在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及北方内蒙古等地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与此同时,一批从当年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上海东华大学)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逐渐成长为这一个时期纺织史学中的主流研究者,另外在其他文博和科研教学单位也培养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研究者。这批文革后十多年里成长起来的纺织史专家,大都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或是直接得益于前面两个时期学者的教诲,所以掌握的专业知识比较系统,不仅熟悉古代纺织发展的历史及理论知识,且多数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有些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较深的造诣,他们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纺织品鉴赏日趋专业化。在第三个时期的学者中卓有成就的是包铭新和赵丰两位。包铭新先生从学数学转纺织史,再到现代服装评论,纺织品方面的主要相关论著有《中国历代染织绣图录》(与高汉玉先生合著)、《中国古代暗花丝织物》(《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中国织绣鉴赏与收藏》(包铭新、赵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其中《中国织绣鉴赏与收藏》的出版,标志着纺织品鉴赏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得到了重视。

赵丰被认为是第三个时期研究中国古代丝织品的带头学者(俞伟超先生语),他先是学习染整工程专业,以后又师从朱新予和周启澄两位导师学习丝绸史和纺织史,并一直从事纺织文物研究。他不仅仔细观察和分析过青海都兰吐谷浑墓地和内蒙古赤峰辽代耶律羽之墓等遗存中出土的许多丝织品,而且曾应邀为全国各地十多家博物馆考古所及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作中国纺织品鉴定,经手鉴定织物几千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逾百篇,代表著作有《唐代丝绸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年)、《丝绸艺术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并改名《中国丝绸艺术史》)、《织绣珍品》(香港/艺纱堂出版,1999年)、《辽代丝绸》(香港沐文堂,2004年)以及主编的《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2年)、《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纺织品鉴定保护概论》(文物出版社,2002年),内容涉及纺织品技术、艺术,以及纺织文化交流、纺织品考古、鉴定和纺织品历史等包括几乎纺织品研究鉴赏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知识。《丝绸艺术史》从丝绸的技术和艺术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纺织品的种类鉴别和艺术发展过程作了较为简洁而伞面的阐述,此书长期作为染织艺术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适合初步进入这一领域的新生阅读。而《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则可看作是前一著作艺术发展部分的插图版,它精选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丝绸珍品100件,逐件附有较详细的艺术风格分析及技术分析,并采用中英文对照,书后附纺织术语说明,全彩印刷,在国际纺织艺术爱好者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唐代丝绸丝绸之路》和《辽代丝绸》则是对两个时期纺织品和服装的断代研究,而最新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全书170万字,插图近1400幅,内容包括自古至2000年问主要的丝绸文物的种类和图案,是目前所知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丝绸历史的巨著,对于纺织品文物鉴赏而言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此外,像高春明先生的《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也是属于在第三个时期里较为重要的著作。

由于纺织品鉴赏涉及知识比较专门,需要同时兼顾艺术与技术、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并且结合实物的研究尤其重要。因此,学习纺织品鉴赏者除了阅读以上专家的著作和论文增进学养以外,还要多参观博物馆。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清织绣、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元明书画缂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汉唐织物、湖北荆州市博物馆的战国锦绣、湖南省博物馆的西汉织物和服装、福建省博物馆的南宋丝绸和服装、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苏州的苏州丝绸博物馆和刺绣博物馆、南通的南通纺织博物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织锦陈列馆等。有条件还应参观国外收藏中国纺织文物较多的博物馆。如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日本正仓院等。博物馆所藏大多为真品中的精品,多看一定对鉴赏能力有益,不懂的地方再结合上面介绍的专门论著阅读,这样文献和文物相互印证,经日积月累以后,鉴赏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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