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的结构与开放目标的动态提升
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国际经济地位持续提升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升要素集聚能力是继续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全面认识现代国家经济实力的结构，从而进一步从全方位上提升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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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中国国家经济能力结构，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要素集聚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是，要素集聚能力并非现代国家能力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
经济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工业化继续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这就决定了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拥有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拥有了现代经济的主导权，进而拥有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权。现代经济既是全球化经济，也是知识经济。当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发挥作用时，这个国家也就主导了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尽管技术要素在某一个国家集聚，但技术的所有权仍然归母国所有。
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并且是一个大部分产品过度供给的市场。对于稀缺产品来说是生产者主要，而对于过剩产品来说则是购买者主要，消费者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作用：对产品的吸收能力即一国的购买能力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购买能力不限于消费购买，也包括投资购买，因此是吸收能力。
由此可见，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可能并需要拥有三大能力，即创新能力、购买能力以及要素集聚能力。从总体上说，中国拥有其中的一个半。中国在总体上缺乏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的最大弱点。中国有巨大的购买力，但对这种购买力的理解应当全面。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但相对于产出来说消费率是低的，金融与企业体制的多种原因使高储蓄也不能有效转变为国内高投资率从而形成产出对外部市场的巨大需求和资本对外部来源的巨大需求。同时购买力并不完全来自于本国居民和企业。除了迅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巨大的投资需求外，相当一部分购买力本身就来自于要素集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导致进口需求增长，经济规模在要素集聚中迅速扩大增大了本地需求和进口需求，特别是在华外国人及其商务活动的本地需求。这说明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依赖于第三种能力即要素集聚能力。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的迅速上升使政府采购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典型的是中国对民用客机的需求，除了经济本身高速发展外，国内市场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的开放，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的需求，但是对民用客机的巨大需求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外交能力。市场准入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这样。这既说明了中国的购买能力部分来自于要素集聚能力，也说明了购买能力的重要意义。
理论分析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是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一个缩影，外贸外资双顺差都是全球化让中国承担加工制造功能的结果。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影响着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的话，那么在今天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另一面我们也看到，属于国家主权的汇率调整权正是中国国家能力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均收入还很低，有许多发展任务需要解决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对全球化经济的流量调节的巨大能力是罕见的。
面对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也需要保持清醒。这种清醒能使我们既看到发展的成就和力量所在，也看到发展中的不足与弱点所在。
开放经济的发展成就需要用开放经济的理念来评估。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已使国家经济实力等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由于GDP和外贸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资，简单采用以本地生产总值和基于地理意义的出口等传统统计概念已使我们不能客观评估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不利于正确认识发展中的不足，不利于对提高开放水平的探索。换言之，以全球化经济的新理念客观评估国力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基础。1。
在持续运用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国实现真实国力的持续增长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核心能力之一。但是，首先，这只是现代国家核心能力之一。其次，如果不分清集聚世界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与真实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既不利于国力的持续提升，也不利于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第三，如果在提升这种能力的过程中过度依赖政策激励而不是机制优化，那么其中就可能包含着不必要的利益外流，从而影响国力的更有效提升。
因此，在持续提升国家要素集聚能力的同时，需要关注广泛的发展战略问题。
2、加强科技创新，培育高级要素，提升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
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上说，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变化上说，中国对外开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适应中国发展新阶段目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机制的要求，中国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走向战略阶段性推进的新任务。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的强弱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专利、技术、管理等具有极高的流动性，高素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而土地与自然资源没有可流动性。要素流动性差异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全球化经济下要素流动的方向是流动性强的要素流向流动性弱的要素集聚地实现要素的组合；二是流动性高的要素国际价格趋同显著，而流动性较低的要素将保留价格的巨大国际差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优势是劳动力，廉价的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优势要素，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利性的基础。一般加工型劳动力的低流动性决定了各国劳动力供给相对差异的长期维持，在一些国家中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决定了劳动力低价格的长期保持。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的利益分配地位也就因此而确定。
确定国际分工的本质使我们能够研究国际分工利益分配原理。决定全球化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改变要素的所有权属性，从而不改变要素的国民属性。因此，以要素的稀缺度决定要素价格的规律也就获得了其展开形式，以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决定相对利益大小的分配：要素收益分配关系取决于要素的稀缺性，优势要素更高的稀缺度要求更高的收益分配，从而主导着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要素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征，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产业发展特征，同时掩盖了要素的国民特征；要素的收益决定于该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因而全球化经济中国家间收益分配决定于要素分布结构；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多种方式，可以在不改变要素所有权下流动。
要素流入国实现了“为我所用”，要素流出国保持了“为我所有”，前者通过要素的使用获得利益，后者通过要素的拥有获得利益，但要素拥有结构、流动特征和稀缺度的不对称性决定的收益的非对称性。全球要素流动是存在着技术与体制偏向的，高级要素的流动是充分的，而低级要素的流动则是不充分的。资本、技术、优秀人才、标准、品牌、跨国经营网络、跨国企业组织等极易流动，而加工型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不能流动。这就导致了生产能力从而产品出口能力由高级要素拥有国家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的流动和集中的特征。相应地就有广义高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而金融财富以收益形式向高级要素拥有国家返流的基本特征。
于是就产生了要素自由流动对各国财富积累的不同影响。发达国家资本与各类高级要素净流出总量增长，财富的国际布局变化。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财富积累的速度是存在着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低级要素的收益主要转化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最终消费，土地和自然资源是有限供给的和不可再生的，而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收益或转化为高级要素再开发，或转化为金融资产的积累，并且大部分是可再生的。这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以低级要素优势构建要素集聚能力的局限性。
集中力量加快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以实现中国在集聚世界要素的同时自身更多的高级要素，更优的要素结构，更高的要素收益，从而更强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中国战略的紧迫任务。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方式，但是这一规律并不排除这个国家可以致力于通过逐步改变要素结构从而改变参与全球化经济方式的可能性。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正确性正是在于，他既承认了要素的重要性，又从更广义上解释要素，并最终得出国家应当培育高级要素的结论2。比较优势论通过证明贸易都有利说明自由贸易更好，要素禀赋论证明要素禀赋影响贸易结构说明分工特点，与这两种贸易纯理论相比，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有政策与战略意义。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要素禀赋是既定的，但这并不排除该国培育高级要素从而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可能性，事实上国家开放战略的要点正在于此。否则的话，一旦世界分工格局形成，将永远不能变化，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显然不是这样。
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参与方式的必要性还在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产业国际化现象，但是按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及其利益分配并不是平等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增加值大小的显著区别，我们不能因为产业的国际化而不看到这种水平分工中的分工地位从而利益差异。高增加值和关键技术环节才是一产业的最重要环节，掌握了这一环节的国家才是该产业的主导国家。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起某个产业不是看是否有该产品出口，而是要看是否拥有这一产业的最重要产业链。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竞争力都是有意义的。
作为当代国家竞争基础的广义要素既可能通过国际流动实现其优势，又可能通过本国的培育而形成其优势。今天中国强调“自主创新”、“科教兴国”以及“体制创新”等，其深远意义都在于培育国家的要素竞争优势。
购买能力作为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原理决定了，中国需要增强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产品吸收能力，以增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购买者主权实力地位。
在吸收外资的同时运用好国内资金，将使中国形成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的吸收能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内有资金仍然大力吸收外资就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一方面吸收外资有着增强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内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原因既在于我们企业的低效，也在于金融系统的不健全。国内经济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开放效益研究也归结到这一点。中国缺乏企业和企业家导致国内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使用，同时又以高度优惠方式吸收外资，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因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只能依靠外资。我们的重点应当是深化国内改革去尽快改变单依靠外部条件而不注重改善内部条件这一局面。中国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发展中的利益是巨大的，国内金融和企业体制的改革将使发展利益更由中国资本分享，这对于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更有直接意义。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反过来会约束增长。由于由外资带来的高GDP增长掩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有限增长，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内需拉动力弱，于是又对外资有更大的依赖。地方政府有较高的引进外资拉动GDP的能力，但缺乏以促进消费和内需拉动经济的能力，这也是目前政策与体制的一大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