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为何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决策者张之洞当时的说法（主要着眼于督察）一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
本文认为，张氏的说法受特定的影响，并未透露其主要动机。
张之洞放弃在大冶设厂之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同李鸿章、盛宣怀矛盾激化的结果。
后又受武汉地区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制约，遂将铁厂设于汉阳大别山下。
汉阳铁厂之布局，是当时特定的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
主题词：汉阳铁厂 厂址定位 张之洞一 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拙文业已阐明：张之洞在粤原定炼铁机炉之所以移设湖北，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譞所主持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海署），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置以及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1] 接下来，钢铁厂放弃了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这一中观、微观层面的决策，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出的。
汉阳铁厂的选址历来引起人们的争议，褒之者或贬之者多致力于争辩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
至于张氏这一选择的原因，却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
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
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
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
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
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即赔，四也。
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合用，何从销售？五也。
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安得许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绘、算各生亦不敷用。
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
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
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
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
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
此则中法，非西法。
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
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
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
白（指洋矿师白乃富，引者注）议为是。
[2]①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相当全面。
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出以上范围。
他认为：“为节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
”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三、四、五、七）完全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
换句话说，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距离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
”[4] 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定。
他认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
”[5] 显而易见，两位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以张氏上述说法作为解释铁厂定位的依据。
诚然，上引张之洞电文，包括稍后不久张氏本人的有关文献，系决策者当时留下的原始，其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问题在于，作为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产物，该电文是否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张之洞决策时的真实想法？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张氏是否还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隐衷？对此，我们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 一条关键史料之辨析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郑重承诺将粤省原定机炉移鄂兴办。
对于铁厂厂址问题，他表示：“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湘煤湘铁尚合算，即设武昌省城外江边。
”[6] 表明起初张氏对此并无定见。
这一期间张氏意见不断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绪十五年底至光绪十六年四月初止，张氏由初无定见到计划“运煤就铁”，在大冶设厂。
[7]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至五月底，张氏决定放弃大冶，另在武昌省城附近择地设厂。
此间张氏主要在武昌省城附近塘角地方、省城外东南汤生湖边金鸡垸等地斟酌、徘徊，终于被迫放弃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的打算。
五月底至七月份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氏将目光由武昌转向汉阳，并最终定计设厂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
很明显，其间张之洞的态度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四月八日放弃大冶，转向武昌；二是五月底由武昌转向汉阳。
尤以第一次转变最为关键。
上引四月八日张之洞电文，即为张氏决定放弃大冶时对盛宣怀所作的解释。
我们不妨将之纳入张氏决策的全过程当中，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自然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其一，大冶黄石港一带是否确无适宜之地？ 张电中第一条理由即为“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
后来张之洞又举光绪初年盛宣怀与博师敦（一作郭师敦）之勘矿报告，以及当时徐建寅（字仲虎，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之子）等的测绘情况，进一步加以说明。
[8] 从表面上看，似乎张氏的决定充分尊重了专家们的意见，是受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不得不然的结果。
其实不然。
首先，张氏所提到的《郭师敦勘矿报告》,今尚可见，该报告中说：寻觅安置熔炉之地，沿江一带类皆低洼，惟黄石港东首半英里外基地一方为合式。
该处土下原系坚石，正可就其培筑安炉。
地近江滨，而基址颇高，较诸左近各处高下相去约有数尺，虽江水涨时亦不致有浸淹厂所之虞。
再，灰石矿山在该处东首一英里，以供化铁尤为近便。
而装运应用机器及煤角力矿石，无不皆便。
[9] 我们从中似难得出该处并无善地的结论。
至于徐建寅当时的测绘结果，今已找不到第一手材料予以说明，但我们可以从光绪十六年八日二十日徐氏给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看出其大致情形。
信中说：“如煤、铁、灰石均聚一隅，自应在黄石港设炉，而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以在距省相近者为合用，现已决计在汉阳矣。
”[10]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之洞设厂汉阳的强烈不满，我们很难相信，“大冶江边无适宜之地”会是这位中国专家测绘出来的结论。
实际上，后来铁厂商办之后，郑观应（一作郑官应）及其所雇洋矿师马克斯等即在大冶附近觅得适宜厂地多处。
[11] 而且后来汉冶萍公司也确曾在大冶选定新厂址，添设大型铁炉，冶炼生铁。
[12] 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张氏此说并非实情。
此外，还应指出，张氏在三月份曾多次声称，铁厂拟“运煤就铁”，在大冶附近设厂。
而适宜的厂地是铁厂设立之先决条件，倘若大冶附近果真无一善地，则张氏本人三月份之主张岂非儿戏？可见，张氏这一说法不过是有意搪塞之辞。
其二，就运费而言，厂设大冶或武汉地区，二者究竟孰省孰费？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存。